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这本书可以说是您和龙永图先生20年友谊的见证，同时书中展现了两位对中国30年来改革开放各方面变化的体验和观察，那么，您认为中国这30年来最大的进步是什么？目前最大的问题什么？未来中国30年最大的危机可能是什么？您参加《论道》节目有7年了，这7年来最大的体会是什么？

改革开放后我们国家的进步是各方面的，我们不仅从封闭中走出来，更从“硬开放”走到“软开放”，不仅是商业意义上的开放，不仅是开放这个市场、那个配额，更要紧的是我们把内心打开了，心态和精神的开放，甚至现在我们可以做到对不喜欢的事情能采取不是立即批判，而是共存的心态，这种心态是顶重要的。

说未来中国最大的危机不如更务实的谈谈我们国家未来应该警惕些什么问题，我们的经济确实发展起来了，在这30多年中，我们的政府确实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要看到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多，也更复杂，比如环境、比如区域发展差距、比如社会保障，现在的政府媒体群众都能看到这些问题的存在，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脚踏实地、一个一个去解决它们。

《论道》节目能够坚持七年，主要是因为我们能够把中国的企业家、经济学家、政府公务人员等最好的资源整合起来，发出一种理性的声音，一种对中国的建设、发展以及对世界的关系有利的声音，这是我们坚守的道路。

我从来不关心收视率。收视率是什么意思？收视率高了，说明节目吸引的观众多，节目可能更有活路，受众可以置换来更好的广告主，这是一个媒体人生存的法则。

但是我觉得，媒体的节目是多元的，不仅要考虑能够带来广告效益、轰动效益的节目，我觉得同时也要拿出几档能够真正代表中国现在最理性的、最有思想高度的声音的节目。能够做到这一点，哪怕这个节目的收视率非常低，也是有价值的，并且这个节目能提升电视台的品牌价值。就像是一个工厂、一个优秀的企业可以生产一些非常大众化的消费产品，也可以生产一两种完全是为高端客户定制的产品，这种产品能够提高工厂的品牌价值。平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是新媒体的一种规律。

2. 《中国，再启动》显然是一本“特殊的回忆录”，既是您和白岩松的20年友谊见证，也有中国30年改革的回忆，您觉得，这30年间，您自己最大的遗憾是什么？

在我的谈判生涯中，苦乐交错并存，有几次为谈判不顺利而遗憾的经历。现在回望这些往事，仍然有些微遗憾之感，不过这些一时的成败并不重要，人生就是一场谈判，中国这30年改革进程更是一场跟世界的谈判，个人要有所妥协，世界也要有所妥协，你在改变世界，世界也在改变着你。

至于我自己，我从毕业分配到北京，参与了很多很多大大小小的谈判，一直忙于工作，也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和某种程度上的成功，如果说有什么遗憾，那可能就是我到现在也没有说得上来好朋友，也几乎没有和朋友在私下吃饭什么的，基本上接触的都是工作上的同事或者谈判对手。所以，在彻底退休之后或许也会觉得孤单。还有，我现在看到很多以前的大学同学留校任教，到这个岁数，过年过节他们都有很多学生来看他们，那种桃李满天下的感觉，我很羡慕。

3. 在《中国，再启动》一书中，您回忆起十几年前的艰苦的谈判岁月，双方每次的交锋几乎都是攻坚战，那您现在回想那段谈判的岁月，是一个什么心情？

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是特别羡慕我们现在的外交官，比如像现在的习大大、总理出去以后，大手笔的帮人家建一个铁路，建一个公路，一下子拿出几百亿美元。那时候中国的外汇储备就几十亿美元，特别不能回首的就是，当时困难时期，一亿美元的储备，就是为了买救命粮食的，那是不堪回首的。

我们觉得一个国家真的是强大起来就不一样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基础，所以我们这些年虽然付出了一些代价，但是我们把国家的经济实力搞到现在这个地步，使我们国家在对内、对外方面都有很大的回旋的余地，应该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4. 您离开外经贸部10多年了，期间，中国越来越紧密地与世界联系在了一起，您觉得，其中哪些领域仍然存在继续开放的可能？哪些领域存在着“开放过度”的可能？

确实，现在谁也无法否认中国正紧密地与世界联系在一起了。这当然要归功于改革开放。开放使得我们能敞开大门，敞开胸怀去看世界，去参与到世界事务中。开放是没有终点的，开放也是没有极限的。但是面对开放之后，汹涌而来的东西，我们要保持自己的清醒、恪守自己的原则。　

比如说在入世谈判时，和美国代表团的谈判，在所有的谈判中，这当然是最困难、最重要的。因为美国是一个很大的经济体，所以他们对谈判的所有内容都感兴趣，从汽车到小麦、从金融到电信、从电影到分销，他们都感兴趣。他们要求解决几千种产品的进口关税，要求解决差不多涉及WTO规则下面的100个服务贸易部门。美国要求很高，解决了一个问题，他们又要解决另外一个问题，好像永远得不到满足。但是一些小国，比如哥伦比亚，他们就要求解决两个问题，中国只要降低进口咖啡和鲜花的关税，他们就可以结束谈判了。

那我们如何应对这些要求，把握开放的尺度呢？当时我们要跟国内各部门沟通解释，这是我们谈判的“第二战场”。当时每一个部门的负责官员都想确保自己的部门在中国入世以后不受到冲击。他们害怕“开放过度”。

但是回过头来我们看，当时被很多人认为是“开放过度”的领域，其实不仅没有被冲击毁灭，反而呈现一派繁荣景象。比如说汽车工业。

因此，我们站在一个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待开放问题，其实开放没有过不过度的问题。内因起决定性的作用，外因起推动作用，没有外因的推动，要达到质的变化是不可能的。

5. 多年来，世界规则大多由美国主导，近年来，挑战者越来越多，如俄罗斯普京等，中国现在也有了挑战的实力，面对某些不合理的规则，除了呼吁与对抗之外，您觉得中国最好的姿态应该是什么呢？

其实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再启动》这书中我和白岩松有专门的讨论。就国家关系来说，现在我们应该改变过去的冷战思维，而是寻求建立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现在，对中国来讲，处理好国际外交事务，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最大的挑战在于和美国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媒体上一些专家解读常常误导舆论，引导民众对抗美国，完全不符合我们与美国建立一种“不冲突，不对抗”的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不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从改革开放以来，国际话语权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但是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的强大以及外交工作的有效进行，国际话语权正在重新分配，如今，面对国际事务，我们在国际上有了一些话语权，这是改革开放的正面影响，国力增强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在国际上说话有了底气，中国的国际姿态变得更加硬朗，这就是好的姿态。

6. 中国开放已30多年，距离“强国”越来越近。改革与开放是要始终坚持的，那么，在接下来的“开放”中，中国最应该注意的是什么呢？

政府要戒骄戒躁，要看到我们国家面临的问题还很多，如果一旦躺在功劳簿上，那离问题爆发的日子也就不远了，接下来的“开放”过程仍然是边思考边实践，边探索边总结的过程，在改革与开放的道路上，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的困难要克服。

7. 前些年公务员很吃香，八项规定后出现了公务员辞职潮，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现在习大大出的八项规定，我是非常非常支持的。公务员辞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好事儿，我非常鼓励年轻人去创业，我们国家应该多一些做蛋糕的人，而不是分蛋糕的人，如果大多数人都想去考公务员，那谁来做蛋糕？

8.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变缓，中国应该如何“健康”地再启动？

我认为主要是一“大”一“小”的两点：

第一点，要重建我们的格局，这是我们新常态下的起点。一个国家的发展要讲格局，格局是什么？简单地讲，格局是一个人所关注的利益圈的大小。比如，有的人在身边画了一个圈，把父母孩子的利益放在里面，还有的人画一个更大的圈，把兄弟姐妹的利益也放在里边，还有的人把亲戚朋友的利益放在里面。个人是有格局的，国家也是有格局的。

可以有一个小的格局，也可以有一个大的格局，但是一个原则就是你的利益圈里所有国家都共同受益，这样才能够使你这个所谓的格局得到实现。比如，在我们过去不太强大的时候，我们对周边的事情考虑得比较少。现在，我们中国经过了30年的改革开放以后，东部地区发展起来，我们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东西部的差距问题，西部依然非常落后。于是，中央提出了西部开发，解决我们东西部的地区差距和贫富差距的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国际的格局也会发生一些重大变化。十八大以后提出的非常重要的两个区域发展战略，一个是建立“丝绸之路经济带”，还有一个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执行这两个重大的区域发展战略，一个重要的考虑就是我们的西部地区，从新疆一直到云南、广西这样的地方，包括四川、重庆等，它们是“一路一带”战略的主要参与者。通过它们的参与，扩大对外开放，这样格局就比原来大了。

第二点， 要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尤其是小微企业的发展。从国内目前的经济、社会、对外政策上看，我们都必须加强对小微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的支持。这种支持对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来讲，都具有战略性和全局性意义。我们当前正面临经济转型时期。是否成功转型的标志，首先在于民生是否得到发展、提高。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是解决就业问题。

从20世纪70年代我在西方读经济学开始，我就知道任何一个国家都要把就业放在最优先的位置。为就业做出最大贡献的是谁？是小微企业，它们为中国提供70%～80%的就业岗位。因此，中国要实现真正的经济转型，实现民生优先的经济政策，必须大力支持以小微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这是大的政策方向。

总之，在新常态下，要有大格局，要大力支持小微企业。这一大一小是健康地“再启动”的基本原则。

9. 您曾经的工作是谈判，是外交，现在退休回归日常生活。白岩松说您如同一个老兵，永远不会退出战场。说您是一个不把“官”当官做的人，注定不存在功成身退。看来您是个闲不住的人， 下一步您有何打算呢？有没有写回忆录的打算呢？

虽然我已经71岁了，但是还是很忙碌的，我现在很有选择性的做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几乎没有太多休息时间，我过去的一周，参加了各种会议，有和国际友人的见面交流，也有网易的经济论坛，还有到大学去做了一堂演讲。只要你愿意做，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我希望我能一直保持这样的精力，直到老去。暂时没有写回忆录的打算，我现在时间很有限。

10. 您在书中提到了焦虑的问题，中国人普遍存在焦虑感和不安全感，您有这种感觉吗？您怎么能看待年轻人这种焦虑感？

可能很多人娿生活在不断地变好，但是这变化太大、太快，有些人就会产生一些莫名的忧虑和恐惧，害怕被时代抛下，害怕被周围的人抛下，害怕亲朋好友走在自己前头。生活越好，有些人反而越不幸福，越觉得焦虑。因为我们已经70多岁了，也没有太大的渴望，也没有想得到什么东西，而且对自己过去所做的事也问心无愧。当然，偶尔也会焦虑，比如对自己的家庭，我90多岁的母亲，我希望她能够健康，多活下去。但是更多时候，我会调节自己，努力去抑制焦虑，因为焦虑不能解决问题。

现在的80后、北漂一代确实也很不容易，尤其是二三十岁也是比较容易焦虑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还是踏踏实实做事，在我们人生当中，并不是每个人都会碰到像马云那样的机会，机遇有时候是可遇不可求的，因此，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还是不要把成功的调子定的那么高，还是要脚踏实地一定啊，在自己最平凡最充实的每一天的生活当中找到一点快乐，找到一点成就感。

11、您一向很支持年轻人创业，为什么？

我特别想鼓励青年人创业，现在创业的环境比过去要好得多。

一方面是国家的财产，实力比较雄厚。国家也能拿出一部分的钱来支持创业。

另一方面，社会上现在对创业的失败容忍度比以前大。过去哪个人创业失败，大家都嘲笑他，现在就不会这样了。

再说，现在社会保障也比较完善，即便创业失败，也不可能流落到街头成为乞丐，我们创业的条件越来越好，我们青年应该更多的去创业。

从整体上来讲，如果大家都不去创业，都想到国企，或者是到一个成功的民企，到阿里巴巴、到联想去工作，甚至是当公务员，每个人都想端铁饭碗，那么谁来燃起这个社会的活力呢？现在国考的人慢慢少起来了，这是好的事情。

我当时在书里面讲过，我总希望一个国家做蛋糕的人多一点，分蛋糕的人少一点，这个国家就有希望了。如果大家都愿意去分蛋糕，蛋糕越来越少，如果大家都去做蛋糕，这个国家就有希望了。所以创业实际上就是做蛋糕，带着大家去做蛋糕，这种人应该得到大家很多的尊重。

12、这几年，因为一线城市高房价、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压力，很多年轻人开始“逃离被上广”，还有一些摇摆不定的人，既想留在大城市享受它们的繁华，但是又害怕承担压力，以过来人的经历来看，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可以给到他们？

我觉得到了北上广的同学，大多数是不愿意离开的，因为从人性上来讲，他是希望到一个大的城市，因为大城市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但是，他们也应该知道，既然选择了大城市，就必然要面对所谓的城市病，交通拥挤、生活成本高、竞争激烈。不可能一切都是那么好的，既然要选择一个机会，就必须好接受一些挑战，承担风险和压力，生活永远都是这样子的。其实，我倒是觉得，到二三线城市也是个不错的选择，这些小城市非常漂亮，生活相对舒适，生活质量也在某种意义上绝对会比北京、上海好。比如在我们贵州贵阳那边，上班基本上不需要坐公交，大多数走路20分钟、半小时就能到，所以我的两个亲戚，在他们分别从北京和上海的大学毕业以后，我就劝他们回到贵阳，他们回去了，现在生活非常快乐，和父母住在一起，第一是有了自己的房子，第二是可以享受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