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没有其他任何文化产业比图书出版业更接近中国精英的自我认同与这个国家的心灵。出于这个原因，出版业在中国民族工业中最早完成了机械化。由此，20 世纪20—30 年代期间，中国读者对谷腾堡十分熟悉。

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印刷工厂

印刷与资本主义

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我们很难将唐代以后的印刷文化看作官刻与宫廷刻书业的副产品。商业化的视角为封建官僚和他们印刷文化中的道义经济（moraleconomy）增添了重要的物质范畴。进一步说，书籍或是其他印刷品能够同时实现道德价值和金钱价值。首先，图书能够影响人们对现实的看法和行为。其次，根据不同的顾客和图书，他们可以利用更灵活的方式获利。到了20 世纪，上海出版业将西方印刷技术、中国印刷文化与商业相结合，使上述趋势产生了根本性的进步。

与印刷文化和印刷商业这两个观念所不同，“印刷资本主义”这个术语对中国学术界影响却很小，虽然它经常出现在对欧洲印刷文化的研究中。这个概念由本尼迪克特· 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最早提出 ，而中国学术界对其的忽视也反映出该概念内涵的不确定性。也许安德森提出这一概念仅仅是为了服务于他论述的主题——民族主义，他甚至没有在“概念与定义”部分对“印刷资本主义”下定义。总体上可以这样推断，对安德森而言，印刷资本主义仅仅是指面向大众的、商业化的、世俗的、民间的（而不是官方的）、营利的文本生产。然而，这个概念在史学上并不精确。它似乎可以适用于自宋代以来中国帝制时代的图书史。宋代以后的9个世纪中，中国刻工雕刻的书版印刷了大量的民间世俗书籍。虽然这种基于手工业的书籍得到了广泛的商业流通，但是中国的印刷资本主义并没有因此而建立。

费夫贺和马尔坦提出，印刷作坊是世界上最早的资本主义企业。 他们的研究预示了安德森印刷资本主义观念的产生。资本主义的许多要素确实广泛存在于谷腾堡时代的西方社会。然而直到19 世纪晚期，这些要素才整合成一种统一的并且能在世界范围内复制的经济形式。 卡尔· 马克思是第一位严肃分析现代生产关系的学者。虽然他将注意力集中于后来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研究上，与费夫贺与马尔坦一样，他也认为技术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具体而言，他认为机器的进步标志着工业革命的起源。“迄今为止，技术始终是变革的起点，它通过机器将一个手工品变成一个产业。”

本书认为，印刷资本主义是印刷业与出版业机械化过程中的一种衍生物。印刷业完成商业化、世俗化、民间化并转型为一种非人工的、“由机器带来的产业”之后，印刷资本主义才真正到来。虽然历史学家们已经开始注意晚清时期商业、甚至是“产业”所起到的作用，但是几乎没有学者像马瑞· 克莱·白吉尔（Marie-Claire Bergère）指出了中国社会从商业到资本主义的跨越式发展。在对20 世纪早期中国资产阶级的研究中，她指出：“资本主义既不是市场大量增加的结果，也不在于其整体化的程度，而是将机械化引入一个极其商品化的社会。” 另外，白吉尔还认为，机械化是中国资产阶级发展的基础。

同样，我认为机械化为中国印刷资本主义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中国印刷资本主义对充分的周转资金以及市场都有较大需求。出版商可以通过组建股份有限公司，或者从上海的现代银行业获得资本。这种公司制度和金融体系都是从西方借鉴而来，它们与中国的家族企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依赖于全国的读者市场，上海出版商才能保证经济独立。他们将教科书、学术著作、工具书等产品卖向全国各地。这些市场被通商口岸外不断变换的政权所控制。在这种情况下，保护智力劳动以及印刷活动成为印刷资本主义的重要部分。专业化经理制度产生后，出版商开始雇用按工时、等级付薪的劳动力。在这种新制度下，熟练工人比传统印刷工更能免遭家长制之害。

正如中国学者很少注意印刷资本主义这一概念，西方技术为中国印刷业带来的重要改变也被忽视了。 从唐代前期到帝制结束，雕版印刷业遍布整个中国。传统上，书版由经过处理的梨木、枣木或梓树雕刻而成，这些材料都很容易获得。 在宋代，雕版印刷业发展到一个巅峰，刻工已经能模仿书法家的字迹，但仍然局限在楷书的范围之内。三个世纪之后，明代的刻书业已经能够刻印三色图书（译者按：蓝印、彩印、朱墨或是套印）。这时，雕版印刷已经传遍整个中国，所刻印的图书质量参差不齐，风格各异。 19 世纪，刻书工艺进一步传播并得到简化，不识字的妇女与儿童都加入到刻书工作中。 印刷的过程比刻字更简单，这也促进了雕版印刷的传播。印刷时，将一张竹纸（例如南方的连史纸）放在浸过墨汁的书版上，再用长刷或是擦子 将水墨印在纸上，再把纸上的墨迹晾干即可。这些工具都十分简单，很容易获得。

19 世纪的技术革新不仅为中国印刷资本主义的兴起创造了社会环境，并且改变了中国出版业的地理格局。可以肯定的是，雕版印刷在19 世纪和20 世纪前期仍然持续发展。然而从19 世纪晚期起，作为诸多西方印刷技术的引进地，上海无疑成了中国出版业最为重要的中心。正如林培瑞（Perry Link）指出的那样，技术革命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并且扩大了商业化的阅读市场。 李欧梵（Leo Ou-fan Lee）和黎安友（Andrew J. Nathan） 等学者将中国大众文化的产生追溯到上海的出版业。他们认为1895 年后，政治消息与新观念“毫无例外地通过报纸” 和杂志传播给中国读者。确实，成功的上海出版商将著名西方科技史学者丹尼尔· R. 黑德里克（DanielR. Headrick）和中国顶尖的印刷史家张秀民所称的“建设帝国的民用工具” ，转化为20 世纪中国文化重建与国家建构的有效手段。本书提到，中国的现代性是多方面的，并没有单线发展。本书将“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作为讨论问题，展现出它们相互促进发展而不是互相敌对的关系。

20 世纪早期，上海的报刊对思想文化的影响毋庸置疑。然而，1895 年后，图书，尤其是教科书、工具书、小说与科学书籍，在塑造中国社会舆论的过程中，起到了和报刊同等重要的作用。事实上，更多的人会接触到教科书而不是报刊。同时，教科书给人们的信息也比报刊更稳定、可靠。上海的大型综合出版商为追求更大的市场而不断地革新技术，其中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成了技术先锋。与传统出版业去中心化的特征相反，技术基础使上海成为全国最重要的出版中心。虽然外国的新式机器重塑了上海出版业，并使其成为全国出版中心，中国古老的文化价值与实践并没有随之消失。在商务印书馆史的研究中，戴仁（Jean-Pierre Drège）指出，1949 年之前，中国的出版业与西方不同，他们将编辑、印刷与发行集中在一个公司内。他还提醒我们注意，中国的出版商仍然保持着非商业的士大夫价值观，不同于费夫贺和马尔坦关于谷腾堡之后的西方出版商是靠机器生存的早期资本家的观点。戴仁强调：“中国的出版商有两副根本面目——理想的一面和商业的一面，一家出版商的名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二者的平衡。” 在这里，戴仁暗示了传统的文化价值可能对现代出版商的生意产生重要影响。本书将会沿着戴仁的观点出发，说明晚清与民国期间，传统印刷文化下的心态对中国领军出版公司决策者的持续影响。

晚清与民国期间的上海出版业向我们展示了中国印刷文化、印刷商业与印刷资本主义三者的融合。上海通过机器工业将文化与商业联系在一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研究这两者关系的理想情境。没有其他任何文化产业比图书出版业更接近中国精英的自我认同与这个国家的心灵。出于这个原因，出版业在中国民族工业中最早完成了机械化。由此，20 世纪20—30 年代期间，中国读者对谷腾堡十分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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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内容为《谷腾堡在上海——中国印刷资本业的发展（1876—1937）》图书书摘，经商务印书馆授权发布。

（本文编辑：李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