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尔根·哈贝马斯(Jvrgen Habemas),是德国当代最重要的哲学家、社会理论家之一。历任海德堡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所长以及德国马普协会生活世界研究所所长,1994年退休。他同时也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中坚人物。他继承和发展了康德哲学,为“启蒙”进行了辩护,称现代性为“尚未完成之工程”,提出了著名的沟通理性(communicative rationqality)的理论,对后现代主义思潮进行了深刻的对话及有力的批判。
(1)形成多种工资和(或)加剧公共事业部门中的劳资纠纷;
(2)导致持续的通货膨胀,同时使收入的暂时再分配不利于无组织的工人及其他边缘集团;
(3)导致政府财政的持续危机和公共事业的困窘(如公共交通、教育、住宅建设和医疗保健条件等的恶化);
(4)不能对部门(农业)和地区(边缘地区)之间失衡的经济发展进行充分的调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都成功地在关键领域中使阶级冲突保持在潜在状态,这里撇开1968年的巴黎五月事件不论;成功地延长了经济周期,把周期性的资本贬值变成了比较和缓的持续通货膨胀危机,并且还广泛地消除了经济危机的功能紊乱副作用,把副作用分散到准集团中(如消费者、学生及其家长、交通使用者、病人、老人等),或没有什么组织的自然人群中。通过这种方式,各阶级的社会身份就被打破了,阶级意识也变得支离破碎。阶级妥协成为了晚期资本主义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样就(几乎)使得每一个人既是参与者,又是当事人。当然,由于财富和权力的分配明显(而且愈益)不平等,我们很容易区分:哪些人更多地属于参与者,哪些人则更多地属于当事人。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形成的阶级结构和组织原则是否通过阶级妥协发生了变化,如果发生了变化,又是如何变化的?这个问题不能从社会系统中的有限原则和货币机制所发挥的作用来加以考察。因为地产和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货币化,以及“原本与货币形式无关的使用价值和生活领域的逐渐货币化”,并不能充分说明交换一直是控制社会关系的主要手段。从政治上提出的占有使用价值的要求摆脱了商品形式,即使这些要求是用货币形式来满足的。对于阶级结构来说,关键在于,处于依附地位的工人的实际收入是否一直受到一种交换关系的决定,或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占有是否受到政治权力关系的限制和修正,而并非单纯取决于市场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