法治周末记者 武 杰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 曲思睿

11月20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宣布有76种科技期刊入选“中国科技期刊国际影响力提升计划”，据称，该计划源于中国科技期刊面临的危机。入选的期刊将获得中央财政专项资金9100万元的支持，这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一笔期刊资助经费。

与此同时，近几个月来人文类杂志《万象》的无限期休刊，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万象》杂志是20世纪40年代上海的一份颇有影响力的综合杂志。消失近50年后，在沈昌文、陆灏、陈子善等人的努力下，《万象》于1998年11月以新的面貌面世。

《万象》杂志相关负责人在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否认杂志已停刊，并称这几个月不出新刊，是因为编辑部对傅杰的《八卦碎片》一文意见不统一。对于这个解释，许多业内人士都表示无法信服。

《万象》编辑部的王丽君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万象》目前仍是休刊状态，以后怎么办要看主办单位辽宁教育出版社的打算。但辽教社的一位工作人员也道出了《万象》未来的不确定性。辽教社对《万象》投入的资金有限，杂志社主要是自负盈亏，但是在人文艺术期刊普遍萧条的情况下，《万象》的盈利能力一直不足。

在大部分人文学术类期刊依靠出版集团、研究机构、地方政府等投资方艰难度日的情况下，《万象》的未来依然堪忧。

曾经的黄金时期

《十月》杂志的编辑室里，这些天显得格外忙碌。为了庆祝创刊35周年，优秀作品的评选活动正在进行。1978年8月，这本冲破当时意识形态的禁区，让文学开始真正反映现实生活的文学期刊，伴随着很多人从少年步入中年。

35年前，在北京东兴隆街的一幢简易木楼里，北京出版社的编辑张守仁和王世敏、章仲锷由于会议间隙一次关于文学潮流的讨论，创办了一本叫做《十月》的杂志。

改革开放前，当时的文学期刊是《人民文学》牵头，各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文艺”助阵。打破这一格局的，是当时被誉为“四大名旦”的大型文学期刊的问世：1978年8月创刊的《十月》(北京出版社)；1979年年初复刊的《收获》(上海作家协会)；1979年5月创刊的《花城》(广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年底创刊的《当代》(人民文学出版社)。

那时候是各类期刊，尤其文学期刊的黄金时代，很多杂志常常起源于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某次不经意的闲聊。那个时代，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杂志带来新的潮流，承载着人们对新的文化生活的渴望。

可以说，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人文和文学期刊进入继晚清、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的第三个黄金时期。从1979年至1985年间，全国期刊的种数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九左右，总印数平均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二左右。单就文学杂志来说，最多时文学类杂志达600多种。
与种类数字一样可观的还有杂志的销量。在《十月》的创刊人张守仁记忆中，“那时印《十月》十趟车拉的纸都不够，后来在北京都印不过来了，我们不得不在成都、西安、武汉同时印刷。”

《十月》从创刊伊始便发行10万册，1981年，最高印数达58.5万册。有中国文学风向标之称的《收获》、《人民文学》等文学期刊的发行量一度达到80多万册，那是一个小说可以轰动全国的年代，即便是没有什么名气的文学刊物，也可以发行到几十万册。

“在那个人人读书的年代，追求的时尚是，读没读过哪本刚出刊的杂志，谈论的话题是哪篇小说写得好。”《十月》常务副主编陈东捷感叹。当代文学史上有名的作家也多是这些杂志的常客，他们中有余秋雨、余华、艾青、宗璞、王蒙、铁凝、贾平凹……向有影响力的杂志投稿是当年很多年轻作家步入文坛的最佳途径，很多读者正是通过文学期刊认识了这些作家。

然而到了上世纪90年代，随着各种娱乐生活的兴起，人文和文学刊物逐渐褪去了“黄金战衣”。期刊不仅辉煌不再，甚至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期刊市场低迷、销量萎缩、读者严重分流，成为普遍问题。进入新世纪，几乎全部的人文和文学刊物发行量都一直往下掉。其中，纯文学期刊的订数从百万份的最高峰跌落到一两万甚至是几千、几百份的低谷，不少刊物相继改版、易主甚至停刊。

褪去“黄金战衣”的变身

目前对于很多人文艺术类期刊来说，邮局订购依旧是最主要的销售渠道。

“通过报刊亭和实体书店销量比较少，尤其是这几年一些城市拆除了报刊亭，我们主要还是依靠稳定读者群的长期订阅。”《收获》编辑部主任叶开告诉法治周末记者。叶开说，去年他们刚刚对读者群做了调查，“年龄段比较宽泛，但总体还是教育程度较高的读者在长期订阅”。现在《收获》双月刊每期10万的销量，与当初的销量不可同日而语，但已经是文学期刊中的佼佼者。

《青年文学》执行主编邱华栋曾经分析说，一份期刊，只要有每期5万份左右的订阅量，就能维持运转。然而，能突破5万份这一“生死线”的文学期刊，全国加起来也只有七八份。

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洪治纲认为，信息时代与印刷媒介时代在重塑理性、培养知识精英意识等方面完全相反。“80后”这一代，心中已经没有了纯文学、人文刊物的概念，到了在电子媒介文化影响下而成长起来的“90后”一代，对印刷文化更是有着天然的抗拒。

如今站在刊物种类繁多的报刊亭前，最显眼的位置摆放的总是时尚类的八卦杂志，当红明星占据封面，讲述着每个人的穿衣之道和当下的流行趋势。

而现在很多人购买传统人文和文学杂志多是由于长期购买的惯性使然，认真读完已经是一种奢望。“以前我在公交、地铁上还能看见人们看《十月》，后来看报纸，现在都是拿着手机了。”陈东捷说。虽然《十月》依然能够维持每期七八万份的发行量，但是新媒体带来的冲击还是让陈东捷有些担忧。

当期刊没有动辄几十万的销量加身，求变就成为唯一的生存之道。

有人梳理了几家知名人文期刊涨价之外的改革之路：《北京文学》改成了半月刊，在出版正刊的同时，出版选刊《中篇小说月报》；《收获》2001年推出第一期《长篇小说增刊》，发行了10多万册；《十月》2003年年底，利用主办方北京出版社的出版资源，推出增刊，引发了发表长篇小说的新竞争(2005年，《十月》杂志索性变身为月刊，在出版6期正刊的同时，出版6期长篇小说选刊，目的是扩展杂志社的经济来源)；2005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当代》杂志也改成了月刊，出版6期正刊，再出版6期长篇小说选刊，他们同样期望依托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资源，为杂志“谋福利”；2000年，《作家》杂志全面改版，打出“中国的《纽约客》”旗号，当年推出了两期长篇小说专号，每期发表两部长篇小说。

《作家》杂志主编宗仁发感慨说：“近七八年来，期刊的面貌可谓旧貌换新颜：封面改了，版式改了，纸张改了，内容改了，冲破纯文学的清规戒律，倡导跨文体写作，鼓吹行走文学，强调作家立场，注重故事叙述。”

一般的时尚和消费类杂志可以通过大量费用高昂的彩页广告来维持运营，但人文和文学期刊的读者是本着对文化、文学的热爱和兴趣来购买，他们更期望从杂志里看到大量的文化信息和内容，而不是图片和广告。因此愿意投入广告的潜在客户最后还是会转而选择不那么“严肃”的杂志以及引导消费概念、消费方式的杂志。

如今存活下来的大多数文学期刊都在为生存求变，有的文学杂志靠企业赞助；有的在正刊之外出“李鬼”，收版面费生财；有的如《天涯》等尝试将纸质文学期刊电子化，以吸引更多年轻读者；有的干脆转型刊登其他内容。甚至有几份经改版的文学刊物，都被业内人士称之为“媚俗的大众读物”，而不再承认它们的文学特性。

但对于市场上销量可观的几家期刊来说，高品质和高质量是他们在接受采访时不断强调的要素。“内容为王”始终是期刊的生存之道。

2011年，上海市设立稿酬专项资金，专门用于提高本地区文学刊物《收获》和《上海文学》的稿酬，每千字从原来的80元提到最高500元。每年100万元全部用于作者稿酬，相关部门每月会进行审核，编辑部不能拿一分钱。这既能帮助作者获得更体面的稿费收入，也增强了期刊的竞争力。

回归理性、回归小众

在很多人高呼中国人已经不读书的时候，期刊界的业内人士却并不这么悲观。他们冷静地说着：“纯文学、人文期刊本来就是小众的，当时的狂热如果持续到现在，才是不正常的。”

上世纪80年代，《收获》、《人民文学》等文学期刊的发行量达到80多万份的时候，这个数字一度被看作期刊“黄金时代”的一个醒目标志。然而，就在当时，已故《收获》主编巴金敏锐地认识到这个过度膨胀的数字“是不正常的”，他主动提出减少发行量。

过去期刊超高的发行量，是改革开放初期人们从文化匮乏年代走出来时强烈的求知欲所致，包含了很多文学之外的因素。叶开认为，现在，有的人喜欢娱乐，有的人喜欢时尚，有的人喜欢纯文学，这种多元化是正常的，体现了社会的包容。“今天人文和文学期刊的发行量，更客观更真实。”他说，“现在的文学期刊不是少，反而是太多。每个省市都有作协、政府扶持的文学期刊。”

一个数据很能说明问题，作家邱华栋对记者表示，中国有9000多种杂志，活着的文学杂志还有二三百家，其中纯文学杂志至少还有150家左右，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大多数的文学期刊还是生存下来了，“死掉的文学杂志也就十来家”。

对杂志发行量的理性看待并不代表着固步自封，通过网络、手机客户端推广也已经被很多文学期刊提上了日程。11月25日中午，《收获》发出了第一条面向微信订户的群发内容。

今年5月，《小说月报》已经率先做出了尝试，编辑部开通微信公众账号。从今年第7期起，杂志的封底加印了微博、微信二维码。近两三个月来，微信订阅户以每天100多人的速度增加。

叶开说：“新一代人群阅读和获取信息的方式与过去不一样了，我们要在读者人群中扩大知名度和覆盖率，就要采取最容易到达他们的方式。”
但是叶开强调，微信、网络只是期刊的一个延伸，保持杂志的顶尖水准，才是期刊成功的关键。

法律类期刊在体制和“垃圾”中跋涉

同人文和文学类期刊一样，中国也是法律类期刊的大国。法律类期刊共有600多种，《政法论坛》主编王人博将其分为3个类别。

第一类是法律文化生活类的，像法制新闻、法制文学。这是消费型的法律文化刊物。

第二类是以部门实务为主，大概有100多种。《公安大学学报》、《检察官学院学报》、《中国监狱学刊》、《中国版权》、《中国公证》等，这些都是部门行业为主的期刊。

第三类则是以法学学术为主的期刊，由法学研究机构、政法院校、司法机关、法学会等主办，这类期刊大约有180多种。

法律类期刊同样面临着数字化和新的传播方式的冲击，即使是曾经有过高达几万份发行量、始终处于法学期刊排行榜前端的《法学研究》也受到不小的影响。《法学研究》资深编辑张广兴表示，“法律类期刊从很早开始就出现了发行量走低的现象”。张广兴认为，如果读者在网上可以及时读到杂志的内容，对发行量是会有一定影响的。

虽然通过网络获得学术信息的年轻学者越来越多，但是由于法学院和法律从业人员的增多，《政法论坛》副主编陆敏表示，关注阅读法律类期刊的数反而是增长的。但是这繁荣的表面下却隐藏着令人忧虑的事情。《现代法学》编辑部主任林士平对当下刊物的质量抱有深深的忧虑。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法律期刊主编表示，最痛苦的职业就是法学编辑，“我们一个编辑一个月要处理300多篇稿件，我称之为‘垃圾处理’”。因为在他看来，当下法学刊物每年收到的投稿质量普遍不高。

垃圾文章的大量产生是因为法律类期刊承载了学术评价的功能。在我国法学界，法律期刊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包括学位、学历、职称、晋升以及一些资格的获得，都会受到这个平台的影响和制约。

但为了保证法律类期刊的质量和公正性而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引进的匿名评审制度在中国也多少有些水土不服。除此之外，法律类期刊多受困于当前的体制。林士平举例说，比如《哈佛法律评论》、《科学》这一类的期刊，不是官办的，《哈佛法律评论》是学生办的，《科学》是几个同行、专家办的，“但是我们现在办刊走的都是行政编制，人们进入其中更在乎的是职称、待遇，如何办好杂志并不是最关心的问题”。林士平认为这种办刊体制会制约期刊发展的活力。

林士平建议引入一些市场机制，但是这个观点无法被其他的法学杂志所接受。《法学家》副主编朱大旗担心，纯粹的学术刊物，受众范围较小，如果市场化的话难以依靠提高印数来增加盈利。

但正如人文和文学期刊的解决之道一样，几位法律期刊的编辑都表示，最要紧的还是要提高发表文章的学术质量，学术二字才是生存之本。

原文标题：人文期刊有没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