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

作者：张定浩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年1月

两年前，我开始读杜甫。那时我在美国读博士，模糊地感到一种压力，感到必须得想想什么是中国人、怎么做一个中国人的问题。读杜诗，见穷愁，感死生之变，我觉得时代和人生的窘境大概是常态，而二者的难度大概都在于寻找在窘境中振奋求正的意志与条理。但当时我读杜诗的经验与所谓“阅读的欢愉”离得不知道有多远——杜诗和诗人的人生都提出更多的问题，不太给答案，我在模糊触摸到一种浩瀚时，反而志气益微。这类似于读宗教文本的感觉，面前浩瀚无涯，每时每刻的体会反而更近于波涛不测。

是诗论，也是诗人论

这本书各章节的标题不是体裁、诗歌或绝妙好辞，而是曹子建、阮嗣宗、陶渊明这些诗人的姓名。这或许正是因为，这本书写古诗，但更写每一位写诗人具有时代感的特殊生命，它是诗论，更是诗人论。

在那种情况下，我第一次读到张定浩谈古诗、诗意、诗人的文章，有一些如今收在《既见君子：过去时代的诗与人》中。这些文章写出了我零星体会到但无力表达的那种古诗悬若日月的明亮美感。更重要的是，它们不仅是诗论，而且还表达（并证实）了一种伦理学。这种伦理学认为古代诗歌可以滋养、治疗今人的生命，这种伦理学关于古诗，也在某种程度上源于古诗，因此它同时也是一种历史观。

在“李太白”一章中，张定浩写到，对李杜的比较和评断，是中国历代文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这其中的奥秘，并不单归因于这二人诗才的杰出和广大，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真实的相遇中构成的关系，犹如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形容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时所说的，‘像是两块对立竖放的镜子，无限地反射对方、深化着对方’。李杜之于我们，并非赛诗会上两个顶着花环的胜利者，只是两个人执手相见，而整个中国诗的光谱，却就在这样的相见中，在无限的反射和深化中，完整地呈现出来。因此，比较和评断他们，也就是认识自己在整个光谱中的位置，这样的比较和评断，并不通往孰优孰劣的终极真理，只通向个人身心的安放。”

这种自我安放所肯定和追求的，是人与诗、古与今的心心相印。我以为，《既见君子》的记述是一种对诗生活的分析性叙事：首先，它认为，古诗也是古人的思想和生活方式，而且是中国思想和生活方式中较高的那些，其次，它意在彰显，古代诗与古代生活、在当代的古诗与当代生活、当代对古诗的阅读与古代诗人的写作，这三者之间并不断裂，三种诗与生活可以、并且正在相互体贴，古代能够帮助或治疗当代。在这个意义上，张定浩的文章再一次说明，好的诗论往往也是隐藏的时论。

这本书各章节的标题不是体裁、诗歌或绝妙好辞，而是曹子建、阮嗣宗、陶渊明这些诗人的姓名。这或许正是因为，这本书写古诗，但更写每一位写诗人具有时代感的特殊生命，它是诗论，更是诗人论。《既见君子》构建古代生命与今日生命的关系，让那些古代的诗歌和诗人，能够震荡我们今日的生命，照亮我们今天的生活与生命选择。

谈论古代有益我们自身

古对今、诗歌对生活的意义并非自然，这种偶然的、常受遗忘的好必须在论述中生发，它在如今的中国尤其需要有意的说明。

如今大多数记述作者个人的阅读行动和阅读经验的古诗论，都处在“鉴赏”传统下，有过度审美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往往或者将古代想象为与今天的中国迥然有别的他者，或者将古代架空成品位和文化，降解古代作为生活方式和政治的意义。前者割裂古今，后者则常成为时髦文化消费古代的助力。

《既见君子》中“关于古代”的动作，则不是谈论，赏鉴，提取，抽象这类主体对于客体的动作，而是打破和肯定。它打破间隔和陌生感，肯定那些存在着、但常为人忽视的关联。假如列出这本书的“是”与“不是”，那么，或许可以包括：

1.在古代与当代的关系上，它认为古代不止是当代的参照，而且能够映照当代；

2.在这本书自身与古代的关系上，它不是审美，而是一种具备美感和动能的召唤；

3.但它也并非招魂古代，而是立足于今，通过切身的阅读来体会古代对我们今人每日的生活与流淌的生命的意义。

古代与当代之间的承继性关系是真切、实在的。我们仍自觉或不自觉地生活在由古代诗歌作为核心力量之一塑造的中国，古代诗与古代诗人的生命在人们历代对诗歌和诗人的述说中，使中国成为中国。上海地铁中拎着电脑包赶去上班的程序员是一种新的旅人，时代困于札瘥夭昏，人仍不免饥寒匮厄。古代在现今常受到遗忘、忽略、或以过度审美化的方式被架空，成为所谓的文化遗产或国家传统。但我们生活在诗中，以往往不自知的方式生活在有李白的中国。

张定浩在书中引到T.S.艾略特的话：“这里没有任何翻案文章要做，谈论他只是为了有益于我们自身。”这种有益性事实上必须起源于对有义性的肯定，古对今、诗歌对生活的意义并非自然，这种偶然的、常受遗忘的好必须在论述中生发，它在如今的中国尤其需要有意的说明。

文体与语言：河流般的生活

在这本书中，诗与生活、当代与古代相互映照出一种晶莹剔透。张定浩的语言本身，像好的古诗语言那样，不仅具有美感，而且富于力度。

后记中，张定浩写下著书用意，“努力去碰触和谈论一些最优秀的古典诗人，来丰富和安定自己的生命”。我倒认为，这些文章其实并非“谈论”——它们与其对象之间并非谈论或赏鉴这种割裂性的关系，而是通过碰触而体会，在体会后建立一种以古照今的关联。这种关联是极为身体性的，它开始于书写作者自己的体会，高度个人化，又恰恰以其身体性的直接有意地构成一种中介，它中介的是《既见君子》的读者与古诗、古人、古代世界心心相印的遭遇。

《既见君子》的文体很特别，它混合了三种体裁：诗论、诗歌史及诗人传记、书写作者个人阅读经验的读诗记。它是对古代的评论集，也是置于和之于当代的读书记。

我会觉得，这种混融使这本书能成为一种对古今关系的“证”。它是论证过程，也是证据本身，证而后明。假如用更具宗教意味的词来形容其文体的话，张定浩的文章是一种有意的、有力度的呈现：读古诗，读古人的生命，想象他们生活的世界，体会他们用文字召唤的那个世界，这究竟有益于我们今人自身。

张定浩的文章是这种古今关系的论证和证据，它提示读者要更自觉地生活于以上关系中，让以上关系具备更有力的时代性。每一位诗人所生活于其中的那个古代，和我们今天的生活一样，都各有具备时代性的独特难度，可“既见君子”的遭遇，正是在这种难度中获得意义：

风雨凄凄，鸡鸣喈喈。既见君子，云胡不夷？

风雨潇潇，鸡鸣胶胶。既见君子，云胡不瘳？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

人体验乱世和变世中的风雨如晦，困厄中得见君子的经验是种即刻的诊断，也是种治愈。得见君子，诊察时代和自身的病症，扰乱死水，继之以探索，达到一种更安稳的状态。瘳是种病愈的心情，先瘳而后喜。

在这本书中，诗与生活、当代与古代相互映照出一种晶莹剔透。张定浩的语言本身，像好的古诗语言那样，不仅具有美感，而且富于力度。我反感一种流行的鉴赏古诗的写作。在内容上，鉴赏性的写作有将古诗与古代生活审美化的倾向，表面上对古代与诗歌心向往之，实质上否定古代对当代仍能具有安置性的意义。我认为鉴赏性的写作可谓用“奠”的一个字义否定了它的另一个字义——用供奉、朝拜、祭奠的方式，否定了奠定、稳固、安置的涵义。在语言上，鉴赏性的写作软弱无力，崇尚美感，但否定了古诗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实质性关系，就拆解了古诗美感所具备的崇高感和力度，鉴赏语言自身也就不可能真正地美，往往有美感之表而无其里。《既见君子》则并非如此。我喜欢张定浩的语言，它沉潜刚克，高明柔克，美而具备古诗强壮的特性，不伤于流利。在这个意义上，他是借古诗对当代的生活方式和当代语言做积极的介入与生成。

在题为《小河》的后记中，张定浩用河的流向比喻书的编排顺序：“它从曹植开始，下探至李白，转而逆流到曹操这里，进而上溯《十九首》、《诗经》，又掉头朝向《楚辞》以降。”

张定浩常使用与水相关的比喻。流动的江河，汇聚的湖海，周旋的潭水，荒凉河滩，沉默汹涌的东流春水，这些与水有关的意象与他语言的节奏和调性共同构成了一种辨识度很高的语言风格。以水作比生活，这和明月与春日桃花一样，是古典而中国的比方，让整本《既见君子》具有一种古典的气息。我想，这种比喻本身就在表达一种对历史和生活的理解，它既看到历史生命的周而复始，又看到奔腾与漩涡。历史与生活像水，循道而行，有时周旋积郁，跌宕起伏正是常态，在其中或能获得宽厚的活力和温柔的方向。而生命中漩涡般的事件连贯成河流，生命与生命的遭遇如水在江河湖海，是相随相伴的告别。

《既见君子》选段

我有时读古书，觉得言语文字曾经真是有强悍的力量，不像现在。比如田单攻聊城岁余不下，鲁仲连只是写了封信给素不相识的守城燕将，就结束了一切。《史记》里记录的鲁仲连书信绵长华丽，究其要点，不外乎《资治通鉴》引括出的一句话：“为公计者，不归燕则归齐。今独守孤城，齐兵日益而燕救不至，将何为乎？”为公计者，这是言语文字能够对他人起作用的前提；将何为乎？言语文字本身其实又是无为的，它只能唤起每个人内心深处的行事原则。所以，我每次读到燕将见书后哭泣三日拔刃自杀，就觉得实在伤感，仿佛自己就立在他不远处，毫无办法地看着他被言语文字的大风一点点从前呼后拥的战场吹回至孤独的自身，在那里，他是无比软弱的，同时又是不可摧毁的。

我因此不太喜欢鲁仲连，他似乎有点滥用了文字的力量，田单随后屠城，文字并没有阻挡住必将到来的杀戮。但他旋即摒弃富贵，逃到远远的海上，从此沉默，教人对他还是生出敬意，比如当魏安釐王批评鲁仲连的遁世是“强作之者，非体自然”的时候，子顺就为之申辩道，“人皆作之。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之不变，习与体成，则自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