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王为松专栏】钱钟书1989年给宋淇的最后一封信，“客来亦多不见，几欲借Greta Garbo‘I want to be alone’为口号，但恐人嗤我何不以尿自照耳。呵呵！”钱先生当年就“呵呵”了，也可算是“呵呵”的前辈吧。

宋淇、邝文美夫妇 （图片来自网络）

余光中先生的《沙田七友记》，跑上来第一个就是宋淇先生。他说，“宋淇谈天说地，全凭兴会，所谓娓娓，往往升级为侃侃，终于滔滔”，“他不但学识广泛，而且舌锋凌厉，像是我们这圈子里的约翰生博士”，“他交游既广，涉猎又多，兼以记性特强，所以话题层出不穷，舌锋至处，势如破竹。”杨绛先生在《我们仨》里也说，“李拔可、郑振铎、傅雷、宋悌芬、王辛笛几位，经常在家里宴请朋友相聚。那时候，和朋友相聚吃饭不仅是赏心乐事，也是口体的享受。”悌芬，是宋淇的笔名。也是在“宋淇饭局”上，傅雷夫妇认识了钱钟书夫妇。

我听说宋淇这个名字，是二十年前责编一本港台暨海外学者散文选的时候，编者陈子善选了乔志高吴鲁芹林以亮等一批我闻所未闻的学者作家，吴鲁芹的“数字人生”“喝汤出声”，现在还记得其中一句，“人生已经沦落到只剩几个数字，几个数字就可以道尽人生”。林以亮的“秀才人情”，我当时也作为候选书名，推荐给子善老师，林的文章以武功论学术，别出心裁。后来才知道，林以亮就是张爱玲的遗嘱执行人宋淇。

《宋家客厅——从钱钟书到张爱玲》（宋以朗著，花城出版社2015年4月，38元）一书，作者从自己的祖父宋春舫，写到父母的朋友钱钟书、傅雷、吴兴华、张爱玲等。我奇怪的是，书中所有的页脚都写着“宋淇传奇：从宋春舫到张爱玲”，显然是出版方在临出书前，更换了现在这个并不确切的书名。书里引了钱钟书1989年给宋淇的最后一封信，“客来亦多不见，几欲借Greta Garbo‘I want to be alone’为口号，但恐人嗤我何不以尿自照耳。呵呵！”钱先生当年就“呵呵”了，也可算是“呵呵”的前辈吧。

在当代学者中，宋淇赞美最频的是钱钟书与吴兴华，认为国人研究西洋文学，精通西洋语文，罕能及此二人。胡乔木说得更坦诚，同钟书谈话是一大乐趣，但是他一忽儿法文，一忽儿德文，又是意大利文，又是拉丁文，我实在听不懂。

胡乔木也是“博学深思、勤奋笔耕”的大学问家，王蒙在《不成样子的怀念》中回忆第一次见他，就觉他“知识丰富，思路清晰，字斟句酌，缓慢平和”，从温庭筠一路说到爱伦坡。两人谈到对于典型问题的看法，胡乔木说，“典型”是外来语，stereotype就是样板、套子的意思，还说，高尔基的《母亲》是典型的，但高尔基最好的小说是《克里姆·萨木金的一生》。然后如数家珍地谈这部王蒙认为“长而且怪的、没有几个人读得下来”的小说。看来，胡乔木谈到兴头，也是夹带外文的，呵呵。

因为工作与个人的兴趣，我陆续读过一些胡乔木回忆毛泽东、谈党史、谈新闻出版、谈文学艺术的文章，也曾打算在他的书信集里找出一些“史料未及”的细节。为人所熟知的是1997年，邓小平与王震邓力群谈话时称胡乔木是“党内第一支笔”，这部邓力群牵头，前后写了二十年、八十万字的《胡乔木传》（本书编写组，当代中国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120元），既是对胡乔木生平的研究，也使我们今天可以从一个侧面来比较系统地了解与总结党的思想理论、宣传文化工作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