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庄庸专栏】张秋林现在，也需要从自己的“第一人生”中REBORN（重生/新生），在“中国化”的第二次创业时代中，开创自己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人生”。

2014年12月1日，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公司正式挂牌成立，成为国内“第一家内生裂变而成的少儿出版集团”。

在我看来，这是张秋林再一次以超越时代半步的洞见和反应，开启了他本人以及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第二次创业时代”的第二人生（the second life）。

要理解这一点，必须把“焦点”聚集在：二十一世纪出版社为什么“集团化”？它的“内生裂变”到底应什么“运”而生？在这个抉择背后，张秋林的思路、逻辑和下一步趋向是什么？

这是一个大势所“趋”，取势而“为”，找准切入点和着力点的结果。小切口，大格局，张秋林以此作为他“第二次创业时代”的新支点，其实是在构建一个撬动二十一世纪的杠杆。

小切口，大格局：切入“赢取下一代的‘中国化’战略”

首先，最引人注目的，是从“建立一所没有围墙的学校，为0~18岁每一个年龄段孩子的快乐阅读、健康成长提供精神食粮”的出版社定位，到“做中国青少年出版的领导品牌，成为全方位、全媒介、全产业链的青少年文化产品提供商与服务运营商”的集团定位。

这可以说是二十一世纪“集团化”和“内生裂变”的轴心轨迹。而解读二十一世纪这种“集团化”和“内生的裂变”，一个最重要的视角，就是中国青少年的“阅读政治”危机与契机。

危机在哪里？就是“非中国”，或“去中国化”。从2006年到2008年，当我关注二十一世纪从经营作品向经营作家转变，率先创造从郑渊洁到晓玲叮当、李毓佩等本土原创“一个作家所有作品只在一家出版社出版”的出版模式时，也同期分析了“青少年读物的阅读政治危机”：当80后、90后、00后“我为哈利狂”、“伴随着动漫长大”、“一岁就上常青藤”时……在阅读中政治争取年轻人的“阅读危机”，就正在向“阅读政治危机”演变。直至当下，中国青少年面临的最核心的战略问题，就是应对“非中国”或“去中国化”的危机，培养“中国化”的下一代——具有对中国国家、民族和意识形态的认同，又能阐述、表述和构建自己对中国、世界和未来的理念与道路，领导中国、领袖世界、领秀未来。

于是，2014年，从习近平同志五四讲话要求“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到六一寄语少年儿童“从小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推进新疆“双语”教育和加强未成年人教育，到反对语文教科书中“去中国化”……好好学“习”，显示一个重大的执政思路已经出现清晰的脉络和逻辑：赢取一代的战争已经揭开时代的序幕——亟需“中国化”在本土实现下一代对自我、国家和民族的认同，也要在“全球化”中谋取整个华语区、非西方区、西方主流区下一代对中国的理解和接纳。这是已经可以研判和预判的基本战略。我将其概括为“中国化”的基本国家战略，并认为2014年末到2015年初是其“揭幕”的关键起点。

这个过程有破有立。从少儿出版物的清理整顿，到“打黄扫非、净网2014”对网络文学的规范化运动和主流化趋势……都是在“破”；从少儿文学创作到网络文学理论的重建，从少儿主题出版物创意写作研讨，到在新媒体中重塑年轻一代的思想舆论和精神信仰，再到当下和未来“如何”给青少年传递社会主流价值观念和中国优良传统的探索与实践……都是在“立”。“立”比“破”重要。但“破”已经做出了经验，“立”却刚刚开始。如何起好步，开好局，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这就是契机。

二十一世纪“集团化”的举措，恰恰就是处在从“去中国化”的危机到“中国化战略”的契机的拐点上。这是一个“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的挑战，但亦是一种立足当下、总结过去、开创未来的机遇。

张秋林显然就站在这个大时代的门槛上。无论是“小小的切入点”如《汉字童话总动员》、《小学生国学文库》、《文学与思想的75座高峰——总书记喜爱的经典名著》等具体图书产品的策划，还是拍摄“大中华寻宝记”和“超级笑笑鼠”系列图书的动画片等拉长产品的价值链，抑或合作建立国际绘本创作中心，从“版权走出去”到“实体书走出去”，到整个出版社内生裂变“集团化”的战略举措……都在显示张秋林领导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在“中国化”大势中“取势而为”，以“小切口”寻找“大格局”，“找准工作的着力点和切入点”的时代之路。

从“卡梅拉”到“全屏全网”战略：Y+P经济趋势中的新市场理念

与此相伴的，便是“少儿专业的类型出版”，向“以少儿为主的综合性出版”的转型。

这是一个初看让人迷惑、细想却让人深思的抉择。为什么他人都是“类型出版”，张秋林却要反其道而行，走综合性的出版之道？

至少在过去十年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在专业领域里做到了专业的高度，‘品牌’成为其最有竞争力的手段”；但是，现在，却要从专心、专注、专业的类型出版，转向多元化、“全屏全网”的综合性出版——为什么？

宏大的思路变局，总是体现于细致的产品布局。

2006年法国小鸡“卡梅拉”来到二十一世纪，从图画书到动画片，再到动漫绘本，以及正在拍摄的大电影……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到2014年“不一样的卡梅拉”系列已成为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首部年度“亿元书”（一年之内销售码洋过亿）。

对“卡梅拉”进行案例解剖，或可初步分析张秋林思路转轨的必然逻辑：从“中国式家长”新势力崛起，到“Y+P”（青少年+家长）捆绑式经济的需求焦虑和产品服务对接通道/平台亟待创新，倒逼着出版的变革。

我曾经分析说：十年，如果选择十个经典出版案例，来概括当年的出版潮流和脉动，“卡梅拉”应该是2007年左右的经典案例之一。因为，2007年是一个转折点。童书在这一年达到出版高潮。此前，都是少儿类出版社在竞争；但这一年后，大多数出版社都进入到这个领域竞争。童书出版进入到大跃进时代。而这一年，亦是各类资本进入“婴儿潮”的大时代――“超级宝贝”成为大家掘金潮的时代脉动。通过卡梅拉这个案例切入，我们能够一层层地挖掘这个大时代的脉动点。比如，“卡梅拉”为什么当年在地面实体店遭遇退货，但在当当店上却开始蹿升？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70后、80后等所谓的新阅读阶强势崛起——他们的生活方式、思考模式和阅读兴趣，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导致对童书的需求、阅读理念和教育方法的不同选择。“卡梅拉”成为这种需求暗流引爆成社会潮流的引爆点之一。

2013年，我继续分析道：青少年（Youth）成长和父母/家长（Parent）的教育已经日益捆绑成“Y+P”经济。尤其是中高考和出国考两大体系倒逼，让竞争越来越低龄化：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一岁就上常青藤——不理解这个大背景，就不能理解少儿出版的大繁荣，以及张秋林在这种泡沫化的大繁荣捅破前，带领二十世纪迈入“大教育”体系的门槛。

时至2014年，从高考改革萌动，到中小学教育体系，以及整个学前阶段教育理念、体系和手段的创新与变化，都越来越基于一个最根本的核心点：就是当下中国式家长和孩子捆绑式的需求，发生了内生的裂变、聚变甚至是核变；由过去封闭式的“一加一”(一家的需求，对接一家的产品和服务，如一个老师，一个班，一个学校，一个教育机构)，变成现在开放式的“ONE-TO-ONE”（一家的需求ONE1，进入到了一个自助、互助、共助的教育网络中ONE2，而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自觉不自觉、被动或主动地“倒逼”成为那个“TO”——一个让这两方面的需求对接和满足的通道或平台），也就是说，一种“社群化”的需求、思路和逻辑，倒逼着整个商业模式的变革与创新。

这使得二十一世纪从“专业社”向“综合性”的践行，成为对“Y+P”经济（孩子和家长捆绑式）需求轨迹和全媒体（全网全屏）接触渠道的对接探索：当学前孩子都在玩爸妈的手机、IPAD以及其他电脑屏、电视屏中“屏阅读”时，家长审慎地选择或自助、互助、共肋的教育，就不再只是“审核与把关人”了，而是跟孩子一起看一起玩一起学——这其中最关键的变革产生了：新生代的家长育儿先育己，由于“补缺心理”（自己曾经缺失的，现在一定补给孩子：比如，缺失爱的教育，现在就恨不得把一切的爱都奉献给孩），以及“重生”渴望（假若生活/生命重新来过一次，你会怎么办？），将少儿读物变成了成人“第二人生”的成长教育读物。家长在阅读中，不只是“陪孩子一起成长”，而是和孩子共同成长，甚至是先于孩子成长，把人生重新过一遍——这是当下少儿图书编辑、出版和阅读的核心趋势与变化。

还有一点特别易为人忽视。现在，少儿的成长教育，已经不单单是少儿专业一“家”的事，而变成了一个中国家长帮、从业者，以及整个社会交锋、博弈、交流和交融的“综合性“社会课题。出版社不从“专业社”往“综合性”转型，不足以有足够高度的时代视野和全局观，来把握并应对这种趋势和变化。

事实上，二十一世纪的“集团化”，也是因此应运而生。而且，比起从外部“捏合”，这种基于内生需求裂变的集团化，更符合市场的趋势和规律。

张秋林或许率先捕捉或预见到了这一点，从需求轨迹和产品渠道的接触点构建着手，并倒逼产品本身的编辑和出版理念的变革。

不然，2014年，他何以反复强调“新市场理念”？——在互联网时代，传统出版要浴火重生，必须树立“新市场理念”。所谓新市场理念，就是融合发展，并轨增效。实施“全屏”“全网”战略。（“全屏”是指用优质内容占领电视屏、电脑屏、手机屏；“全网”是指线上线下全面贯通、互动发展。）

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一个相当前沿和前瞻的视角。

未来领导者思维：张秋林二十一世纪的身份重塑

我在北戴河全国网络文学理论研讨会上发言时说，从传统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的新生态中，对于年轻人来说，这是他们新的组织方式；对于纯资本来就，这是一种最佳的商业模式寻找； 但是，对于执政党来说，这却是和西方作战、赢取年轻世代的舆论和文化战争。

年轻世代新的组织方式，以及整个社会在撕裂中重谋无缝对接，都需要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来完成文化、商业和政治的取向，如：在“全屏”“全网”战略的新商业模式，实现下一代的自我意识、族群认同和文化构建，以及当下为未来而去的对国家、民族和意识形态认同的“中国化”论述与构建能力。

这是“中国青少年出版和阅读的领导者”必然的文化、商业和政治诉求。这倒逼着张秋林二十一世纪的身份重塑。

为什么？追溯张秋林的出版轨迹，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提前半步，提出领先于出版时代的观点/理念，并将其付诸于自己的探索和实践，从而开创自己的道路和时代——他是一个天生的思考型领导者，更是一种“本能的改革者”：某种天赋或经年累积的“本能”，总是先于大脑，“领导着”他率先迈出改变的行动，然后，形成一种全新的思路、理念，领导着二十一世纪自我变革和改革之路。这种“轨迹”，在事后的媒体报道以及二十一世纪自己的总结，隐约可见其轨迹——这些总结和报道，不过是对这种模式的追认和提炼。

这是张秋林迄今为止最大的优势和强势。但是，这种优势和强势，现在正面临着最大的挑战。这种挑战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来于张秋林自己——他选择了二十一世纪集团化、内生裂变和综合性的道路，由此，便面临着整个前景和目标——“中国青少年出版和阅读的领导者”——文化、商业、政治诉求的倒逼，倒逼他重塑自己的思考方式、行动逻辑和战略理念，倒逼他重塑自我的意识、身份和位置——

如何系统、全面和持续深入地总结“二十一世纪出版道路的经验、体验”，并提炼、提升成“中国化”的出版理论体系和操作指南？

如何基于当下，对过去的产品、经营和理念等各个层面，进行“从过去的成功模式到未来的成就之道”的梳理与反思，以新市场理念、全屏全网战略，切入Y+P经济当下的潮流和趋势之中？

如何系统、科学和前瞻地进行整个时代的“大势与趋势”研判与预判（大格局），以及出版的“战略规划与管理”的精细操作，找到支点和杠杆（小切口），让二十一世纪集团化的道路，不是跳跃性思维，而是精密、精细、精准地按照既定的方向和轨迹，高速地奔向未来的目标——中国青少年出版和阅读的领导者？

也就是说，“集团化”亟需张秋林从“本能的变革者模式”，向“精密的管理者风格”转型——成为从一开始就能研判、预判并设计出未来二十一世纪出版高速路，并能指挥着一辆又一辆的“营运汔车”，快速、精准、稳定地跑完自己的出版通道……流量/盈利、荣耀/掌声等一切都在数据化中被预设进了精准的轨道之中，预期并最终确保目标的能够达致——而且误差并不超过0.05公分。这大概就是媒体报道他“从出版家到出版企业家”的转型之谓。

但在我看来，这种“精密的管理者风格”之前、之上、之后，最根本的、最核心的、最本质的，却是亟需张秋林“未来领导者”的自我意识、战略思维和身份重塑----一切最精密、精细、精准的管理与指挥，必得有先于时代的研判与预判、理念与道路的顶层设计，以及从宏观到中观再到微观的战略规划、管理和执行……二十一世纪“中国化”的大势所趋，亟需张秋林首先重塑自己的“未来领导者”意识、战略思维和身份；然后，才是企业家的管理风格和规则。他此前二三十年的“本能的变革者”，为这提供了良好的基础，但也有可能成为一种惯性的障碍。

当整个中国都在正入“第二次创业时代”时，与中国家长帮集体从“第一人生”迈向“第二人生”的需求焦虑同步，张秋林现在，也需要从自己的“第一人生”中REBORN（重生/新生），在“中国化”的第二次创业时代中，开创自己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人生”。

他/它们要怎样活，才能活出更精彩的未来？实在是值得我们期待。

(本文原载于：《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14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