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秦颖专栏】那天邵先生提了什么建议，竟完全没有印象。记得的只有那天饭桌上，邵先生的幽默风趣、话多机锋、时有妙语，引得席间笑声不断。似乎他控制了整个谈话的气氛和节奏。大概这是邵先生的诗人气质的自然流露。

邵燕祥

多年前，因为编“思想者文库”，跟朱正老师一起到北京组稿，拜识了邵燕祥先生。

那天，邵先生话并不多，只是抱着双手，微笑着听朱老师说,偶尔插几句话。一开始，我的理解是，邵先生在出版了《邵燕祥文抄》《杂文自选集》《忧郁的力量》之后，要再出选本，有些为难。朱老师出面，他不好拒绝，于是请朱老师帮忙选。后来看了他给朱老师信的复印件才知道，邵先生很谦虚，学问上的事极谨慎。他认为自己谈不上“‘思想者’，‘议论者’耳。于议论者有时贩卖些从思想者处趸来的现货，却少原创性见解。如为凑足人数，或勉强聊备一格。然而有求于兄者，即烦兄从手头所有拙作中，按丛书要求略圈篇目，俾我得在此基础上，知道那些‘思想’可取，再来复印编辑。如何？”他在确定篇目给我的信中又说：“我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思想者，选文只能选那些在思想内容上稍有新见的就是了。我意不必照顾各时期所谓‘代表作’；尤不能求为二十年文的自选集……因此，我意请你们扣准‘思想者文丛’这个口径来决定取舍。”

后来，邵先生为一部集子的事来信。大意是：稿件已经走了两家出版社，前一家遇危机，后一家愿意出，却是很不尊重作者，因此撤回书稿。因听说此类书市场低迷，搁置手头已久。今“拟向花城一试。请从可能的印数和效益的实际角度出发，如难考虑列入计划，亦勿为难，直言相示。”这信让我感受到了先生的原则和骨气。记得先生还有几封信讨论一些别的事情，惜不知收捡在哪里了。这一切给我留下的印象，邵先生更多的是一个严谨的、有性格的思想者。

我主持《随笔》后不久（2005年元月），去北京组稿，请旅居北京的朱正老师出面召集，于是有了《随笔》北京部分作者的聚会。那天是高朋满座：邵燕祥、资中筠、钱理群、张诒和、蓝英年、陈四益、王德厚、王春瑜、王学泰等都在座，我有幸坐在邵先生的身边。这次聚会，感受到的则是一个与之前印象颇有些反差的邵先生。

开席时，我简单讲了几句：一是感谢各位长期以来对《随笔》的支持，并希望对今后如何办好刊物提出建议；二是保持《随笔》现有的特色和风格的同时，努力从边缘化的尴尬中走出来，主动就一些话题开展讨论；三是保持风格的同时逐渐丰富内容，并就改月刊的可能性进行探讨；四是建立作者影像库。

对此，大家都有些回应。关于改月刊，多数表示反对；在了解了《随笔》“边缘化”提法的背景后，资先生不以为然，她认为不能太靠近现实，最需要的是类似启蒙一类的文章，现在大家对一些普通的道理都糊涂得很；王学泰先生则对《随笔》表现出特有的专情，认为这片园地就如同自家菜园，不容他人染指，也不允许改变，他还批评《随笔》某作者的文章逻辑是有权就有理，引来众人的附和，“东西瞎写，文字还差”，邵先生则更是尖锐：认为其文古往今来一路骂下来，基本立场就不对……那天邵先生提了什么建议，竟完全没有印象。记得的只有那天饭桌上，邵先生的幽默风趣、话多机锋、时有妙语，引得席间笑声不断。似乎他控制了整个谈话的气氛和节奏。大概这是邵先生的诗人气质的自然流露。

当年5月，再次去北京拜访作者，登门拜访了邵先生。这本来只是一次常规的礼节性拜访和组稿，并无特别的目的。

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我们打车往邵先生家去的路上，接到编辑部的电话，说是十万火急。开办多年的《随笔》封二的作者画像栏目，画家陈振国先生来电话：第三期后不再画了，因为年岁已高。

我到《随笔》后，因一直忙于跟老作者重新建立起联系，发展新的作者，对这个一直稳定的栏目，还来不及多考虑。接了这通电话，脑子轰的一下一片空白。这事太突然，一个办了多年的栏目年中停下，不可思议！在读者中会有什么影响也难预料。请跟陈先生商量，希望能画完这一年。得到的答复是这些都说过了，没有可能，得赶快决策，下一期的稿通常是月底要发。这已经是20号了。怎么办？

“你不是拍了一些作者像吗，用照片代替画像，也很好啊！”向继东在一旁建议。从第二期开始，为了活跃版面，我们尝试在文中插入作者近照，有些是我拍的，有些是作者提供。建立影像库的想法，也只是为作者留影，并没有刻意拍作者肖像。一旦搞起专栏来，必须有一定图片的积累，权宜之计只能是先试一试，解决燃眉之急，明年怎么办，再说。

于是，拜访邵先生，在进门前，忽然有了明确的目的：拍摄一张能用作第四期封二的肖像照片。敲门进了邵先生家，吓了一跳，屋子里面一片狼藉，到处堆了东西，原来是在搞维修，好像是出去度假回来，家里被水浸湿了。邵先生对零乱的房间，窄小的空间，临时腾出的地方待客表示道歉，其实该道歉的是我们，这个时候来打扰。

于是，邵先生打头阵，先在第四期封二上亮相了。虽然匆忙，但“《随笔》影像”的基本元素却定了下来：当期有作品发表，以肖像为主，配少年和中年时的照片各一帧，作者写百字内简历。

在配照片的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邵先生提供的照片是合影，设计稿出来后，感觉跟原来的设想不合。而邵先生因家里维修，乱作一团，无法重新提供图片，他让我们跟李辉联系。李辉不愧为资深记者、编辑和学者，他对我们的目的理解很透，从网上发过来的照片完全切合我们的用意，还加上了说明文字。于是，“《随笔》影像”的第一次亮相竟颇有些新意和特点。新的栏目获得了好评，就一直办了下去。邵先生的这幅照片成了这个栏目的起点。

这之后，在《随笔》老作者的聚会上，又给邵先生拍过一些，从图片质量上说，要好很多，有一张还经邵先生推荐给其他刊物刊用，还得了稿费，是那时侯我拿过的最高稿酬的照片。但这张有重要意义的照片无法取代。

邵先生是浙江萧山人，1933年出生，当代著名诗人、作家。1951年出版第一本诗集《歌唱北京城》，1980年发表《切不可巴望好皇帝》等杂文，开始了大量的杂文随笔写作。林贤治先生对他的这一转变是这么评价的：“邵燕祥以诗著称，不知是否是因为这种整齐分行的文体过于优雅，妨碍了他的正常发言——包括必要的吆喝和嘶吼——才改执轻便然而毕竟有点粗重的杂文的？”很文学的表达。我以为，邵先生在回顾自己1945年至1976年的创作生活时，说过一句话，透露了这种转变的深层原因：“政治上无名的殉难者，文学上无谓的牺牲者。”他的《沉船》《人生败笔》《找灵魂》直到新近出版的《一个戴灰帽子的人》等等都是这句话的拓展和延伸。

（本文编辑 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