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专稿】中国内地的胡适研究，始于改革开放之后，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无改革开放即无胡适研究。胡适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反应了改革开放的广度和深度。胡适研究的开创者耿云志教授，发起编选一本回顾大陆胡适研究历程的书，于是就有了此书。这是一本改革开放以来对胡适研究进行回顾的书，以前尚无人做过，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胡适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影响深远的人物，然而，自1954年底大陆掀起批判胡适思想运动以来，很长一段时期胡适一直处于被批判的地位，相关研究成为禁区。改革开放后，胡适研究如雨后春笋，焕发出新的生机。1985年，作为1949年后大陆第一本研究胡适的著作——耿云志先生《胡适研究论稿》的问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屈指算来，《胡适研究论稿》出版至今恰好三十年。因此，《心长路远：胡适研究的历程 胡适研究论丛第三辑》的出版，既是对近四十年大陆胡适研究史的回顾与总结，又颇具纪念意义。

本书最精彩的部分，无疑当属邀请胡适研究的学者们所写的回忆。与一般研究史相比，这些回忆更鲜活生动，真切自然。诚然，正如本书前言所指出的，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在胡适研究中颇具影响的研究者未能写出他们的回忆，令人有些遗憾，但是，由于这里收录的研究者极具代表性，管中窥豹，可见一斑。通读十篇回忆文章，可以发现，这里既有胡适研究的先行者和领军人物，有较早突破胡适研究禁区的第一代胡适研究专家，也有长期致力于胡适研究和胡适资料整理的第二代胡适研究学者；既有学院派的后起之秀，有妙手偶得的资深“票友”，也有孜孜以求的胡适“粉丝”。

本书收录的第一篇回忆，是耿云志先生的一万七千余字的长文。文如其人，耿先生的文字温和亲切，平易中见精神。阅读全文，如同现场听耿先生娓娓道来，跟随耿先生回到文革尚未结束的年代，当年的困难和挫折，如今回忆起来，已经是心平气和，似乎没有多少苦涩的味道，反倒平添几分幽默感。耿先生对于自己的胡适研究成果，表现出难得的客观和自信。如对于为《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所写的《胡适》小传，耿先生认为“除了对其文学革命的贡献有明确的肯定以外，还远远没有做到客观、公正。这不仅是环境使然，我自己的认识也还须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再如，对于《胡适研究论稿》，耿先生认为“尽管今天看来，在认识和评论上还有许多不到位的地方，但在当时的海内外学界人士看来，已属思想相当开放的书了。而且书中用了大量胡适档案中的材料，所以广受重视。”

耿先生不仅是大陆1949年之后最早开始胡适研究的学者之一，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大陆胡适研究的积极推动者和领导者，他自1991年起多次组织筹办纪念胡适的学术研讨会，发起成立胡适研究会，近年来又致力于胡适思想的普及，发起组织“中学生读胡适”的征文评奖等活动。此外，耿先生还负责整理出版了42册之巨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并担任《胡适全集》的副主编，在胡适资料的整理出版方面功绩卓著。因此，作为大陆胡适研究的捷足先登者、见证者和组织领导者，耿先生的长篇回忆，可以看作近四十年大陆胡适研究的简史。

耿先生对于大陆胡适研究的贡献，还可从其他研究者的回忆中找到例证。如朱文华教授、方利山教授，都忆及耿先生的指导，特别是张德旺教授，他在文中多次深情回忆耿先生对他的帮助，称给他的指教“最多最力”。笔者愿意在这里再添一例。2006年5月，笔者意外收到耿先生写于5月12日的约稿信，希望把馆藏胡适藏书题记、批注择要介绍，让笔者有受宠若惊之感。正是在耿先生的鼓励提携下，笔者开始了胡适资料的整理工作，至今感恩于心。

胡适研究和相关学术活动离不开经费的支持，耿先生和好几位研究者都在回忆中提到幕后英雄陈宏正先生，一位热心支持胡适研究的台湾企业家。陈先生不仅全力支持耿先生组织的推动胡适研究的各种活动，而且还曾亲自写信邀请欧阳哲生教授参加《中国时报》“胡适诞辰百岁纪念征文”，欧阳教授由此获得一等奖，这无疑大大增强了欧阳教授从事胡适研究的信心。此外，陈先生还对绩溪胡适故居提供资助，其古道热肠，令人钦敬。

《心长路远：胡适研究的历程 胡适研究论丛第三辑》收录的十篇文章内容各异，风格迥然，但其中独立思考的精神，探究原貌的努力，自我剖析的坦诚，关照现实的睿智，却是息息相通的。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赘述。

如果说本书收录的十篇回忆文章相当于胡适研究史的“纪传体”，那么后面的“胡适研究编年纪事”则是名副其实的“编年体”，二者结合，加上后面所附的“研究著作目录”、“研究文章目录”，读者既可以概观大陆近四十年胡适研究的全貌，又可以了解生动深入的个例。由此看来，本书的编辑颇费心思，独具匠心。

胡适常被人求赐墨宝，常题写“功不唐捐”四字，在他的演讲中也常提到。1940年5月7日他在给恒慕义小儿子的纪念册上留言，将此句译为白话：“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我想，无论是胡适再造文明的尝试， 还是近四十年大陆的胡适研究，抑或本书的编辑，都可作为此言的最佳例证。（以下内容节选自《心长路远：胡适研究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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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之从事胡适研究，是许多原因促成的。

1972年，“文革”尚未结束，我所在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尚未成立）接到任务，要组织人力进行中华民国史研究。据说这是一年前，在一次出版工作会议上，由周恩来总理等人提出的建议。我1964年毕业后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先后搞两次“四清”，一次农村劳动，接着，就进入“文革”。所以还从未接触业务工作。搞民国史，让我们一部分年轻人有机会比其他人提前进入业务工作，是很大的幸运。然而，“文革”毕竟尚未结束，我们也就不可能完全正常地全力做研究工作，大约每星期可以有三四天的时间用来做研究工作，其余的两三天时间免不了要参加“文革”各种活动、各种会议之类。这已经令人羡慕不已了。

由李新先生领衔，于1972年10月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实际上当时叫作研究组），起初只有十几个人。李新先生要求大家先从搜集整理资料入手，分作三个小组，一个小组以民国人物为中心，一个小组以大事记为中心，另一个小组以专题资料为中心。

我们的工作得到中华书局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双方约定，由我们民国史研究室的三个小组分别编写《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人物传”、“大事记”和“专题资料”三个系列的稿子，交给中华书局刊印，作为内部资料发行，借以征求意见，为将来撰写《中华民国史》做准备。

我被分在“人物传”小组。第一步工作是查阅资料，列出千人左右的人物传入选名单。我主要关注思想文化（包括教育、科技、艺术等）方面的人物。很显然，胡适是民国时期思想文化方面的首要人物，对他是一定要作为重点加以研究的。可以说，我是被一种客观形势推到研究胡适的路上来的。如果没有研究中华民国史这回事，按我个人的兴趣，我可能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晚清史的研究。又如果我不是被分在中华民国史的人物传小组，又如果我不是被委以重点关注思想文化方面的人物，我也许就不会和胡适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当然，这只是客观形势的一面，单有这一方面，还不足以使我同胡适研究结下不解之缘。因为我可以一般地了解胡适的主要资料，写一篇胡适小传，就可以交差了，不一定要没完没了地研究他这个人。

这就要谈到我的个性与兴趣。我是一个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不愿意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从读高中的时候起，就对思想和理论产生兴趣，尤其是读了我的朋友送给我的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和随后又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后，我觉得我的兴趣完全转到自我思想训练上来。这使我在高中毕业鉴定中，被戴上“有严重自由主义倾向”的帽子。为此，我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在大学的中国哲学史一课，胡适只是被简单地批判一通，他到底有些什么思想主张，并不清楚。现在有机会研究民国时期的思想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我应该把胡适的思想弄个清楚。

这时，已是文革高潮过后，对于我这个爱思考的人来说，已不可遏止地开始反思，不但反思“文革”本身，还必然地要反思到一切引发“文革”的各种思想萌蘖的过程。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我们近代史研究所收藏有数量非常可观的胡适档案资料，可以为我的研究提供很大的方便。

我深知，研究胡适这样一个曾被一场席卷全国思想文化界的大批判运动彻底否定的人物，是有很大困难的，特别是在“文革”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我只能从搜集资料入手，先做一点资料积累的工作。1975年，我一头扎进胡适档案中，大约陆续花了十个月的时间，把胡适档案查阅一遍。同时，我试探性地写一篇丁文江的小传。因为丁与胡适关系非常密切，其思想观点亦极相近。对丁文江的评述，可以为胡适的评述得些参考借鉴。我访问了跟丁文江关系较多的黄汲清先生、高振西先生等，还把初稿交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张文佑先生带到他们研究所去征求意见。张文佑所长告诉我，一位曾与丁文江很接近的尹赞勋先生说：“怎么能给丁文江立传呢？”这很可能反映出那时一班人的思想状态。不过我还是把我的《丁文江》的稿子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的第四辑（1977年10月）上发表出来。我知道，丁文江与胡适不同，胡适经过全国规模的大批判，人人知道他是思想文化界第一号的“反动派”，而丁文江只有知识界较少的人知道他的一些情况。所以，对胡适能写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发表出来，还需要仔细斟酌。

《胡适》小传的初稿紧接着《丁文江》写出，但《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的第五辑是1978年10月才出来。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胡适》小传中除了对其文学革命的贡献有明确的肯定以外，还远远没有做到客观、公正。这不仅是环境使然，我自己的认识也还须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二

大约就在《胡适》小传出来不久，李新先生对我说，明年（1979）是五四运动60周年，准备举行一次高规格的学术讨论会，你可以就胡适写一篇文章。我当时只是漫应着，总觉得写一篇学术论文，若不能较充分地表述自己的见解，似乎没有什么意义。那时，我正在为撰写《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的有关章节到处搜集材料，故宫明清档案馆（即后来的国家第一档案馆）、国家图书馆等处查过以后，我到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宿舍借住一个多月，查阅那里的报刊资料。有一次，我从北大回来的路上，听见广播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印象最深的是说，中共的路线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心放在建设事业上，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片面突出政治，大搞阶级斗争，也就不会有太多的人那么喜欢给人扣政治帽子。如此，就可以比较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讨论问题，包括对历史人物的评述。因此，我觉得胡适的文章可以写了。

大约是1979年春节过后，我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写了两万多字的长文《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先交给李新先生审阅，他觉得很好，就直接转交给主编《历史研究》的黎澍先生。当时，黎澍先生还兼任近代史研究所的副所长。有一次，他在研究所后面的大院子里，在我们研究室的门前遇见我（那时，近代史研究所仍是三进四合院的旧貌），主动抓住我的手，久久不放，他认为，我那篇文章是即将发行的一期《历史研究》中最有分量的一篇文章。

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于5月2日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举行，新一期《历史研究》刚刚出版，与会的每一位学者都见到了这本杂志。记得，讨论会上收到五六篇以胡适为主题的文章。会后，我参与编辑讨论会的论文集，有关胡适的文章入选的比例是最高的。我发现，会议竟然没有一篇关于蔡元培的文章，觉得很不合宜。我同主持编辑工作的丁守和先生商量，我抽出一个星期的时间赶写一篇蔡元培的文章，加入论文集里。

这一次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活动带有标志性意义，从此对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研究视野，对胡适进行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从此开始。

胡适不是一个普通的学者，他是开启一代新思潮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他是整个民国时期，影响极为广泛而深入的知识界领袖，在教育、学术、文化乃至政治等诸多领域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对他的认识有重大变化，势必引发诸多方面的重新评估。所以，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将是一个需要做出长期努力的课题，也将是一个会遇到各种阻力和经历诸多曲折的过程。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我和黎澍先生商量，要重印《胡适文存》。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积极承担出版的责任。于是，我开始对《胡适文存》一、二、三集做校订工作，当第二集的校订快要完成，而第一集的校样已经排出的时候，突然听说有某位高层大员发话：“我们社会主义的出版社，怎么能出版胡适的东西呢？”出版社的负责人立即决定撤项，于是重新出版《胡适文存》的打算无法实现了。大概一直到90年代初，才有胡适原著陆续重新出版。而到新世纪，连《胡适全集》也出版了，而那位企图阻止这一进程的大人物却早已作古了。

我的第一篇研究胡适的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后，经常有杂志和出版社向我约稿，都无法应允。原因是，我从1981年开始协助黎澍先生工作，我自己也还需要完成研究所和研究室一些集体项目的工作。况且，家务负担也非常之重。我没有精力再做其他。胡适研究，始终是我个人的一项业余的工作。

1983年秋冬，有一场所谓“清理精神污染”的运动。我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上所发表的有关清末立宪运动的文章，关于胡适研究的文章，当时影响都比较大，这时都被一部分人认为是有涉“精神污染”的作品。所以，所内为“清理精神污染”而设立的审查小组把我列为重点审查对象。起初，我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小组，慢慢稍有耳闻。不过我当时认定：第一，“文革”刚过去不久，人们痛定思痛，像过去那样再搞一场轰轰烈烈的“整人运动”几无可能。第二，我关于立宪运动的文章，关于胡适的文章，可以说，每一立论都是有根据的。所以，我自己觉得是可以站住脚的。大约到了1984年的春天，参加那个审查小组的钱宏先生和何重仁先生找我谈话。钱先生给我的印象一向很好，为人比较正派、平和，何重仁先生过去倒是每场运动都颇为积极。我记得钱先生一言未发，主要是何先生讲。他说：“我们按领导要求，仔细看了你的文章，认为还是属于学术见解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这就是他们的审查结论。当时我正在一边帮助黎澍先生做事，一边为四川出版社赶写一部书稿。原来，四川人民出版社派人来找我商谈，要我写一本关于胡适的书。我说，写胡适的传记，条件尚不成熟；我可以赶写几篇专题论文加上已经发表的几篇文章，再附上一个胡适的年谱简编，凑成一本书。他们同意了。此事，李新先生和黎澍先生也表示支持。于是我可以稍稍利用正常工作的时间做这项工作。大约将近一年的时间，书稿成。这本书稿共收论文九篇，其中有三篇是在《历史研究》上面已经发表过的，另有六篇是这一年里赶写出来的，还有一篇关于胡适博士学位问题的考证文章，是早几年写出而未曾发表的，作为附录收入书中。胡适年谱简编，也是早几年写有初稿，在这一年里补充材料。1949年前的部分主要材料来源是胡适档案。1949年以后的材料主要来源是胡颂平编的《胡适年谱简编》（那时，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在大陆还见不到）和部分台湾出版的期刊。全部书稿约40万字，于1984年7月交稿。10月，我亲到成都看过校样。1985年《胡适研究论稿》问世。这本书是1949年以来，大陆上第一本研究胡适的书，而且因是专题研究，有一定的深度，尽管今天看来，在认识和评论上还有许多不到位的地方，但在当时的海内外学界人士看来，已属思想相当开放的书了。而且书中用了大量胡适档案中的材料，所以广受重视。记得当时香港、美国的多种中文报刊都有报导和评论，还收到不少海内外来信，赞赏此书的价值，也有的提出具体的意见。

1986年，又发生一场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现在绝大多数人都知道，那是因何而起的运动。运动既然发动了，总会有人紧紧跟随。于是有几家报刊上便又有批判文章发表，其中有一篇因作者地位很高，所以文章分量也显得很重，是在《光明日报》上发的，其中不点名地批评黎澍先生和我。文中说到学校的课堂里不允许讲唯心主义的东西。这个说法引起一些老辈学者的抗议。他们指出，除非在全部教育中完全排除历史的内容，否则是无法做到完全不讲唯心主义的东西的。此话有人反映到主管意识形态的人那里，于是学术界的批判运动不了了之。

也就在这一年，统战部知识分子工作处的负责人陶斯亮女士来找我，说是安徽绩溪县要求将胡适故居作为重点文物加以保护。此文件被转到统战部，要求他们研究，并向中央提供处理意见。陶斯亮希望更多了解有关胡适的情况。我们就在我的办公室里谈了一个多小时。她虽是学医的，但文史方面的书读过不少，所以很容易沟通。谈过之后，她提议，邀请我到统战部去跟他们的干部一起谈一下。这个办法果然很有效果。我略微系统地谈了胡适的情况之后，他们的负责人又要求我代他们起草一份给中央的报告。我慨然应允。我不知道他们在我起草的报告上面做过哪些修改，后来陶斯亮告诉我中央批示的主要意思，说，对胡适暂不作全面评价为宜。胡适故居只作为地方的文物保护单位，直到新世纪，才把胡适故居所在的上庄村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本文编辑：王倩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