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约翰·谷腾堡在1468年2月3日逝世，547年后，商务印书馆推出新书《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这位生活于15世纪的西方活字印刷术发明人来过上海？他与上海的资本主义印刷业发展有着怎样的关联？

电影《后天》剧照：烧书取暖

看过科幻片《后天》（The day after tomorrow）的人，一定对其中的烧书取暖情节印象深刻，冰雪冻僵了整个城市、甚至整个世界，但有一本书，被馆员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无论如何不愿烧毁，说只要留着它，文明仍有曙光，这本书就是《谷腾堡圣经》，印制于十五世纪中叶，被视为西方最早以活字印刷的书籍。现实中，《谷腾堡圣经》被视为纽约公共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据说目前全世界的《谷腾堡圣经》仅剩40余册。

约翰·谷腾堡在1468年2月3日逝世，547年后，商务印书馆推出新书《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这位生活于15世纪的西方活字印刷术发明人来过上海？他与上海的资本主义印刷业发展有着怎样的关联？当然这些问题最好是从原书中寻找解答。

《谷腾堡圣经》单页，约1450到1455年出版，图片来自CourtesyofYushodo

以下文字内容为《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图书书摘，经商务印书馆授权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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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改变商业与社会

1949 年3 月，在西柏坡这个偏僻的乡村居住10 个月后，毛泽东动身前往北京。他随身携带了四本书。其中的《史记》与《资治通鉴》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被帝王、官僚和征服者研究。同时他还带了两本现代辞书，分别是《辞源》（商务印书馆1915 年版）与《辞海》（中华书局1936—1937 年版） 。前两种书是中国千年来印刷文化的杰出代表，一直被古今出版商翻印再版。而后两本书则标志着这两家现代工业化出版商对中国思想文化与政治的影响。与数十家上海的新型出版商一起，这两家公司塑造了现代中国的语言和思想。他们所使用的西式印刷与出版工艺往往能追溯到约翰· 谷腾堡。

毛泽东本人组织过印刷工人工会，他知道谷腾堡在15 世纪的发明对现代印刷与出版起到的决定性作用。简单说来，谷腾堡革命包含了使用金属活字和印刷机以标准化复制文本的过程。在受到谷腾堡革命影响的社会里，这种工艺使得出版物能够被大量复制。同时，谷腾堡革命也改变了商业与社会关系。它带来了印刷作坊—— 一种早期的资本主义企业，同时也改变了社会结构。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和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仍然在努力掌握谷腾堡革命的技术。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中国与谷腾堡革命所代表的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仍然有待研究。研究中国思想文化的学者，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1860年之后的西方教会学校，以及1895 年至1949 年间中国的教育改革，或者是1895年后西方政治哲学对中国的影响，很少有研究关注物质文化，尤其是或多或少作为思想文化变革动因的传播科技。本书试图通过研究以上海为中心的印刷业与出版业来纠正这种失衡。20 世纪以来，寻求富强 和国际地位是许多中国人的梦想，正是上海的出版业通过印刷品满足了他们对知识与信息的需求。

本书研究了1876 年至1937 年间，上海社会史的中心部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相互影响。这些年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投资资本密集的西式印刷技术。现代印刷技术与出版文化从上海延伸开来，辐射全中国。这种从物质文化向精神文化、从印刷商向出版商、从出版公司到政府资助和读者大众的这一连续性过程，为本书提供了框架。这种印刷与出版所形成的微型经济将机械化产业与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相融合，并最终发展出公司体制、行业协会与版权保护制度。从雕版印刷向西方机械印刷的演进是本书着重分析的部分，这也是中国传统的印刷文化和印刷商业向印刷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

近些年，印刷文化、印刷商业、印刷资本主义这三个概念对历史学家研究一国社会与精神发展史有着重要的影响。其中，印刷文化的内涵最为丰富。这一领域的历史学家罗杰· 夏蒂埃（Roger Chartier）曾解释道，“印刷文化”一语源于欧洲历史学家对谷腾堡革命给欧洲带来的社会影响的研究。 然而对中国而言，情况则有所不同。中国的印刷文化必须将雕版印刷考虑在内。雕版印刷起源于唐代（618—907），比谷腾堡早了将近8 个世纪，在宋代（960—1279）、元代（1279—1368）和明代（1368—1644）迅速发展，并在清代（1644—1912）达到顶峰。不管在宽泛的意义上，还是从夏蒂埃所说的“新的行为产生于复制文本与图像的新形式”的观点来看，印刷文化的历史叙事深刻地影响了社会史家与文化史家对中国精神文化的研究。

研究中国传统印刷文化的西方著作往往粗略地划分为官方非营利性出版和私人营利性出版两个部分，尽管这两个部分的准确关系仍然是争论的焦点。 官刻系统维系了统治者的正统地位。众所周知，朱熹重新排序与注释后的《四书》成为从元代至清代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并一直持续到1904 年至1905 年间科举考试的废除。与其他许多国家不同，该制度使中国的政治精英选拔系统从皇室与贵族世袭中分离出来。同时是科举制而不是谷腾堡革命促进了中国印刷文化与出版系统的发展。 钱存训写道：“从汉代（公元前206—公元220 年）到20 世纪30 年代，各种官修与私家书目记载了253435 种图书。其中126649 种刻印于清代。” 但是这些书目中的数字远远小于流通中的书籍数量。这些书大多为希望在科考中谋求功名或向往仕途的读书人而印制。

清代末年，印刷读物的全国读者数量十分可观，这些读物并不局限于举业用书。一种观点认为，18 世纪与19 世纪，30%—45% 的中国男性与10% 的女性具备识字能力。 据此推论，在19 世纪的4.5 亿人口中，接近一半能够阅读。据其他人估计，晚清中国的识字率在20%—25% 之间。根据这个数字，尽管集中在城市区域，阅读人群仍然有9000 万至1.1 亿人。 这些人中只有极少数是政府官员，但是很多人对科考的内容十分熟悉。他们往往秉持着重农抑商的观念。

北京和各地的官刻系统刻印了大量精美的类书、经书、史书与文集，同时一些藏书家和学者也“不计利润”地刊行书目及其他图书。整个清朝，私人藏书家一共建造了750 多座藏书楼。 那时，个人研究、藏书与刻书都被认为是中国精英生活的一部分。他们为了追求学问、表达对往圣的敬仰以及获得别人的尊重而刻书。孙从添在《藏书纪要》中写道：“书籍者，天下之至宝也。人心之善恶，世道之得失，莫不辨于是焉。天下唯读书之人，而后能修身，而后能治国也。”如果“印刷文化”这一概念提供给我们研究中国知识精英文化的方法并不严谨，那么“印刷商业”这一概念则提供了一种超越帝制时期抑商意识形态的研究思路。最近，一些研究揭示出一个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帝制晚期的商业出版市场。这个市场与传统的官刻与不计利润的私人刻书有所区别。贾晋珠（Lucille Chia）研究了福建建阳从宋代到明代的商业出版。 朴正民（TimothyBrook）、高彦颐（Dorothy Ko）和周启荣（Kai-wing Chow）讨论了明末清初商业出版的思想文化影响。魏爱莲（Ellen Widmer）对1620 年至1690 年之间的苏州书坊还读斋作了研究。 包筠雅研究了福建腹地的四堡在18 世纪至19 世纪间的商业出版。傅凌智（James Flath）研究了在19 世纪与20 世纪间北方年画贸易如何适应时代的变化。

这些著作都说明，从晚明开始的商业发展催生了印刷品市场。在这一时期，印刷商业已经遍布整个中国。这说明，在上海的工业化印刷业出现之前，全国性的图书市场已经存在。明代中期，北京、南京、杭州、徽州与建阳已经是中国的出版与图书贸易中心。 明末清初，士大夫文化中心已经转移到长江下游一代。苏州是17 世纪最主要的文化中心，接下来是杭州、南京和扬州。18 世纪晚期，当琉璃厂成群的书坊出现后，出版重心有所北移。到19 世纪初，琉璃厂已经成为全中国乃至整个东亚著名的文玩、字画以及书籍交易中心。中国士大夫的抑商价值观虽然与市场发生摩擦，然而两者并没有决裂。从一篇书商的悼文中我们发现，除了鉴赏活动之外，一些更重要的因素也促使琉璃厂成功。这篇悼词告诉我们一个使书商得以正当追求利润的理由。在这个为公众所接受的理由中，书商获得的利润被视为整个社会在追求知识过程中自然产生的副产品。

从事图书贸易，我们并没有严格地计算利润。如果一本书很有价值，我们会出十两银子买下，并少量加价卖出。如果我们收到的书的价值略逊一筹，所加的价钱会略微少些。我们以长远的眼光做图书生意。“我们追求利润，并以此为生。我们不仅希望自己获利，也希望买书的人能收到益处。谁像我们以这种方式追求利润呢？如果我们过于重视获利，那么书籍就很难流通，反而我们的利润会受到损失。”

19 世纪70 年代，英国大使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爵士逛了琉璃厂。他证实了在人口密集的北京城存在着大量私人商业印刷业。

上引悼文对利润的复杂态度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问题的线索——尽管琉璃厂是中国最大的图书销售市场，书坊的生意却并不成功。虽然利润并不是琉璃厂书坊最主要的目标，却是他们生存的基本条件。在琉璃厂最初的一个世纪里，不确定的供应渠道、有限的善本图书、伪书以及购书人需求的变化都威胁到了琉璃厂书坊的生存。到19 世纪末，来自上海这个曾经的文化沙漠的威胁远远超过了破产本身。由于20 世纪头10 年的思想文化与技术的剧烈变革，上海成功超越了北京和其他传统出版中心。（商务印书馆文津公司）

（本文编辑：李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