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两年，中华书局出过《容庚学术著作全集》，煌煌二十多种，展现了容庚先生以金文为中心的古文字学、以青铜器为重点的考古学、以丛帖目与书画录为特色的目录学的治学成果，我在古籍书店二楼远远地注目过。再此前，出版《商周彝器通考》的时候，我翻过两大卷的书稿，知道这是对中国青铜器作系统理论阐述和科学分类的划时代著作，但也知难而退了。

这回读《容庚杂著集》，也是避繁就易，先读了传谱类与书信类两编。《容庚自传》最后写道，“光绪二十年八月初六生，一九七 年卒，年七十 。”据推算，这篇自传应写于六十年代后期，可见容庚先生当年心境。而实际上，他是一九八三年去世，时年八十九。比他自己预设的卒年晚了十多年。

他早年给郭沫若的信里说：所见越多，立言越不易，遂不敢轻言，近来少作文，多发表材料，以有材料则人皆可以作文，不必自专其利。这话放到今天，仍有警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