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今年是中西书局成立五周年，在上海书展期间，我们采访了书局总经理秦志华，请他与我们分享中西书局五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他很坦率地谈到一家小社在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的紧迫感与危机感，但也正是这样的危机意识，促使中西书局全体员工拧成一根绳，用心做编辑，用心做出版。

中西书局社长 秦志华

中西书局的前身是成立于1987年的上海百家出版社，当时的经营定位主要在委托出版，或者说合作出版。九十年代以后，由于各家出版社都在拓展合作出版业务，百家社特色渐失，经营日益窘迫。2009年底，原上海文艺出版集团决心重组百家出版社：重新设定出版社的出版方向，即社科人文类的专业学术出版；重新组建新的编辑队伍和管理团队；并为脱胎换骨后的出版社起名“中西书局”，希望能融汇中西，以学术立社。

中西书局最初的领导班子可谓五湖四海，出身于上海古籍出版社的秦志华任总经理，曾任浙江古籍出版社社长、总编的徐忠良任总编辑，上海教育出版社资深编审张荣任副总编辑。（2013年初徐忠良入主上海远东出版社，秦志华和张荣分别作为总经理和总编辑继续主持中西书局工作）。三人虽来自三家不同的出版社，成长经历不同，学科背景不同，但有比较相同的出版理念，同声共气，使得三驾马车时代的中西书局开局出手不凡，自此平稳起步。就在重组的当年，这家当时仅有二十几人的小社，就有11种项目入选了国家“十二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上海当年的出版统计数据反映出中西书局1000%的同比增长，换句话说，其前身百家出版社在 “十一五”期间只有一种，到“十二五”期间中西书局达到11种，且最后经过增补调整达13种，同时这些项目预计于2015年底全部完成。中西书局因此成为原上海文艺出版集团内承担国家重点项目最多的出版单位之一。

这家至今还不到三十人的小型学术出版社，在发达且以精耕细作著称的上海出版重镇上立足，一方面有赖于出版局和集团的大力支持，另一方面，团队以一种二次创业和共同成长的精神作为支撑，坚持融汇中西、学术立社的出版理念，硬生生走出了一条颇具特色的小众学术出版之路。今年是中西书局成立五周年，在上海书展期间，我们采访了书局总经理秦志华，请他与我们分享中西书局五年来所走过的道路。他很坦率地谈到一家小社在夹缝中求生存、谋发展的紧迫感与危机感，但也正是这样的危机意识，促使中西书局全体员工拧成一根绳，用心做编辑，用心做出版。他也感慨中西书局限于自身的条件，只能首先选择某些学术的细分市场，在点上进行攻坚和突破，并形容书局是学术出版的后来者，是游击队而非正规军。但值得欣慰的是，五年来，书局在学术界的口碑和影响力在不断提升。回顾中西书局前几年的发展时，他仍然很怀念三人搭班的时代，并认为“三个人各自不同的出版背景集中到一起，就形成目前我们中西书局基本的架构，从文献整理、语言文字，到一些宗教类、艺术类的产品线”。

百道网：我在上海各家展区转，从产品线上看去，不难发现上海多家出版社与上海古籍社的渊源，但是又能让人明显地感觉到各家社在有意识地去做差异化竞争。这是我作为旁观者，兼而又是外行的一个观察，想听听您作为局内人怎么看这个问题。

秦志华：您的观察非常细致、专业。我毕业后就到上海古籍社工作，在那里工作了八年。上海多家出版社的社长或总编都有在上古社工作的经历，时间有长有短。正因为有这样的渊源，所以我们在一家新的出版社做规划、做选题的时候，首先非常明确地要做出自己的特点。上海有38家出版社，如何在其中成为一家有特点的出版社，差异化竞争也是必须要考虑的。中西书局给人的第一印象是偏古籍类的出版社，但是我们跟传统的古籍出版社还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关注古籍社在做什么，曾经做过什么，以后可能会做什么，所以尽量避免跟他们发生同质化竞争，而是努力寻找自己的点，特别是自己擅长的点。

中西书局的社名是原上海文艺出版集团社长张晓敏确定的，交给我们的一个任务就是怎么把中西书局“中西”两个字做到、做好。上海有上海古籍，有上海译文，中、西俱备，但是把中西两个字结合起来做，或者说上海作为中西文化的汇聚点，在这个点上能做的一些事情，还存有可以拓展的空间。我们希望能够慢慢形成自己的一些特点。就目前来说第一阶段的目标可能实现了，但是真的完全做到,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

百道网：按您的计划或想象，真正做到立足中西结合搭建产品线，应该是什么样子？

秦志华：这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就我个人现阶段对于中西书局的定位，或许大致可以分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系统性地引进西方（广义的）对中国有影响的原典，社科人文领域的一些经典性的研究成果。商务印书馆做过一系列汉译名著，上海译文社也做过一些现当代哲学读物的引进和翻译，但西方的一些原典如何在中国发生作用，增进国内对于西方古典学的研究，我们认为还有很多工作可以做。考虑到国人，尤其是学界外语水平的提高，甚至可以原文出版。包括国际上某些与中国历史、文化相关的重要研究成果是否可以在中国率先出版，是否可以考虑为外国的重要学者出版论文集等等。目前这些都在前期调研过程中。第二个方面是海外汉籍的深度出版。在海外汉籍的影印出版方面，中华书局、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等都做了不少工作，但怎样结合现在学界的需要，有意识地按主题做深做透，找到切合自己的小而精的点，还是颇有可为的。如书局最近出版的《唐写本说文解字辑存》，即汇编了日本公私藏家的《说文解字》唐写本，并有系统的疏解。我们与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合作的“东亚汉籍版本图录”，也是规模很大的一套丛书，包括对越南、琉球、日本、朝鲜等国的汉籍版本考订。第三个方面是更深层次的结合，即在我们比较熟悉的领域，借鉴西方的一些理论，研究中国的一些问题，如“早期中国国家起源研究”，结合新出的考古材料、文献材料系统地梳理中国的国家起源问题。我们在社内一直提倡要做新兴学科跟交叉学科，实际上顺着“起源”，我们还会考虑做人类的起源、语言的起源，慢慢地做出一套“起源”书系。因此“中”和“西”不是单独的两个概念，不是割裂的两端，而是带有交叉性、互动性、前沿性的。当然其中更重要的是将中西交流作为出版重点，“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提出，对此将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但目前阶段我们所能做的，实际上还只是一个个点。当然，更多的还是立足于“中”。

百道网：“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顶层战略将很多出版社的注意力投向了陆上丝路和海上丝路沿途交通古往今来的文化经贸交往。中西交流作为中西书局的重要出版方向，在这方面有何考虑？

秦志华：作为中西书局来讲，做中外交流史，“一带一路”是绕不开的。实际上在此之前，我们就已经在规划和布局一些中西交通方面的选题，包括陆路和海路。但说实话很困难，因为中西交通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对研究者的知识储备、语言能力的要求都非常高，优秀的原创性研究成果也就比较稀缺，相比之下，西方在这方面的研究整体上要比国内领先较多。因此，书局一方面积极推出本土学者高水平的著作，同时也考虑系统引进西方学者的成果。“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提出以后，我们觉得压力更大，因为竞争者很多，我们本来想引进翻译的一些图书，现在一去联系版权都被买走了。

因此我们只能慢慢培育，靠我们的眼光去做人家暂时还不太可能做的，专业范围还比较窄的一些书，慢慢地把这个版块做出来，再去考虑补一些必须的学术著作。我们现在丝路文献学与语文学相结合的点上找到了突破口，出版了一批梵文、巴利文、佉卢文、于阗文的书，如《汉译巴利三藏·经藏·长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于阗佛教古卷》等。这些项目主要是北京大学段晴教授团队的研究，代表了中国学者在该领域的最新成果，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这一产品线是2010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做的，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梳理丰富这个版块，甚至把选题视角延伸到中亚、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和印度。这是一个很小众的领域，原本较少受到大家的关注，但当我们持续做出来之后，大家都觉得是好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百道网：中西书局自2010年起开始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在出土文献领域做出的成绩让人刮目相看。出版最新的出土文献意味着新材料的发布，对于提升出版社在国际学术出版圈中的影响力十分重要。请介绍一下书局这几年来在出土文献方面的出版情况。

秦志华：2010年中西书局开始出版《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壹）》以来，目前已出到第五辑。“十三五”规划期间将出第六到第十辑，可能还会延续到“十四五”规划，总共要做十五辑。围绕这一重要的战国文献，我们还出版了一批研究性的集刊和著作。而西北汉简也是书局出土文献版块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如《肩水金关汉简》，总共12000多枚简牍，明年五卷将全部出齐。敦煌悬泉置汉简从90年代初出土之后，就一直很受关注。从明年开始，我们也会陆续出版《悬泉汉简》，大概总共要出八卷。由于在出土文献方面慢慢积攒出来的出版口碑，明年我们还立项了《石鼓文诂林》，预计规模达八到九册。“十三五”期间，书局还将围绕基于出土文献的古典学重建推出一批出版物。

同时，我们也把出土文献与丝绸之路结合了起来，除了刚刚提到的处于汉代中西交通要道的西北汉简之外，由段晴教授主编的《新疆丝路南道新出文献集成》也将从明年起开始出版，总共有八册。早年研究这方面的学问都要到国外去，因为国外资料多，学术的传承也久远，但是随着新材料的公布，能够把这块学术重心移到中国来，对于我国学者占据这一领域的话语权是很重要的，对于学术出版“走出去”也比较有利。我们从荷兰博睿（BRILL)引进《高罗佩学术著作集》、输出朱维铮先生的《重读近代史》之后，正在就亚洲内陆研究方面谈一些合作。因为他们对新材料很重视，而且汇聚了一批国外研究这个领域的学者。因此要“走出去”，我们得拿出这个领域最优质的学术出版内容才行。

我们也因此获得国家各类出版基金的支持，五年来先后有六七个项目获得了国家出版基金，有十几个项目获得了国家古籍出版基金。对于只有15个编辑的一个小社来说，这个比例已经是很高了。

百道网：对于一个规模不大的出版社，能有这么多项目获得国家各种基金的出版资助，令人印象深刻。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秦志华：跟踪学界动态，掌握研究趋势，捕捉学术热点，评估选题价值，这些都很重要。当热点形成后再去争取就会困难得多。比如“一带一路”，要是我们现在才去做，难度就增加了，但幸运的是我们几年前就已经在做了。再比如出土文献，出土文献现在是学界的一个热点，因为有了出土文献材料的佐证，能够对古文字、古代史、古文献的研究有很大的推动。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曾明确把出土文献、域外文献、档案文献等作为近期古籍整理工作的重点。早从《清华简》开始，我们就始终在跟踪学界的动态，吃在嘴里，看着碗里，想着锅里。学术出版也追求可持续、成规模，以形成优势版块。我们从《清华简》到《肩水金关汉简》，到马上要做的《悬泉汉简》，以及将要做的长沙简、上博简续编等等，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品牌不断提升的同时，书局和学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和很好的合作关系，而这又为今后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我们希望通过自身对学术发展趋势的研判，来对接国家的出版战略，并坚持做下去。

百道网：古籍出版是最容易培养学者型编辑的出版领域。作为中西书局的带头人，您对团队的要求是什么？

秦志华：我是毕业于哲学系的，哲学重在思维的训练，但缺乏诸如文献学等的基础知识的传授。我的文献学知识是进了出版社以后，慢慢在工作中补课的，缺啥补啥，边做边学，边学边做。所以我一直鼓励我们的年轻编辑，首先对专业出版要有兴趣，有成就感，同时要具备为了做好工作而不断学习的动力和能力。成为学术型编辑要求会比较高，要能判断学术研究的价值，把握学科发展的方向，我现在还没有做到，正在往这方面努力，实际上我对很多学科还是比较陌生。我们很钦佩中华、上古社的一些老编辑，他们真的是学有专长，同时面上又很广，我们可能暂时还达不到，但假以时日，持续努力，就能不断进步。

我们目前有15位编辑，每年的出版能力有限，只有一百多个品种。从目前的市场格局来看，仅靠这些品种是不能够维持一家社持续发展的。我和总编辑张荣都迫切希望能带出一支队伍，不光能够做案头，也不光能够做一些赚钱的书，更重要的是手里有一批核心的作者，能有自己擅长的学术领域或者说出版领域，慢慢地搭建自己的平台，孵化出具有特点的选题。一般来说，小社的出版工作受社领导的影响很大，我们不希望这样。理想的状态是我们的每一位编辑都能在各自的领域独挡一面，能在现在的基础上不断延伸、拓展，与我们形成互补，围绕总体方向，各自努力。这是我们一直很上心的一件事儿。

我们从2010年开始到现在，一直带着二次创业的精神、共同成长的理念，希望我们的员工跟我们、跟书局共同成长。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青年编辑与作者、读者一起成长，更多地去发现年轻的作者。为此我们做了两套博士丛书，一套是语言学的博士文库，一套是古文字与出土文献的博士文库。我们希望从中发现一批有潜力的年轻学者，维护好一批优秀的作者，锻炼一批有志于此的编辑。我们愿意给青年编辑试一试，这是团队成长的必经之路。

百道网：中西书局15人的编辑团队如何保证大项目的编校质量？

秦志华：应该说，在编校质量方面，我们还是比较用心的，甚至可以说是提心吊胆过日子，就怕书出来后有差错。当然，差错其实很难完全避免，尤其是在当下出版节奏越来越快的情况下。我们允许因个人能力问题而产生的差错，但不能允许因工作态度不认真而产生的差错，更不能允许面对差错时主观上的麻木、习以为常和无动于衷。

我常跟编辑开玩笑说，中华、上古有一两本编校质量差的，不影响它们的伟大，但是对于中西书局来说有几本书如果被学界、被读书界骂编校质量一塌糊涂，那就真的要完蛋了，或许就没有人再信任支持你了。编校质量对我们来说是头等大事！

（本文编辑 思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