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大约47年前，石景宜一家人在香港一家影楼拍摄的全家福。南方日报记者 张由琼翻拍

2011年6月29日，原本位于香港九龙旺角通菜街的汉荣书局旧书店，因扩大经营的需要搬迁至油麻地。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石汉基（左五）和母亲刘紫英女士（中）、弟弟石国基（左三）和石永基（左一）等家人出席在暨南大学举行的“石景宜刘紫英伉俪挑战杯奖励金”颁奖仪式。

“世家”，旧时候指门第高贵并且世代相沿续的人家，也指以某种专业世代相承的家族。从本期开始，《家庭周刊》封面不定期开设栏目“世家”，为你讲述岭南地区各行各业享有德望与美名的世家故事。这些世家不仅拥有高超的技艺、深厚的学养，更拥有历经沧桑的阅历以及独到的智慧；他们代代传承的，无论是一门手艺、一桩生意、一个品牌还是一句家训，归根结底是一种人文理想和传统情怀。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是经过时间淘洗的、真正的“贵族”。

2013年12月30日上午，香港汉荣书局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石汉基微笑着将印着“石景宜刘紫英伉俪挑战杯奖励金”的红色大信封，颁发到了暨南大学获奖学生的手中。拍完照后，他微微躬下腰，略微用力地握了握这位同学的手，然后目送他回到座位上。

石汉基年过六旬，头发花白，但却脸庞红润，鲜有皱纹。他语速略快但掷地有声，发言时嘴角和眉毛会微微上扬。他表示：“只有创新才是一个民族进步的核心竞争力。”在石家人看来，这个仪式十分重要，包括石汉基母亲刘紫英，弟弟石国基、石永基等，当天石家总共有7人前来参加颁奖仪式。

这是一个团结的大家庭，过去半个世纪风雨同舟，苦心经营，让汉荣书局成为屹立香港超过四十年的名牌书店；这也是一个非凡的大家庭，石汉基的父亲石景宜为实现“赠书报国”的宏愿，自1978年开始向大陆和台湾赠书，被尊称为“文化书使”。2007年石景宜辞世后，他的儿子们继承了他的遗志，继续为传播中华传统文化而奔走。30多年来石家总共向海峡两岸捐赠了700多万册图书，遍布全国700多个地区、2000多个图书馆，总价值超过1亿元港币。

去年11月，石汉基当选首届广府人“十大杰出人物”。如今，“文化书使”的使命和荣誉正在石家第三代人身上继续传递。

筚路蓝缕筑书局

1916年，家中排行第六的石景宜出生在广东南海西樵山下的一个书香世家，他的曾祖父当过清朝武官，祖父石国璋则是秀才，并在京城最高教育机构国子监当过太学生。

石景宜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于1936年考入广州勷勤大学会计系，但因日寇入侵，大学二年级他被迫辍学，过上了一段为躲避战乱而颠沛流离的日子。与卖书结缘，是在抗战胜利后。

1945年，石景宜开始在广州摆摊卖旧书，他利用上过大学又略通英语的优势，在废纸堆中挖掘出了不少珍贵古籍、外文资料、珍本等，书摊生意也越来越好，直至1947年在文德路开起了忠诚书店。

广州不少文化界的老前辈们，也都还记得这家小书店：如果苦苦寻求一本书而不得时，那就去忠诚书店找找吧。当时广州市中山图书馆馆长杜定友、历史学家商承祚、甲骨文研究专家容庚教授等，都是忠诚书店的熟客。

1958年10月，石景宜因患肺病，投奔到香港的二姐家治疗。当身体转好后，他开始寻思着在这里做些什么补贴家用，照顾仍在广州的妻子和孩子。

当时的香港，学生用的教材都必须按照学校开出的书单自行购买，因此二手教科书十分受欢迎。发现这个商机后，石景宜决定从事自己最熟悉的行业——卖二手教科书。

1959年夏天，40岁的石景宜从几毛钱一个的8个木头牛奶箱、手推车组成的流动书摊开始，重新在香港开始创业。他将收来的旧书修补后放在牛奶箱内，叠成两层，从一个书店的老板又变回了卖书小贩。

两三年后，妻子带着孩子相继移居香港，成为了石景宜的帮手。每天清晨，石景宜夫妻俩，把一辆手推车推到街边，将牛奶箱一字排开。石汉基和石国基每天放学后就来书摊帮忙，全家人一直要忙到深夜。

暑假则是售书的“黄金季节”，也是石家人一年中最忙碌最辛苦的日子，绝大部分学生都会利用这段时间购买新学年所需要的书籍。

“我暑假作业从来就没做过，父亲会给老师写个字条，说我要帮忙卖书。”在二儿子石国基的回忆中，到香港后的每一个暑假都是在日晒雨淋中度过的，他和哥哥早上要帮着父母出摊，晚上10点以后才能回家，回家后还要清点存货，补充缺书。

夫妻同心、父子协力，8个牛奶箱变成了几十个，一辆手推车也变成了三辆，石家人又一次成功闯过了创业难关。回忆起再度创业的艰难，石景宜心中也有愧疚：“我的几个孩子，从童年到成家都没有享受过夏天假日的乐趣。”

1964年，石景宜买下了九龙通菜街63号国荣大楼楼梯口一个只有三四平米的铺位，开了“国荣书店”，继续买卖旧书。这个狭小的空间根本称不上是书店，只能算是流动书摊的仓库——因为货物越来越多，10平方米的家中已堆不下了。每天晚上要有人轮流在那里值班看店，两张凳子拼在一起就是一个简易床。

为了生计，当汉基小学毕业后，石景宜希望他能停学帮助家中生意。作为家中长子，石汉基担下了这个担子，并成为了父亲事业中最得力的助手。

1970年是石景宜书局事业的转折点，汉荣书局挂牌成立。石家人将卖书业务扩展到了新书上，并终于告别了风吹日晒的小贩生活。

忠诚取信树品牌

在经营书局的过程中，石景宜非常注重“忠诚取信”，他对待事业忠诚，对待顾客忠诚，以忠诚取信于人。也正是这样的忠诚，让汉荣书局抓住了命运赠与的一次机会，在几代港人心中树立起了汉荣书局这块金字招牌。

1970年左右的香港的书局几乎全部主营中小学教科书，如何才能在同质竞争这条拥挤的道路中走出去？石景宜瞄准了高等教育教材市场。

当时的香港所有高等教育教材都是从英国进口，为了省去中间环节，1975年3月，石汉基去英国订购了一批可供销售两三年的高等教育教材，6、7月份运抵香港。

对于汉荣书局而言，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时机。此时英国发生了码头工人大罢工，其他书店都因罢工影响，无法将书籍及时运到香港。而此时各学校即将开学，工潮结束却遥遥无期，整个香港只有汉荣书店有充足的教科书可卖。

在这个节骨点上，汉荣书局并未囤积居奇，而是按往常一样平价卖出，一个暑假就将原本预计两三年才能卖完的书全部售清。随后，石景宜又当机立断，通过空运再订购了一批书来到香港，运费却自己掏，解了教育界燃眉之急，赢得了文化界的尊重。

这种品德并不仅仅在危机时刻才有所表现，而是石家人一直秉持的经营信念。有一次书局要在当年7月30日付清出版商一笔70万元港币的书款，8月4日就有一笔80万元港币的债款可收回。按一般人的做法，都会拖上几天，向对方申明一下情况，待债款回收后再付款。可石景宜为了遵守信用，宁愿在7月28日向银行付利息借贷款，准时在7月30日将款汇出。

1983年9月，港币汇率猛跌，由两个月前的4.8元港币兑1美元，跌至接近10比1。汉荣书局向英美新加坡出版商购货，支付的是美元，而在香港售书时收回的是港币，一进一出因汇率变化相差很大，但石景宜坚持按签订合同办事，宁愿自己承受损失，也依然以远低于实际汇价的价格售卖教科书，并准时向对方如数付款。到如今，汉荣书局仍保持着严格的规矩：绝对不拖欠一天货款，但收款可宽限。

目前，汉荣书局有限公司在油麻地弥敦道拥有一家实体店，在土瓜湾拥有一家教科书出版社，员工约100人。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人，几十年间带着自己的儿子、孙子，从这里购买传承知识的书本。

如今，石景宜、石汉基父子是香港书业著名巨子，汉荣书局也跻身于香港五大书局之列。石家人却从来都不忘初心。1990年9月30日，在汉荣书局成立20周年纪念日上，他们声明了书局的理想——“取诸读书人，用诸读书人。”

勤俭节约大家庭

相比其他现代家庭，石家人的关系更为传统和亲密。几十年来，石景宜一家一直住在香港通菜街的一栋12层的房子中。2007年石景宜去世后，三兄弟也仍未分家，三世同堂，除了出嫁的女儿，12口人全都住在这里。

从普通人看来，12层的楼房，应该让石家人住得非常十分“奢侈”，但事实并非如此。作为现在家里的“大家长”，石汉基一家4口一直住在1个约50平米的房间里，他的弟弟石国基家也是同样待遇，只有母亲住的地方最大——打通了2个小单元，连成了一个约110平方米的房间。

这栋12层的楼房共有33个单元，石家拥有其中的22个单元。除去自住的6个单元外，4个单元被用于出租，其余12个单元堆放的全是父亲的物品。“母亲房间大是因为所有人晚上都要去她那吃饭。”石家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如无重要之事，家里人必须回来一起吃晚饭。

虽然香港寸土寸金，但换个大点的房子对石家人而言并不是那么困难。“比起小时候我们现在的条件已经好很多了，房子够住就好了，没必要住那么大的地方，可以多省点钱出来。”石汉基说，石家至今没有自己的私车，包括父亲当年也是乘公车、地铁，“实在赶时间才会搭的士”。

石景宜早年就已向孩子们言明，不会将遗产留给他们，而勤俭是石景宜留给石家人的一笔无形财富。“你能猜出来我给我女儿生日送的是什么礼物吗？”石汉基用手比划了个四方形，“最普通的笔记本，后来我女儿都让我不要再送了。”

石景宜和刘紫英在儿子们的眼中，是“严父慈母”的配对，家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大事由父亲拍板。石景宜曾说：“好在我这大半生很幸运，在重大决策方面没有什么明显失误，才有今天这个局面。”

相对大家长制的父亲，刘紫英是一位具有传统美德的母亲，这位原本是三水一家大户的长房幺女，对于丈夫和儿子们的决定，从来都是默默支持，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地帮助他们。

1958年石景宜到香港看病，那时候他们的小儿子石永基才1岁不到，两地分居的三四年中，刘紫英带着4个年幼的孩子，从没有向石景宜抱怨过一句，也从来不将家里的困难向丈夫诉苦。

石景宜十分敬重妻子，夫妻感情十分融洽，他曾多次表示：“紫英是对我最理解、最贴心的人，我一刻也离不开她。”石景宜离世前，也对妻子十分放心不下，他又给家中多定了条“规矩”——每晚吃晚饭后，两个儿媳加上小儿子必须陪老太太打四圈麻将。

坚守赠书报国路

石汉基26岁时，石景宜也已年过花甲，儿子们的快速成长令他十分放心，他决定将书局交到长子手中，自己则放手去做一些想做的事情。

“父亲最大的愿望，是看到祖国早日统一，中华传统文化能发扬光大。”石景宜将人生中最后的精力，几乎都投入到了“赠书报国”及“文化书使”的事业中。同时，为了让父亲没有后顾之忧，石汉基在书局经营上兢兢业业，他的三个弟妹在毕业之后，也纷纷加入书局，全家人一起，苦心经营书局支持父亲的行动。

1978年开始，石景宜向内地赠书。1981年，石景宜用半年多时间在广东科学馆举办首次外国图书展览，这期间家乡人民对知识的渴望让他动容：展览闭幕后仍有人前来，即使看一看中文印制的书目过过瘾都已满足。

“如果我把钱拿来摆丰盛的宴席，请众多亲朋高高兴兴吃上一顿，到明天便消化了；赠书则不然，书籍是无价之宝，可以代代相传，其中制式取之无尽，用之不竭，不但这一代人受益不浅，还可以造福后代。”石景宜赠书的理念也逐渐得到了石家人的认同。

随后几年，石景宜数次借旅游签证前往台湾购书。在购书的过程中，石景宜与台湾文化界日渐熟悉，1988年他在台北成功地举办了《中国当代书画展》，成为开启大陆与台湾民间沟通的第一人；1990年他从中沟通，实现了向台湾赠送大陆书的夙愿，叩开了两岸交流的大门，被誉为“开启海峡文化之门第一人”。

然而，赠书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从选购、进书、包装到托运直至联系赠书、交赠，中间的过程繁冗劳累。“父亲算得上是文史方面的专家，他会亲自挑选自己认为的最有价值的书赠送。”石国基回忆道，父亲至91岁时，赠书的每个环节仍然必定亲力亲为，不轻易假手他人。

自父亲辞世后，儿子们继续继承了他的遗志，石景宜也如生前所说的那样，将自己所有的遗产全部投入到赠书事业中。“父亲在去世前，一直在跟我们交代他没做完的事情，比如答应了哪些人的书还没有送、要在南海建一个有质素的碑林等等，我们答应父亲一定会努力完成他的愿望。”

2010年，石家人举办了“石景宜博士杯”华夏书画创作大赛，同时赠书、捐资助学、建造碑林等一系列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行动，也都在持续中。“其实父亲留下的遗产肯定不够完成这些事情，我们也在努力经营，节省出更多的钱投入到赠书事业中来。”

从1978年至今，30多年来，石家捐出了多少册书，价值多少，网上有各种不同的答案。实际上，这个答案石家人自己都说不清。“几百万册书籍肯定有，但精确数字和价值我们也没有算过，可能算了我们自己也要心疼了。”石汉基开玩笑道。

收获赞美的同时，对石家的质疑声也从未间断过。早在石景宜1978年开始赠书时，就有人说他在试图打开内地市场，赚大钱。“父亲告诉我们，不能做教育行业以外的生意，也不能来内地做生意。”到如今，石家人仍然坚守着这条红线。

在儿子们看来，父亲留下的任务，即使在他们这代，都不一定能完成。为了书局和赠书事业，石汉基和石国基已经花白了头发。看到父亲如此辛苦，石汉基的大女儿石颖芝毕业后决定回来帮忙，成为了石家第三代中唯一在书局工作的人。

“孩子们现在有在银行的，有做广告的，但如果哪天书局需要他们，他们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回来帮忙。”石家第二代对第三代的期望很高，“希望他们将来能接下这副担子。”

家庭周刊策划统筹：陈志 李贺

本版撰文 南方日报记者 张婧 实习生 曹菲

原文标题：“文化书使”三代人的坚守与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