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作 者：耿云志 宋广波 主编
出 版 社：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丛 书：胡适研究论丛 第三辑
出版时间：2015年06月
定 价：48.00
I S B N ：9787531677901
所属分类： 人文社科 > 社会科学 > 社会学
标 签：经典名家作品集 社会科学
耿云志，1938年12月生，辽宁海城人。1964年毕业于辽宁大学哲学系，是年入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近代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导师，兼任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会长、胡适研究会会长。长期从事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工作，尤以思想史研究为主。耿云志致力于胡适研究已三十多年，是国内最早开始做胡适研究的学者，有关胡适研究的著作和所编有关胡适研究的资料有十七种，发表研究胡适的论文、文章约六十余篇。是海内外学界公认的胡适研究最权威的学者。
编者的话............................................ 1
学者回忆
心长路远，努力前行—回忆胡适研究的历程...... 耿云志 2
始于怀疑 终存疑虑—回眸我的胡适研究之旅.... 易竹贤 30
点滴的回顾与思考............................. 朱文华 54
我的胡适研究之路........................... 欧阳哲生 67
从胡适到“五四”............................. 张德旺 76
走近胡适三十年.............................. 方利山 84
“泥上偶然留指爪”—我与胡适研究........... 陈漱渝 93
我的胡适阅读历程............................. 何卓恩 98
胡适的时代还没有到来........................... 谢泳 107
我与胡适资料收集研究......................... 胡成业 112
先父与胡适研究................................ 颜军 119
胡适研究编年纪事（1979-2013）
胡适研究编年纪事（1979-2013）
........... 宋广波 吴云峰 董立功 张书克 李建军 编 132
胡适研究著述目录（1979-2013）
胡适研究著述目录（1979-2013）........... 宋广波 辑录 240
胡适研究论文、文章目录（1979-2013）..... 宋广波 辑录 250
重要胡适资料书录（1979-2013）........... 宋广波 辑录 450
心长路远，努力前行
——回忆胡适研究的历程
耿云志
一
我之从事胡适研究，是许多原因促成的。
1972年，“文革”尚未结束，我所在的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尚未成立）接到任务，要组织人力进行中华民国史研究。据说这是一年前，在一次出版工作会议上，由周恩来总理等人提出的建议。我1964年毕业后到近代史研究所工作，先后搞两次“四清”，一次农村劳动，接着，就进入“文革”。所以还从未接触业务工作。搞民国史，让我们一部分年轻人有机会比其他人提前进入业务工作，是很大的幸运。然而，“文革”毕竟尚未结束，我们也就不可能完全正常地全力做研究工作，大约每星期可以有三四天的时间用来做研究工作，其余的两三天时间免不了要参加“文革”各种活动、各种会议之类。这已经令人羡慕不已了。
由李新先生领衔，于1972年10月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室（实际上当时叫作研究组），起初只有十几个人。李新先生要求大家先从搜集整理资料入手，分作三个小组，一个小组以民国人物为中心，一个小组以大事记为中心，另一个小组以专题资料为中心。
我们的工作得到中华书局的大力支持和配合。双方约定，由我们民国史研究室的三个小组分别编写《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的“人物传”、“大事记”和“专题资料”三个系列的稿子，交给中华书局刊印，作为内部资料发行，借以征求意见，为将来撰写《中华民国史》做准备。
我被分在“人物传”小组。第一步工作是查阅资料，列出千人左右的人物传入选名单。我主要关注思想文化（包括教育、科技、艺术等）方面的人物。很显然，胡适是民国时期思想文化方面的首要人物，对他是一定要作为重点加以研究的。可以说，我是被一种客观形势推到研究胡适的路上来的。如果没有研究中华民国史这回事，按我个人的兴趣，我可能把全副精力都投入到晚清史的研究。又如果我不是被分在中华民国史的人物传小组，又如果我不是被委以重点关注思想文化方面的人物，我也许就不会和胡适研究结下不解之缘。
当然，这只是客观形势的一面，单有这一方面，还不足以使我同胡适研究结下不解之缘。因为我可以一般地了解胡适的主要资料，写一篇胡适小传，就可以交差了，不一定要没完没了地研究他这个人。
这就要谈到我的个性与兴趣。我是一个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不愿意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从读高中的时候起，就对思想和理论产生兴趣，尤其是读了我的朋友送给我的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和随后又读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之后，我觉得我的兴趣完全转到自我思想训练上来。这使我在高中毕业鉴定中，被戴上“有严重自由主义倾向”的帽子。为此，我付出了很高的代价。在大学的中国哲学史一课，胡适只是被简单地批判一通，他到底有些什么思想主张，并不清楚。现在有机会研究民国时期的思想文化的重要代表人物，我应该把胡适的思想弄个清楚。
这时，已是文革高潮过后，对于我这个爱思考的人来说，已不可遏止地开始反思，不但反思“文革”本身，还必然地要反思到一切引发“文革”的各种思想萌蘖的过程。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条件，我们近代史研究所收藏有数量非常可观的胡适档案资料，可以为我的研究提供很大的方便。
我深知，研究胡适这样一个曾被一场席卷全国思想文化界的大批判运动彻底否定的人物，是有很大困难的，特别是在“文革”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我只能从搜集资料入手，先做一点资料积累的工作。1975年，我一头扎进胡适档案中，大约陆续花了十个月的时间，把胡适档案查阅一遍。同时，我试探性地写一篇丁文江的小传。因为丁与胡适关系非常密切，其思想观点亦极相近。对丁文江的评述，可以为胡适的评述得些参考借鉴。我访问了跟丁文江关系较多的黄汲清先生、高振西先生等，还把初稿交给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张文佑先生带到他们研究所去征求意见。张文佑所长告诉我，一位曾与丁文江很接近的尹赞勋先生说：“怎么能给丁文江立传呢？”这很可能反映出那时一班人的思想状态。不过我还是把我的《丁文江》的稿子在《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的第四辑（1977年10月）上发表出来。我知道，丁文江与胡适不同，胡适经过全国规模的大批判，人人知道他是思想文化界第一号的“反动派”，而丁文江只有知识界较少的人知道他的一些情况。所以，对胡适能写到什么程度，才可以发表出来，还需要仔细斟酌。
《胡适》小传的初稿紧接着《丁文江》写出，但《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人物传》的第五辑是1978年10月才出来。那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胡适》小传中除了对其文学革命的贡献有明确的肯定以外，还远远没有做到客观、公正。这不仅是环境使然，我自己的认识也还须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二
大约就在《胡适》小传出来不久，李新先生对我说，明年（1979）是五四运动60周年，准备举行一次高规格的学术讨论会，你可以就胡适写一篇文章。我当时只是漫应着，总觉得写一篇学术论文，若不能较充分地表述自己的见解，似乎没有什么意义。那时，我正在为撰写《中华民国史》第一卷的有关章节到处搜集材料，故宫明清档案馆（即后来的国家第一档案馆）、国家图书馆等处查过以后，我到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宿舍借住一个多月，查阅那里的报刊资料。有一次，我从北大回来的路上，听见广播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印象最深的是说，中共的路线从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中心放在建设事业上，就不会像过去那样片面突出政治，大搞阶级斗争，也就不会有太多的人那么喜欢给人扣政治帽子。如此，就可以比较客观地、实事求是地讨论问题，包括对历史人物的评述。因此，我觉得胡适的文章可以写了。
大约是1979年春节过后，我用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写了两万多字的长文《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先交给李新先生审阅，他觉得很好，就直接转交给主编《历史研究》的黎澍先生。当时，黎澍先生还兼任近代史研究所的副所长。有一次，他在研究所后面的大院子里，在我们研究室的门前遇见我（那时，近代史研究所仍是三进四合院的旧貌），主动抓住我的手，久久不放，他认为，我那篇文章是即将发行的一期《历史研究》中最有分量的一篇文章。
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学术讨论会，于5月2日在国务院第一招待所举行，新一期《历史研究》刚刚出版，与会的每一位学者都见到了这本杂志。记得，讨论会上收到五六篇以胡适为主题的文章。会后，我参与编辑讨论会的论文集，有关胡适的文章入选的比例是最高的。我发现，会议竟然没有一篇关于蔡元培的文章，觉得很不合宜。我同主持编辑工作的丁守和先生商量，我抽出一个星期的时间赶写一篇蔡元培的文章，加入论文集里。
这一次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活动带有标志性意义，从此对新文化运动有了新的研究视野，对胡适进行比较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研究从此开始。
胡适不是一个普通的学者，他是开启一代新思潮的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袖之一，他是整个民国时期，影响极为广泛而深入的知识界领袖，在教育、学术、文化乃至政治等诸多领域都有很大的影响力。对他的认识有重大变化，势必引发诸多方面的重新评估。所以，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将是一个需要做出长期努力的课题，也将是一个会遇到各种阻力和经历诸多曲折的过程。就在这一年的下半年，我和黎澍先生商量，要重印《胡适文存》。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积极承担出版的责任。于是，我开始对《胡适文存》一、二、三集做校订工作，当第二集的校订快要完成，而第一集的校样已经排出的时候，突然听说有某位高层大员发话：“我们社会主义的出版社，怎么能出版胡适的东西呢？”出版社的负责人立即决定撤项，于是重新出版《胡适文存》的打算无法实现了。大概一直到90年代初，才有胡适原著陆续重新出版。而到新世纪，连《胡适全集》也出版了，而那位企图阻止这一进程的大人物却早已作古了。
我的第一篇研究胡适的文章在《历史研究》发表后，经常有杂志和出版社向我约稿，都无法应允。原因是，我从1981年开始协助黎澍先生工作，我自己也还需要完成研究所和研究室一些集体项目的工作。况且，家务负担也非常之重。我没有精力再做其他。胡适研究，始终是我个人的一项业余的工作。
1983年秋冬，有一场所谓“清理精神污染”的运动。我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科学》上所发表的有关清末立宪运动的文章，关于胡适研究的文章，当时影响都比较大，这时都被一部分人认为是有涉“精神污染”的作品。所以，所内为“清理精神污染”而设立的审查小组把我列为重点审查对象。起初，我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小组，慢慢稍有耳闻。不过我当时认定：第一，“文革”刚过去不久，人们痛定思痛，像过去那样再搞一场轰轰烈烈的“整人运动”几无可能。第二，我关于立宪运动的文章，关于胡适的文章，可以说，每一立论都是有根据的。所以，我自己觉得是可以站住脚的。大约到了1984年的春天，参加那个审查小组的钱宏先生和何重仁先生找我谈话。钱先生给我的印象一向很好，为人比较正派、平和，何重仁先生过去倒是每场运动都颇为积极。我记得钱先生一言未发，主要是何先生讲。他说：“我们按领导要求，仔细看了你的文章，认为还是属于学术见解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这就是他们的审查结论。当时我正在一边帮助黎澍先生做事，一边为四川出版社赶写一部书稿。原来，四川人民出版社派人来找我商谈，要我写一本关于胡适的书。我说，写胡适的传记，条件尚不成熟；我可以赶写几篇专题论文加上已经发表的几篇文章，再附上一个胡适的年谱简编，凑成一本书。他们同意了。此事，李新先生和黎澍先生也表示支持。于是我可以稍稍利用正常工作的时间做这项工作。大约将近一年的时间，书稿成。这本书稿共收论文九篇，其中有三篇是在《历史研究》上面已经发表过的，另有六篇是这一年里赶写出来的，还有一篇关于胡适博士学位问题的考证文章，是早几年写出而未曾发表的，作为附录收入书中。胡适年谱简编，也是早几年写有初稿，在这一年里补充材料。1949年前的部分主要材料来源是胡适档案。1949年以后的材料主要来源是胡颂平编的《胡适年谱简编》（那时，胡颂平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在大陆还见不到）和部分台湾出版的期刊。全部书稿约40万字，于1984年7月交稿。10月，我亲到成都看过校样。1985年《胡适研究论稿》问世。这本书是1949年以来，大陆上第一本研究胡适的书，而且因是专题研究，有一定的深度，尽管今天看来，在认识和评论上还有许多不到位的地方，但在当时的海内外学界人士看来，已属思想相当开放的书了。而且书中用了大量胡适档案中的材料，所以广受重视。记得当时香港、美国的多种中文报刊都有报导和评论，还收到不少海内外来信，赞赏此书的价值，也有的提出具体的意见。
1986年，又发生一场所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现在绝大多数人都知道，那是因何而起的运动。运动既然发动了，总会有人紧紧跟随。于是有几家报刊上便又有批判文章发表，其中有一篇因作者地位很高，所以文章分量也显得很重，是在《光明日报》上发的，其中不点名地批评黎澍先生和我。文中说到学校的课堂里不允许讲唯心主义的东西。这个说法引起一些老辈学者的抗议。他们指出，除非在全部教育中完全排除历史的内容，否则是无法做到完全不讲唯心主义的东西的。此话有人反映到主管意识形态的人那里，于是学术界的批判运动不了了之。
也就在这一年，统战部知识分子工作处的负责人陶斯亮女士来找我，说是安徽绩溪县要求将胡适故居作为重点文物加以保护。此文件被转到统战部，要求他们研究，并向中央提供处理意见。陶斯亮希望更多了解有关胡适的情况。我们就在我的办公室里谈了一个多小时。她虽是学医的，但文史方面的书读过不少，所以很容易沟通。谈过之后，她提议，邀请我到统战部去跟他们的干部一起谈一下。这个办法果然很有效果。我略微系统地谈了胡适的情况之后，他们的负责人又要求我代他们起草一份给中央的报告。我慨然应允。我不知道他们在我起草的报告上面做过哪些修改，后来陶斯亮告诉我中央批示的主要意思，说，对胡适暂不作全面评价为宜。胡适故居只作为地方的文物保护单位，直到新世纪，才把胡适故居所在的上庄村作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三
自从《胡适研究论稿》出版以后，有更多的出版社要求我写胡适的传记。我仍然没有答应，我仍觉得条件不够成熟，写不出自己可以满意的胡适传记。我只答应四川出版社，把原来《论稿》中的年谱简编进一步充实，单行出版（原来，香港中华书局抢先把那个年谱简编单行出版了，据说，销路还不错）。新编的《胡适年谱》于1989年出版，此书对于胡适研究者和其他对近代思想学术史感兴趣的人，颇有参考价值，被引用得更多些。
1989年的风波过后，学界气氛颇为滞重。但1991年是胡适100周年诞辰，我觉得应当做点什么，否则既对不起前人，也对不起后人。
1990年，有一次在院里出席一个会议。中间休息时，我同胡绳院长说，明年是胡适先生100周年诞辰。现在尽管对胡适评价还有很大分歧，但胡适对中国新文化的影响是举世公认的。如果没有特别大的影响，当年也不会搞那样大规模的批判运动。现在知识界已有相当多的人开始对胡适有新的认识。我估计，为胡适诞辰百周年，海外一定有纪念活动，我们如果毫无举动，是很不合宜的。我打算明年举办一次学术研讨会以为纪念。您看是否可行？胡绳院长说：“我看没有什么不可以。”随后他又说，“过几天我要召集历史学片各研究所所长会议，你来列席参加，把你的想法在会上说一说。”我很高兴，答应一定参加，这说明我的想法已经开始进入逐步实施的程序。我在历史学片各所所长会议上，稍详细地说明我的想法，以及关于举办胡适研讨会的初步设想，结果获得所有参会者的热烈赞同。于是，胡绳先生便对我和近代史所的所长王庆成先生说，要我们就此事用近代史所的名义向院里打报告。这报告自然由我来起草。不久，院领导即批示同意，并拨一部分经费支持。大约从1990年底到1991年春，我花了很多精力来筹备第一次全国规模的胡适研讨会。
第一是联系各地对胡适研究感兴趣的学者，希望他们都能借此机会相聚在一起，互相切磋、交流。有些人从1979年以来已陆续认识，有些散在各地的学者需要设法联系。第二是选择会议地点。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希望在胡适的出生地举办第一次研讨会，这样比较有意义。以后再举办会议，也都选择胡适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至少是他足迹所到的地方来举行。我和近代史所的科研处长一起专程到安徽去考察，先后在合肥、绩溪、黄山等处停留。绩溪应是首选，但那里举办学术会议的条件确实不是很好。但当我听到绩溪县机关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说：“耿先生，胡适研讨会如果在首都北京举行，我们没有话说；但如果在其他地方，而不在绩溪举行，我们想不通。”这句话令我十分感动。一个普通的绩溪人，对他们的先贤有如此的情怀，这在当时，胡适在学界以外还远没有得到起码的正名的时候，是非常难得的。这与他们的领导层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做领导的，总难免有种种顾虑。我决定即在绩溪举办第一次胡适研讨会，以纪念他一百周年诞辰。我相信，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会议是无论如何总可以开得好的。
原来准备在1991年的暑假期内举办这次研讨会，以便于在高等学校工作的学者参会。但很不巧，当年夏天绩溪发生少有的大洪水，不得不改期在11月举行。我在10月上旬，将所有会前筹备工作都安排妥当。10月14日，我离京赴武汉参加辛亥革命80周年研讨会。会后赶往广州，从那里出发去香港参加中文大学举办的胡适研讨会。在那里，初结识陈方正先生、金耀基先生、刘述先先生、许倬云先生等，会后拜访香港大学历史系主任吕元聪教授和中文大学历史系主任吴伦霓霞教授。几年前，吴教授曾邀请我访问中文大学，因故未去，此番也算是践履前约。我为香港之会提供的论文是《胡适的文化心态形成的历史背景及其特点》（此文收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胡适与现代中国文化的转型》一书）。
此次在港停留一周，回程在广州停留一日，于11月2日从广州直飞黄山，有汽车送我到绩溪。绩溪县委书记提出两条：他们县政府不宜做合办单位，可改称协办单位；他本人不宜担任组织委员会的副主任。我知道他的意思，答应可以商量。
我为了会议能够顺利举行，拜访了绩溪几大班子的多位负责人。由于参与筹办会议的近代史研究所的科研处长，临时被某所长调去陪他去访问俄国，以致会议一切会务几乎都要由我一个人一一去实施，真是累得不轻。好在曾任人民出版社社长的前辈王子野先生特来参会，他本人是绩溪人，在亚东图书馆工作时，曾见过胡适。有他在会，许多事比较好沟通。还有绩溪县政协副主席颜振吾先生，他本人也研究胡适，故会内会外给我许多帮助。还有全体与会者都是学者，大家很合作。所以，这次会开得非常成功。
会议于1991年11月7日至11月10日在绩溪宾馆举行。
我在研讨会的开幕式上，讲道：“胡适是中国现代学术和文化史上具有广泛影响而又争议甚多的人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他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诸多领域都有过开创性的贡献，但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过去一个很长的时期，人们对他只有批判而无研究。十余年来，研究胡适的有关论著相继问世，在海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后的胡适研究，将会在比较正常的学术研究氛围下，不断深入，取得更大进展。”我还指出，“学术研究应当避免华而不实的浮泛的感想之论，应当力求做到充分地占有材料，立论有据，扎扎实实。”
会后编选的论文集，我取书名为《现代学术史上的胡适》，据说销路非常之好，以至几年之后，又再版一次。这在大陆上，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事，一次学术会议的论文集，竟然有再版的机会。
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全国绝大多数从事胡适研究的人和对胡适研究感兴趣的人，得机会聚在一起，互相认识，互交朋友。这对以后推动胡适研究是很有意义的。因有这次成功的学术聚会，才有以后数年胡适研究的迅速推广，才有胡适研究会的成立和《胡适全集》编辑工作的筹议。
1992年夏，我在北京邀请胡适研究有关学者开第二次研讨会。这次会，有来自美国和台湾的学者，如唐德刚先生、周质平先生、陈宏正先生、赵润海先生等参加；邓广铭先生和王子野先生也到会了。较早开始做胡适研究的学者，如易竹贤、朱文华、胡明、颜振吾、沈寂、曹伯言、季维龙、欧阳哲生、陈漱渝等二十几位朋友都参加了会议。会议除了讨论胡适思想议题之外，还形成两点共识：大家都认为应当组织胡适研究会，以便开展活动；应开始筹议编辑《胡适全集》。
建立胡适研究会的事，比较容易办。可以在民政部登记的一级学会—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的下面设一分会，这样可不必单独申请逐级审批，很麻烦，而且说不定会在哪一级被搁浅。我是中国现代文化学会的常务副会长，可以兼一下胡适研究会的事。从此以后，我所发起和组织的所有胡适研究的活动，都是用胡适研究会的名义进行的。
编辑《胡适全集》的动议，安徽教育出版社最先做出回应。可能是1992年的秋天，该社的几位领导人来北京找我，表示他们有决心担任出版《胡适全集》的事，以后往返商议多次。我考虑此事由安徽的出版社来做是比较合适的。而教育出版社在当时都是比较财力雄厚的，承担得起成本付出，所以，我同意同他们合作。
后来，在如何主持编辑工作等问题上，我和出版社的人意见不同。几经交换意见，结果仍按他们的意见，由出版社主持全部编辑工作。我的意思，由研究有素的学者组成的编委会来主持编辑工作，可能对于保证学术质量有好处。既然由出版社主持工作，我就没有多少责任了。我一向不愿做挂名的事，所以，提出辞去副主编的头衔。出版社方面坚决不答应，随后又有海内外的朋友出面劝留。担任主编的季羡林先生也打电话来，要我一定不要辞职。他甚至说，无论如何，你的名字一定要保留。在此情况下，我若再坚持辞职，似乎不近情理了。我虽身为副主编，实际上很少参与。《胡适全集》于2003年出版，除了保留《胡适文存》（包括《胡适论学近著》）及《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独立专著形式，是我一再坚持的原则之外，对其他方面，我都没有资格承担其责任。作为第一部《胡适全集》得以在大陆出版，尽管其中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其意义与价值还是不容抹杀的。对此，安徽教育出版社和参与编辑工作的所有学者的劳动，应当予以肯定。
1993年、1995年分别在青岛和上海举办第三次、第四次胡适研讨会。青岛的会，得到当时在青岛社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王书君先生的大力帮忙，会议圆满成功。上海之会，是与华东师大历史系合作举办的。其间，时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副主编的曹伯言先生做了大量的筹备工作。那次会议，参加的学者人数较多。我们第一次请到了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时的秘书傅安明先生到会，他对那一段时期胡适先生的生活与朋友交往知之最多。
青岛会议的论文选编入我主编的《胡适研究丛刊》第一辑中（1995年5月出版）；上海之会的论文选收在我主编的《胡适研究丛刊》第二辑中（1996年出版）。
四
1994年，我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由黄山书社出版。此书的出版，费了多年的心力。
早在1986年，我就向当时近代史所的领导提出，应当整理、编辑出版本所收藏的胡适档案。我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国内外学界不少人知道，我所图书馆收藏着资料非常丰富的胡适档案。这批资料学术价值极高，远不止是对研究胡适有用，研究民国时期的历史，不论是研究有关人物还是研究思想史、教育史、学术史乃至其他多方面的历史，都可以从胡适档案中找到有用的材料。这是天下之公器，应当提供给海内外学者使用。（二）我多次查阅过胡适档案，这批档案的现状很杂乱。本来，由档案主人保留的资料，即按其原有状态保存，不加整理，这也是许多学术机构惯常的做法。但这是有原因的，一是原来的保存状态良好，二则可能文件数量不是太大，登录之后，查找起来无大困难。如文件数量非常多，以原有保存状态良好，查找起来，虽不甚方便，但只要有详细登录，还是可以查找得到。对这类档案不加整理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整理起来需要聘请专家及配备助手，耗时耗财，不胜其烦。我们所藏胡适档案，情况不同。一则，资料早已非胡适先生自己保存的原有状态，经过大批判时被中宣部征用过，当时已被人大动过手脚。二则，近代史所曾将另外收集到的胡适相关资料加入其中。鉴于以上原因，现存胡适档案，比较杂乱，一部分卷宗，存放资料较少，有逐件登录的目录，另有相当一大部分卷宗，完全没有目录。有些卷宗内含有上百件文献，如果管理不严，很容易丢失。事实上我已察觉有文献丢失的情况。我第一次阅档时，留有印象的文件，第二次阅读时竟不见了。非常明显的是，在1980年代初期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收录的文件，有少数文件在档案里却找不到，如周作人的信件就是一个例子。我当时对所领导说，如再不加系统整理和登录，将来难免还会发生丢失的现象。我还强调，我们几乎不需要多少经费的投入，我可以找几位帮手，完全尽义务地来做这项工作。我强调指出，这是我们近代史研究所和我本人对学界应尽的义务。
然而，即使很少的一点经费，所里也拿不出。我设想，重新整理过的档案，至少应放入档案柜中保存，不宜仍在普通书架上堆放，常覆在尘土之下。至少应做一批统一的卷宗袋。原有的卷宗袋，五花八门，有不少是1960年前后出品的，用非常糟糕的纸制作的，必须更换。
所领导请我以研究所的名义向院里打报告，说明整理编辑出版胡适档案的必要性及其学术价值。院里批示，同意研究所意见，但不能拨给经费。
我和所领导都曾与一些出版社接触，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合作。但那时候的出版社都是国家机构，搞这样大的项目，必须向上级申请经费。当时，恐怕前面提到的某大员所说“社会主义的出版社，怎么能出版胡适的东西”的话，还言犹在耳。故没有出版社肯担任此事。
在此情况下，和我很熟悉的，当时在《历史研究》杂志工作的庞朴先生介绍我去见一位当时在中央农村发展研究所（这个名目我记不准确了）的一位年轻人，据说他很有能力。我如约去见这位先生，并详细谈了胡适档案状况及我对于整理编辑出版胡适档案的设想。结果他给我出的主意是设法找一个出版商，由出版商来筹划此事。我回来将此意向所领导汇报，他们都感到不知如何措手。那时出版商的概念，还显得相当生僻。
直到1990年，安徽黄山书社的人来近代史所组稿，听说此事，他们表示有兴趣。但后来，临到实施计划时，他们觉得，出版社没有足够资力做初期投入。事情俨然有搁浅的危险。这时，有一位扬州的出版商，他给历史研究所做过“徽州文献”的影印出版，有一定经验，得知胡适档案事，乃及时赶到本所，见过所领导。他描绘出一幅颇能动人的出版前景。所领导与其达成口头协议，将情况告诉我，我也表示同意。
于是，从1991年起，除了图书馆的两位尚在职的人员以外，我请了几位退休的同事来帮忙做档案的整理工作。我首先拟定档案的详细分类纲目，并演示若干案例。然后与共事诸位商定具体实施办法。大约1991年的春节过后不久，整理档案的工作就正式开始。用了不到两年的时间，整理工作完成，所有档案文件按分类编出详细目录，再分装卷宗，每一卷宗，详细登录本卷宗内文件目录，如此，读者阅后，管理人员便于检录收存。
大约1992年底，或1993年初，我开始选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一书。因为有了详细的系统分类，选编工作可节省不少时间和精力。记忆中，似乎不到1993年的年底，《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的选编工作初步完成。然后请韩荣芳教授帮我复核，在每卷卷宗目录页做出入选标记，并誊清全书的总目录。
1994年初春，将入选文件依总目录的顺序编排页码，稍后即进入照排。随后又经复查，补拍个别遗漏。到是年秋，属于编辑工作范围内的事，全部告竣。出版商以黄山书社的名义，于1994年年底前，将影印《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一书共42册出版。
此书材料极为丰富，史料价值极高。稍有遗憾的是，因时间不够充裕，我未对全部材料做考证和加注的工作。时间不充裕，是因为，此事自始至终，都不是我个人可以完全做主的事，这是研究所的一项工作。当时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说来很不好意思，就是全所同事，特别是所领导，迫切希望通过这项工作，给所里“创收”。当时，社科院除了经济学科、法律学科等少数研究所，其他大多数人文学科的研究所工作人员，生活都非常清苦，与高等学校教师相比，与国家其他部门的工作人员相比，情况明显困难得多。当时有一段民谣式的顺口溜说：“远看像是逃难的，近看像是要饭的，上前一问，是社科院的。”虽然说得很夸张，但可以反映出当年社科院工作人员的窘境。政府不能帮助解决问题，就允许各显神通去“创收”。近代史研究所的领导们受到极大的压力，一度要开办汽车出租公司，车都买了，院子里排满了“夏利”牌小轿车。在海内外传为笑谈。后来因找不到合适的承租人而不得不把车再卖掉。在这种情况下，所领导和全所人员对出版《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一书便寄予厚望。事实上，这本书确是给所里创造了为数可观的收入，总有几十万吧。但我个人没有拿一分钱的编辑费。我所做的所有推动胡适研究的事情，都是尽我应尽的义务。
此书出版后，我曾送给胡祖望先生一部，送给台北中研院胡适纪念馆一部，送给北京大学图书馆一部。北京大学还曾为此举行一个很庄重的仪式，其主管文科的副校长梁柱先生出面主持，请了邓广铭先生、欧阳哲生先生及图书馆、出版社方面的其他人士等参加。我在会上有一个简短的讲话（收在《蓼草集》中），针对北大的情况，我特别讲了一段：“由于大家都知道的原因，胡适先生尽管是国际知名学者，尽管在我国现代教育学术和文化的建设方面发挥过重大影响，但从1949年以后，30年里没有人从正面提起过他。它的名字偶尔被提及则总是和一大串罪名连在一起。这种情况从70年代末期才开始有所改变。但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仍不大愿意提起他，怕引起麻烦。我想说，北京大学的师生们完全不必因胡适曾做过你们的校长而有丝毫的不安。胡适先生可以同世界上任何著名的大学校长相比而无愧色。他在政治上同共产党人的分歧早已进入历史的范畴，只是供我们研究的一个问题。而他在教育、学术、文化上的许多言论著述，许多主张和实际的努力，在今天都非常值得我们给以总结和认真地加以思考。”
90年代，我还做过一项较大规模的资料工作，是编辑出版《胡适论争集》。此书原来并没有刻意要编成一部大部头的书，但编起来，觉得材料越看越多，于是索性就编成一部“现代思想论争集”一样的东西。因为胡适是现代思想界的领袖，几乎每一次重要的思想论争他都是重要的参与者，甚至是发动者，或是主要的目标人物。这部书从文学革命一直到台湾时期的争论，以及他死后关于他的历史地位的争论都包括在内，共收资料340余万字。同样是一部资料丰富、价值甚高的学术资料集。此书出版于1998年。
这时期，我受香港商务印书馆之请，为他们编了两本小书，一本是《胡适著作选》（这是台湾出版商买了此书版权之后改的名字，香港商务印书馆就叫作《胡适卷》）。这本书只收录了胡适最具有代表性，又最有可读性的文章。这在我是不经意做成的。没想到，不经意做的事，其效果却意外地好。此书1997年出版，至今每年仍有出售。可见其受读者的欢迎。我做胡适研究的最大目标就是希望有尽可能多的人读胡适，了解胡适。而这本小书于此颇有贡献。
另一本书，是把胡适档案中保存的胡适照片，挑选出能反映其各个时期的活动及交往情况的，略加注语，编成一本《胡适及其友人》（此书也收入少量胡适档案以外的照片）。据说此书销售情况亦比较好。2001年，我在北京举办纪念胡适先生诞辰110周年的活动时，蒙香港商务印书馆的陈万雄总经理慨赠此书数十本，分赠给与会各位学者。
1996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曾为我出版《胡适新论》一书，是把《胡适研究论稿》一书出版后的一些较有分量的论文，加上几篇序文编在一起。我本来给这本书取名《重新发现胡适》，但不知为什么，编辑却为它另行取名。《重新发现胡适》这个书名，直到2011年为纪念胡适诞辰120周年，重编我的胡适研究论文集时，才派上用场，整整推迟了15年之久。
五
进入新世纪之后，我产生两个想法：一个是，我觉得过去二十多年来，我们的胡适研究活动基本上限于一个较小学术圈内。今后，应当有意识地向这个圈子以外推广。2001年纪念胡适诞辰110周年的活动，我就特别请了一些一向没有参与胡适研究活动的学者，特别是党史界和革命史界的朋友莅会。人们都知道，在以往的党史和革命史著述中，胡适是最受排斥的，是顶着诸多严重罪名的人。我请他们来参会，是想通过他们渐渐澄清党史和革命史著作中关系到胡适的思想以及活动的真相。
另一个想法是，此前所做的研究，基本上是以胡适的学术方面为主，其他方面，特别是政治方面涉及不多，即使涉及，也没有做深入细致的研究。所以，我想，我们应该逐渐深入研究胡适的政治思想。我在为上海《社会科学报》写的《新世纪从头说胡适》一文中表达了这个意思。但至今只有李建军作的一本《学术与政治—胡适的心路历程》，算是从政治思想层面研究胡适的书。但此书却只能在海外出版。我希望，在这方面，今后若干年，能有较大的进步。
与上述的想法有关，我们胡适研究会从2008年起，编印《胡适研究通讯》，作为交换品，向有兴趣的朋友寄送。这个小刊物至今已有六年多的历史，投稿的范围和发行的范围都逐渐在扩大，其内容亦颇为丰富，是很可喜慰的事。
2011年，是胡适先生诞辰120周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年份，我决心办一次较高规格的纪念活动。一、编辑出版四本书：《学问与人生—新编胡适文选》（本来书名是《新编胡适文选》，但出版社方面大概有其苦衷，坚持正题必须另起名字）、《胡适书信选》、《重新发现胡适》、《胡适和他的朋友们》（《胡适及其友人》的增订版）。二、举行纪念胡适的国际研讨会。四本书的编辑工作从2010年下半年就开始了。其中前两种，宋广波帮我做了不少工作。举办国际研讨会的地点，本来在北京，尤其是在北京大学最为理想。可惜实际有困难。乃决定在南京举行，那里毕竟也是胡适生前去得最多的地方之一。
四本书未能都赶在南京会议之前出来，记得好像会上只发给学者们两本书。会后将后出的两本书也都补发给与会学者了。
南京之会，于2011年4月27日至28日在南京大学举行。这次会议是历届胡适研讨会参会人数最多的，除了少数年高体弱的朋友，还有极少的几位在学校工作的朋友因课程安排上的困难无法到会，其他的朋友都认真撰写论文到会宣读，参与热烈的讨论。最令我感动的是，一位年过七旬的日本朋友，在大地震和海啸的巨大灾难刚刚过去之后，如期来到南京参加会议，他就是山口荣教授。
我在这次会议的开幕词中简要总结了过去三十多年胡适研究所取得的成绩，然后说道：“作为一位巨星般的学者和思想家，胡适先生为我们的民族留下一份极其丰厚的遗产，例如：白话国语的成立，教育独立与学术独立的主张，个性主义的价值追求，独立思考精神的提倡，对自由民主的信仰，对建设中国新文化的深远考虑等等。对于所有这些方面，海内外研究胡适的学者大多已着手从事研究，并已取得很多成果。但也必须看到，胡适先生的思想还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广阔空间。”接着又说道，“我们研究胡适，应当虚心地学习和借鉴胡适先生树立的典范，始终秉持学术良心，以平实的态度去研究问题和报告我们的研究成果，用我们的学术良心去唤起别人的理解，用平实说理的态度去与别人共享知识和真理。学术良知应是我们唯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相信，以这样的心态、以这样的方法去从事研究，我们必定可以取得更多更好的成绩。”
我向这次会议提交的论文是《重读〈新思潮的意义〉》。这篇文章首先揭示，胡适写此文的目的是提倡一种怀疑的精神，评判的精神，独立思考的勇气。在强调怀疑、强调独立思考的基础上，胡适提出创造中国新文化的纲领，就是“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
胡适说，新思潮的唯一目的是再造文明。但他强调：“文明不是笼统造成的，是一点一滴的造成的。进化不是一个晚上笼统进化的，是一点一滴的进化的。”
文明或文化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在通常状态下，都是一步一步地向前，一点一滴地积累。那种看来像是爆发式的突然转变，历史上并非完全没有。但那是经过长期的不显眼的变化积累起来，加上许多因素的聚合，才有可能发生的。人们如果没有耐心和毅力去做一点一滴的积累的功夫，而总是梦想革命的爆发，梦想通过革命解决一切问题，那么或者是革命遥不可期，或者是靠人为地勉强制造出来的革命，也许会有某种爆发的形式，但却没有真正新的东西产生出来。即使产生出来，也没有营养可供其生存。所以，胡适始终强调要做一点一滴的积累，而不可迷信什么“根本解决”。
胡适当时处于新文化运动领袖的地位，他对于这个运动在社会上，在知识界，特别是在青年中所发生的影响，比一般人要观察得更为清楚。他发现青年们越来越激进，越来越没有耐心，越来越热衷于暴烈的思想和行动。而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于革命到底是什么，革命应当怎样进行，革命会发生哪些后果，等等问题，并没有认真思考过。这就很容易流于“革命浪漫主义”，把种种美好的理想，美好的愿望，都寄托于革命幻想之中。革命就是一切，一切为了革命，此外都是瞎说。我把这叫作“革命主义思维”。这种思维经历半个世纪的酝酿、陶冶、磨砺，终成了相当一部分人的思维定式，以致对于他们，没有革命的生活，没有革命的日子，几乎是不堪设想的。于是革命再革命，革之又革，终于革出一个空前残酷的“文革”来。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承认，胡适当年如此费力地，不怕舌敝唇焦，再三再四地强调，一点一滴地积累，一步一步地改革的思想主张，实在特别值得我们深思和加以借鉴。
六
2013年，本着让更多的人了解胡适的想法，我向安徽绩溪的朋友提议，在胡适先生的家乡，举办一次“中学生读胡适”的征文评奖活动。此议得到他们的热烈响应。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人文分社社长吴浩先生慨然捐赠200本《学问与人生—新编胡适文选》供此次活动之用。适之中学的校长、语文教师们认真地组织了这次活动。他们初评出50位写得比较好的“读胡适征文”，由我们胡适研究会聘请包括中学语文教师在内的胡适研究专家组成评委会，进行严格评选，分别评出一、二、三等奖的获奖者。5月15日，我特地赶到绩溪为获奖的学生颁奖。这是六十多年来大陆上破天荒的一次评奖活动。适之中学的百余名教师和数千名学生以及十多位绩溪县各界人士参加了颁奖大会。事后还举办了围绕这次活动的座谈会。可以说这是一次很有实际效果的胡适思想推展活动，所有参与者都高度评价此次活动的意义。
事后，我把在5月15日座谈会的发言整理成文，叫作《找回丢失的智慧》。
胡适的思想有一个极其明显的特点，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实际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人生就是不断地遇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国家民族也是一样。胡适所讲的问题，都是真实的，具体的。解决它们，也必须拿出实际的方法、步骤。没有笼统的问题，也没有笼统的总解决。每一个问题的解决，都会为社会的进步增添一点新的动力。这种动力积累得多了，社会就会向前进一大步，有时甚至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过去，人们把胡适的这种思想视为反动的社会改良主义。持暴力革命论者认为，社会的一切问题都汇集成一个总问题，即打倒统治者，夺取统治权的问题。革命主义思维，以为夺取了政权，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这只是天真的幻想。暴力革命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社会问题还必须依靠有序地和平改革，才能渐次解决。如果不改革，社会矛盾积累多了，还是会酿成大的动乱，甚至再次爆发革命。过去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就是这么走过来的。这样，社会进步的成本就太大了。改革的关键，是要建立，或者说是形成大多数人认可的一种调整和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的制度机制，使任何矛盾都可以在这个大家认可的制度机制的框架下获得解决，使社会进步的成本降到最低。这自然是最符合社会大多数的利益。
人民就是千千万万普普通通的人。他们的最大愿望就是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下，用自己诚实的劳动，去营造自己和自己一家人的幸福。要求广大的民众整天跟着政治口号转，那绝不是人民所情愿的。所以，政治的根本问题就是使这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得其所哉。
革命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改革同样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区别是，改革是在大家认同的框架下，解决问题。大家有了这种制度机制的保障，就可以不断地解决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使社会进步，人民得所。这种制度机制就是民主。
胡适先生所提倡的，面对实际问题，一个一个地解决问题的思想，既是一种根本主张，也是一种根本方法。他的思想主张与方法，在革命战争的年代里，被排斥，被否定。后来又经过有组织有系统的大批判，更使绝大多数人自觉不自觉地将胡适的思想屏蔽起来。然而他的这些思想主张与其方法论，在今天和平发展的年代，确是极其宝贵的思想资源，极其有用的智慧。现在我们要找回这些被丢弃的、被遗忘的智慧。目的是让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事业，少走弯路，少受挫折。
我常常把胡适的思想与方法概括成八个字：“为国造因，勤谨和缓。”记得1989年秋天，我第一次到绩溪参观胡适故居时，在留言簿上就写下这八个字。这是我对胡适思想反复推敲、琢磨，提出的一种概括。我觉得，这八个字既可以说是胡适根本的人生态度，也可以说是他政治上、学问上的根本方法。
古人有云：“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九层之台，起于垒土。”说的是，凡事须从起点上做起，一步一步地做去，一点一点地积累，才能继长增高，最后取得成功。不可能跳跃式地，一步登天。有些人喜欢“大鹏展翅，日翔万里”，或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那种气概。自然，英雄气概是需要的，但持之以恒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行，一点一滴地积累的工作精神更是需要的。
我一向很欣赏清末著名的状元实业家张謇，他在清末立宪运动中提出“得寸则寸，得尺则尺”的方针。“勤、谨、和、缓”的四字方针与“得寸则寸，得尺则尺”的方针，是异曲同工的，它们都可作为我们立身行事的箴言。如果大家都本着这种态度、方法去做事，我们的各项事业，都能扎实进取，日积月累，善果必有可期。
七
我个人从事胡适研究，已有40年。胡适研究对于我，基本上是“业余”的工作，我的绝大部分时间被集体课题和其他工作所占用。但做胡适研究的时候，我是凭个人的兴趣和意愿，是怀着使命感和责任心去做的，所以，非常愉快、欣慰。我已记不清我有多少次接受报刊、电台和电视台的采访，要我谈胡适，有的学校学生自动组织起来，请我去讲胡适。这些全都是出于义务心与责任感。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胡适，认识胡适的真实面目，理解他的真实思想。你可以仍然不赞成他的某些主张，但我希望你是通过自己的独立思考所作出的判断。胡适先生一辈子不希望人们被别人牵着鼻子走。我热心于胡适研究，也是为此。每个人都能独立思考，好的思想、好的主张才会涌现出来。这正是古人所谓集思广益的意思。但在古代，这只是明达君主或官员的一种想法和作风，可遇而不可求。在现代民主制度下，它成为一种牢固的制度机制，和有教养的人的一种习惯。
四十年来，学术环境有一个演变的过程，我本人对胡适思想及其所关注的那些问题，也有一个认识的过程。这些认识都反映在我所写的书和论文中，读者可以检视、批评，为功为罪，任汝评说。
胡适研究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实属来之不易。如果没有学者们的努力，一步一步地做历史还原的工作，胡适的真实面目，真实思想，不可能被这么多人所了解。
单有各自分散的研究工作，没有共同的活动，没有共同的园地，没有凝聚一起的努力，不可能产生较大、较广泛的社会影响。数十年来，我作为胡适研究会的负责人，用了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筹划和举办各种活动，以推动胡适研究和胡适思想向横广方面发展。如举办学术研讨会、各种座谈会，编辑各类书籍、刊物等等。我本来是一个非常缺乏办事能力的人，特别是不具备现在人们称之为“公关”的那种本领。我唯一的办法是尽量让人们了解我的工作的意义。这里，我要特别感谢一些长辈朋友的支持，如胡绳先生、王子野先生、邓广铭先生等。还有一位特别重要的同辈朋友陈宏正先生，我同他相识二十多年来，他一贯支持我组织的推动胡适研究的活动。而在举行这些活动时，从事胡适研究的朋友们的支持与合作更是活动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在胡适研究会中，欧阳哲生先生和宋广波先生给了我很多帮助。宋广波先生，自2005年调入近代史研究所以来，胡适研究会的许多具体的琐碎事情，都主要由他来处理。
我衷心感谢上面提到的和没有一一提到的所有朋友的支持和帮助。胡适研究仍然要靠大家共同努力，才能继续取得进步。
2014年8月30日写于太阳宫寓所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装 帧：平装
页 数：451
版 次：第1版
开 本：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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