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休克”到重建

本书作为中东欧历史和前景的一个概览，乃是以多元的综合视角分析近15年来东欧转制和欧洲一体化影响的首部著作，深入研讨了这些国家不同部门的各种公共政策，中肯地评述了诸如所有制变革，社会保障制度和工业企业中的公共管理改革，农业，工会，公民社会和政党等问题的演化和现状。

　　　　　　　　　　　　　　　　　　目　　录

关注东欧（译者的话）………………………………………………………………陆象淦／1
中文版序言 ……………………………………………………………弗朗索瓦•巴富瓦尔／1
致　谢……………………………………………………………………………………………1
前　言……………………………………………………………………………………………1
三个板块，四类国家……………………………………………………………………………2
本书结构…………………………………………………………………………………………6
导　论　一个理论框架——现代化—欧洲化与路径依存……………………………………1
　　现代化——回归韦伯………………………………………………………………………1
　　欧洲化——国家主权与欧洲调节…………………………………………………………5
　　一个理论范型——路径依存………………………………………………………………9

　　　　　　　　　　　 上　编　苏联类型制度的遗产及其终结
第一章　苏联类型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述…………………………………………………15
　　集中化与自给自足…………………………………………………………………………16
　　企业的实际运行与经济危机………………………………………………………………19
　　苏联类型的社会保障型国家………………………………………………………………24
　　公民社会……………………………………………………………………………………28
　　政治统治的形式……………………………………………………………………………37
　　结　论………………………………………………………………………………………43
第二章　研究苏联类型制度危机的两条社会学进路…………………………………………47
　　第一条　进路——不可实现的极权主义…………………………………………………47
　　第二条　进路——通过公民社会建设共产主义社会……………………………………52
　　结　论………………………………………………………………………………………59
第三章　1989年东欧剧变：精英反对民众？…………………………………………………61
　　一个理论模式………………………………………………………………………………62
　　一个模式的应用——历史上的动员………………………………………………………65
　　走出苏联类型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68
　　协议概念批判………………………………………………………………………………78
　　结　…………………………………………………………………………………………83
第四章　政治舞台的规则与稳定性……………………………………………………………85
　　规则的选择…………………………………………………………………………………86
　　政治舞台如何巩固？………………………………………………………………………92
　　结　论………………………………………………………………………………………96

　　　　　　　　　　　　　　 中　编　中央国家的形成
第五章　初始的变革理念………………………………………………………………………101
　　缺失的方向标………………………………………………………………………………102
　　一种公共管理的形式及其局限……………………………………………………………105
　　结　论………………………………………………………………………………………109
第六章　所有制变革……………………………………………………………………………111
　　利益集团的进退……………………………………………………………………………111
　　国家的独立性与公共机构…………………………………………………………………124
　　作为再分配者的国家………………………………………………………………………127
　　结　论………………………………………………………………………………………130
第七章　社会保障型国家的改革——就业、医疗卫生和养老社会政策……………………133
　　政治背景……………………………………………………………………………………134
　　角色…………………………………………………………………………………………137
　　改革的实施…………………………………………………………………………………140
　　模式和国情的多样性………………………………………………………………………144
　　结　论………………………………………………………………………………………147
第八章　公共行动的地方分权与结构基金……………………………………………………149
　　历史症结与理论进路………………………………………………………………………149
　　苏联类型制度的集权化终结与地方分权的困难…………………………………………151
　　地方分权与地区化…………………………………………………………………………162
　　行政现代化…………………………………………………………………………………165
　　结　论………………………………………………………………………………………170
第九章　社会结构和社会身份的演变…………………………………………………………172
　　各个经济部门与就业的演变………………………………………………………………172
　　社会身份的演变……………………………………………………………………………182
　　结　论………………………………………………………………………………………187

　　　　　　　　　　　　　　　 下　编　社会与市场
第十章　工人与经理人员………………………………………………………………………191
　　形式产权与对企业的实际控制……………………………………………………………191
　　企业中的各种角色…………………………………………………………………………201
　　结　论………………………………………………………………………………………208
第十一章　农民问题……………………………………………………………………………211
　　1989年以前的各种农业经营形式与社会和解……………………………………………213
　　1990年后社会变革的政治理念……………………………………………………………218
　　各种角色的运动态势………………………………………………………………………221
　　不同的转制案例——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224
　　欧洲的挑战…………………………………………………………………………………231
　　结　论………………………………………………………………………………………234
第十二章　工会…………………………………………………………………………………236
　　社会伙伴……………………………………………………………………………………237
　　社会冲突的微弱……………………………………………………………………………239
　　什么样的职业关系体系？…………………………………………………………………244
　　错失的机遇——结构基金与社会对话……………………………………………………249
　　结　论………………………………………………………………………………………253
第十三章　公民社会……………………………………………………………………………255
　　争论的焦点…………………………………………………………………………………256
　　社团与扩大的合作…………………………………………………………………………263
　　结　论………………………………………………………………………………………272
第十四章　东—西欧比较——党派的抉择……………………………………………………274
　　分裂理论有何价值？………………………………………………………………………275
　　结　论………………………………………………………………………………………283
第十五章　总结——东欧社会和国家的政治经济学…………………………………………285
　　后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286
　　欧洲化与国家主权…………………………………………………………………………291

附　录……………………………………………………………………………………………295
参考文献…………………………………………………………………………………………298
译名对照表………………………………………………………………………………………318

　　　　　　　　　　　　　　　　　　　关注东欧（译者的话）

　　风云变幻，沧海桑田，弹指一挥间，二十年过去。1989年东欧剧变以其突发性和多米诺骨牌效应震惊世人。它改变了20世纪下半叶的世界格局，宣告了冷战和两极化时代的终结，是当代世界历史上最重大事件之一，始终备受世人关注。二十年来，国际学术界探索这个事件的根源和因果，研讨剧变后的东欧国家的演变、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而且进路多样，观点不一，立场殊异，争论不断。我们译介的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巴富瓦尔的这本近著，以其一般与特殊结合、个案与通例交叉的综合比较分析见长，不但资料翔实，旁征博引，而且条理清晰，立论有据，宏观把握有度，微观分析精微，许多见解不乏独到之处。作者选取2004年和2007年先后加入欧盟的9个传统上所说的东欧国家，即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4个中欧国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2个巴尔干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3个波罗的海国家，再加上民主德国作为研讨对象；把这10个国家分为4种类型，以事件与问题为主轴，选择每个类型中的一个国家进行重点的纵向分析，并在诸如转型方式、社会保障、养老制度、私有化、农业政策等重大问题上辅以它们之中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个国家作为例证，横向展开论题，避免了平铺直叙，过于笼统和概念化或者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弊病。在每一项分析中，在论及东欧国家的共性的同时，强调了它们因历史遗产、利益集团、民族构成、公民社会和职业群体等国情因素的不同而产生的各自特点，以及经济全球化和欧盟对于这些国家的社会转型和经济发展的影响。
　　从总体上看，东欧在近二十年中走过了由乱到治的艰辛历程，在社会经济转型和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不容小觑的步伐，尽管由于迷信新自由主义的“休克”疗法而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并留下诸多难以在短期内治愈的创伤和后遗症。概而言之，可以说得失参半。政治上，随着行政改革的推进，西方类型的官僚制度和法制框架基本建立，欧美式的多党制和议会民主逐步运作有序。经济上，告别了中央统制的计划经济和短缺经济，建立了开放型的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经过十多年的努力调整，近年来出现了不俗的经济增长势头，特别是初期不被看好的一些国家，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例如1993年从原来的捷克斯洛伐克独立出来的斯洛伐克，2006年和2007年GDP增长率分别达到10%和10.4%，而以2000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人均GDP分别达到5201美元和5743美元，并率先在2009年进入欧元区。同一时期，波罗的海三国也出现了10%左右的增长率，其中被誉为“波罗的海之虎”的拉脱维亚，2006年和2007年GDP增长率分别达到12.2%和10.3%，人均GDP分别达到5695美元和6315美元；东欧其他国家的平均增长率也达到5%。就民生而言，这些国家混合了俾斯麦和贝弗利奇两种模式的因素，建立了以国家公共财政支付为主、侧重于养老和反失业的社会保障制度。
　　然而，另一方面，这种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所特具的较大增长空间的优势，由于政策选择上的诸多失误而先天不足、发育不良，缺乏稳固和坚实的基础，潜伏着固有的脆弱性。正如许多研究者指出，东欧转型之初由美国顾问们一手炮制的“休克”疗法，遵循“华盛顿共识”的路线，照搬在英美和一些拉美国家实施的模式，强调所谓民主与渐进主义的不相容性，以“赶超革命”或者“赶超现代化”为号召，全然不顾东欧国家的国情，主观武断地一笔抹杀其历史遗产，出笼了一套快速和激烈的干预措施，将数以万计的企业的生死存亡和面临失业威胁的数以千万计的劳动者的命运视同儿戏。东欧政治舞台的规则及随之构建的博弈框架确立过程中的匆促求快，为操纵和腐败大开方便之门。一些政治家虽然奢谈民主，但并不致力于公民的广泛参与，其决策的合法性备受质疑，从而造成政治舞台极不稳定。执行程序的快速性，加上干预的猛烈性，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获得成功的关键。与此相辅的是决策的秘密性。这种特点在东欧的所有制变革和私有化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由于缺乏社会监督和暗箱操作，私有化实质上成为利益集团和掌握着各种资源的有组织角色的博弈场，造成公共资产遭受大规模侵吞。政治与资本合流，政治角色与经济集团勾结，养肥了以往的特权阶层和以反对派面目出现的政党头目等新权贵，使他们得以用合法的或者非法的手段将公共资产据为己有，大发横财，一夜暴富。因此，有的研究者称东欧的私有化为“红色私有化”或者“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即使以广泛“群众性”著称的捷克的所谓“大私有化”，也是建立在当时的执政党“公民民主党”的头面人物与经理人员利益合流的基础上，一切依赖暗箱操作、谎言欺骗，导致大规模的腐败。捷克著名大企业之一“塔特拉”汽车厂的负责人曾经大言不惭地声称：“用‘投资券’实施私有化是‘塔特拉’企业经理人员最有保障的道路，因为新产权人几乎一无所知，因而没有人来干预决策过程。”因此，有的评论家认为，公民民主党是“特殊类型的特权阶层的政党”，诸如此类的政党无不靠所谓的献金和逃税的基金等“黑金”来运作。2000年6月，这个党因4350亿克朗的不明献金而遭起诉。总之，掌握某些资源的社会角色、政党和利益集团三者沆瀣一气，有时还借助犯罪暴力集团，变以往的国家垄断为己所用，成为东欧私有化进程中的普遍现象。腐败始终伴随政治经济转型和各个政党的巩固过程，可谓如影随形。据统计，民主德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社会转型期间发生的经济犯罪案件将近62000宗，涉案者近1万人，其中仅柏林一市就有21000宗。据查，这个国家的原外贸负责人沙克尔•科洛夫斯基一人贪污的赃款就达260亿马克之巨。2002年世界银行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在接受调查的捷克的外资公司中，有43%承认为了获得项目以“回扣”的方式向政府官员行贿，在波兰和罗马尼亚，这个数字分别为32%和39%。腐败不但是转型最初十年中东欧各国政治领导人落马和政府更迭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至今依然是东欧社会的一个顽症。欧盟委员会2008年2月发表的评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司法体系改革、反腐败和打击有组织犯罪的一份报告指出，保加利亚在打击高官腐败和有组织犯罪方面不力，必须加强对于政府内部及医疗、教育等领域腐败现象的打击力度。尽管保加利亚通过了有关利益冲突的法案，撤换了4名部长、14名副部长和24名地方官员，但依然没有达到欧盟的要求。同年7月，欧盟委员会再次发表报告，在肯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入盟以来司法改革的进步同时，着重指出两国反腐败特别是针对高官的反腐力度明显不足，并认为保加利亚在这方面以及妥善使用结构基金等问题上离欧盟标准差距颇大，决定冻结原定提供给保加利亚的8亿欧元援助。2008年9月，罗马尼亚总统伯塞斯库签署总统令，解除涉嫌腐败的劳动、家庭和机会均等部长保罗•珀库拉鲁的职务。11月，欧盟委员会以保加利亚在反腐败方面一直未见成效，“政府腐败和资金可能被犯罪组织侵吞”为由，撤销了被冻结的总额8亿欧元中已超过使用期限的2.2亿欧元援助。2009年3月27日，正当捷克庆祝加入北约十周年之际，军方爆出一起涉及51人的腐败案，有18名国防部官员被指控在总额达1300万美元的项目中与商人勾结，中饱私囊，监守自盗。诸如此类的恶性案例多不胜举。腐败严重腐蚀着东欧国家的内聚力，埋下了导致这些国家社会经济基础脆化和空洞化的祸根。
　　同时，休克疗法所标榜的通过私有化、吸引外资和“刚性预算”来降低财政赤字、减少外债、刺激生产的目标不但落空，而且适得其反，致使东欧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里摆脱不了经济衰退的阴影，通货膨胀率攀升，财政赤字和外债始终居高不下。即使在近年来经济回暖、出现较好增长势头的情况下，东欧依然债台高筑，赤字膨胀，入不敷出。匈牙利在刚加入欧盟不久就被欧盟委员会判定为“赤字过度”，并限期在2008年完成削减至国际安全线3%以下的目标，但由于措施不力，2006年的赤字率一度高达9.2%，2007年经过努力降到5.5%，削减赤字达标期限不得不两度延缓，推迟到2011年。2009年6月，又有3个东欧国家——罗马尼亚、立陶宛和波兰——被欧盟委员会判定为“赤字过度”，并限定分别在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削减赤字达标。除此以外，随着东欧金融部门和银行私有化并向外资开放，到2000年外资基本上控制了这些国家的商业银行，其比重最高的达到97.4%，最低的也超过50%，实际上东欧的金融部门大多已经成为西方银行的分支机构。加之，出口贸易在GDP中比重的急速增长和贸易逆差的不断扩大，东欧经济的对外的依赖性愈益增加。据统计，匈牙利2008年第二季度国家和企业的总外债达899亿欧元，相当于这个国家GDP的93.8%。匈牙利中央银行的资料表明，90%的匈牙利家庭贷款为外汇贷款（欧元或瑞士法郎），30%的公共债务和60%的公司和个人贷款以外汇计算。
　　正是东欧社会经济的这种脆弱性和依赖性，使这些国家在面对来自西方的这场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时，岌岌可危，影响尤甚。首先是匈牙利财政全面告急，不得不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久，拉脱维亚也步其后尘，大有发生连锁效应之势。一些国家政局出现动荡。匈牙利福林、罗马尼亚列伊和波兰兹罗提相继大幅贬值，股市下滑，融资成本增加。所有东欧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急剧回落，不但原来预期的2007～2013年期间达到5%～15%的经济增长率，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在10年内“赶超”西方发达国家的雄心勃勃计划落空，而且估计在未来几年内将出现负增长，失业率重又回升到超过10%的高峰。尽管这些国家采取了为居民存款提供国家信用担保、增加市场流动性、加强基础建设投资、降低利率、调整预算收支和提升对本国经济的信心等一系列措施，欧盟也决定拿出GDP的3.3%（总额为4000亿欧元）来刺激经济复苏，但危机的影响看来远未消除，东欧走出其阴影尚需时日。
　　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关注东欧，可以从比较中获得良多经验教训，深化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科学发展观的认识，坚定我们的信念和信心。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理论创新的永不枯竭的源泉。
　　感谢法国政治学国家基金出版社和本书作者弗朗索瓦•巴富瓦尔教授特地为中译本撰写序言。译本与原著总是存在着时间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为了对此稍作一点弥补，我们编制了若干近期的数据表作为附录，供读者研读参考。

　　　　　　　　　　　　　　　　　　　　　　　　　　　　　　　　　　陆象淦
　　　　　　　　　　　　　　　　　　　　　　　　　　　　　　　　　　2009年7月1日
　　　　　　　　　　　　　　　　　　　　　　　　　　　　　　　　　　于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绿坞


　　　　　　　　　　　　　　　　　　　　　　中文版序言

　　　　　　　　　　　　　　　　　　欧盟东扩政策：成功还是失败？
　　自2004年以来，随着原来属于苏联圈的8个国家的加入，欧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8个国家是3个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4个中欧国家——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以及原来属于南斯拉夫联盟的1个共和国——斯洛文尼亚。2007年，2个巴尔干国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也加入了这一行列。
　　我们首先要强调指出这次东扩的巨大的积极成果，那就是赢得了约占欧洲人口1／3的1亿多新公民（现在欧盟总计有4.5亿居民），增加了同样约为1／3的领土。另一个积极成果则是通过共同体内部的贸易，加强了地区一体化。诚然，地区一体化早在1990年代已经实现，但东扩进一步确认了这一特点：70%多的贸易是在欧盟内部进行的，而对于10个新成员国来说，这个数字上升到接近80%。这说明以前牢牢依附于苏联类型市场——“经互会”（COMECON）——的这些国家，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经济方向发生了惊人变化。最后，东扩的积极成果还表现为对于共同体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强大刺激，在2004～2008年期间，出现了西方久违的值得夸耀的高增长率：波罗的海国家超过10%，而在其他国家平均为5%（波兰2008年公布的增长率依然为6%）。在2008年秋季的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专家们预期在2007～2013年的规划化阶段，将达到5%～15%的增长率，并创造200万个新就业岗位。在这样的条件下，“赶超”（即所谓“catchup”,这是所有边缘地区和国家的著名策略）对于一些国家（主要是中欧国家）来说将是只需不到10年就能解决的问题，而对于巴尔干国家来说，也可谓胜券在握。然而，不幸的是，紧随这些估计之后，爆发了2008年秋的全球危机，这大大地减弱了迅速赶超的希望，十分沉重地冲击着波罗的海国家、匈牙利和巴尔干国家，它们不得不大规模地求助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欧盟。现在，据预测，这些国家将在近几年内出现负增长率，而且从2009年开始重新深陷于超过10%的惊人失业率。
　　不过，从反面来说，即使在2008年秋季之前，许多阴影已经笼罩着这些新成员国的毋庸置疑的经济成功的画面。这样的阴影主要集中于东扩在政治层面上，严重损害了欧洲认同性和团结概念。首先一个震荡，就是在美国出兵伊拉克问题上出现的原欧盟15国多数成员与“新”入盟国之间的分歧。新成员国大力支持美国的政策，从而无异于认可了美国国防部长罗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所说的代表未来（应理解为世界的大西洋主义未来）的“新成员国”与同支持独裁制度的反动派为伍的“老成员国”之间令人痛心的分道扬镳。其实，波兰总统亚历山大•克瓦希涅夫斯基早在2002年就宣称：“乔治•布什的政策也就是我的政策!”听到这样的言论，对于西欧的内阁成员来说，即使不说愤怒，也是莫名惊诧。欧洲预算基金主要出资者强烈地感受到的这种苦涩，在2004年由于新成员国刚一入盟就宣布购买美式军事装备而越发加剧。新成员国的安全转归美国保护，这类一再重复的言论越发牢牢深入人心，其原因在于欧盟认为这样的观点只属于经济发展的层面，而无论如何不属于政治层面。于是，我们看到这些新成员国极其广泛地赞同英—美型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也就是说主张没有政治约束的大市场，与法—德所代表的突出政治和社会制约的欧洲经济治理计划背道而驰。随着2009年第一季度捷克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这种状况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这个轮值主席国，在因美国无控制地放任其主要金融机构而造成的经济危机扩大到欧洲的当口，大肆鼓吹一个极端自由主义的保护市场计划。看来，捷克轮值主席是欧盟内部前所未见的最不称职之辈。它背靠形同虚设的欧盟委员会主席（胡塞•马努埃尔•巴罗佐其人），无疑加剧了2009年6月欧洲大选所反映出来的不信任情绪。像在2004年一样，2009年的大选揭示了双方分歧之大。新成员国每次都显示出极低的参与率，斯洛伐克和波兰在2004年实现了大约20%的投票率，而在2009年，前者的投票率为17%，后者勉强达到27%。诸如此类的政治行为加剧了西欧一些人的强烈感觉，认为新成员国至多也只是忘恩负义的伙伴，或者更加糟糕，是执迷不悟的“大西洋主义”主权论者。
　　在这种情况下，可否因而得出结论说东扩是一种失败？或者更加糟糕，可否认为这些国家在从共同体的“吗哪”（或曰天赐礼物）——2007～2013年阶段拨付给它们将近300万亿欧元的结构基金，外加共同体农业政策基金——中得到好处之后，露出了自己并不与欧盟一条心的真面目？是否应该设想这些国家在欧盟东扩以前阶段进行的调整只是一种障眼法，因此归根结底没有过欧洲化进程？欧盟委员会2008年12月采取的取消保加利亚2.5亿欧元结构基金援助，以惩罚这个国家反腐败斗争不力的决定，岂非这种心态的一个证明？应该在2011年展开的关于2014～2020年阶段共同体预算的讨论，看来已经障碍重重。许多国家，特别是英国，还有北欧各国和德国，不仅坚持共同体预算不能超过欧洲GDP的1%（欧盟委员会设定的界限为至少1.27%），而且要求就这个预算的主要项目进行重新谈判。但是，这些主要项目无不以新入盟国从中受益为主：耗费共同体支出将近40%的共同农业政策，以及占预算份额超过35%的地区政策。

　　　　　　　　　　　　　　　在新联盟基础上确认成员国的国家主权
　　尽管欧洲两个部分之间存在刚刚说到的种种龃龉，但诸如此类的结论是完全错误的。其理由有二。首先，因为这样的判断看不到这些国家为加入欧盟作出了艰巨的努力，而且，归根结底彼此相互适应尚需时日。一些国家揭露出来的腐败并非东欧特有的现象。许多西方国家同样也在这方面大可指责，欧盟委员会对于希腊也抱怨不断。更普遍地说，新成员国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它们的制度的民主性，而且它们之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共同体的行为规则提出质疑。其次，因为这些国家在按照集体制约进行调整的同时，确认了它们的国家主权原则。而正是这个原则无论在欧洲西部抑或东部奠定了欧洲化运动，这也正是本书所要考察的重点。所谓欧洲化，应该理解为拥有各种不同资源的群体采纳欧盟规则的进程。这些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滋养了苏联类型社会主义时期或者甚至此前的若干时期，或者是在1990年代通过同国内和国际的角色缔结的各种联盟而获得的。它们证明了各种角色通过强调对于新国家弥足珍贵的一切——国家主权及其对称物、与个人战略休戚相关的个人自由，实施了知性的、规范的和实际的调整。
　　正因为如此，欧洲化不能归结为欧盟的规则向外延伸的简单过程，尽管许多分析从西欧的立场出发坚持说那只是规范简单转移的一种进路。按照这些分析者的看法，准入国无非一团柔软的面团，欧盟只需在上面印上自己的标记即可。然而，这样的观点忽视了不断支撑着这些国家在加入欧盟之前15年的过程中努力克服冲突这个本质方面。这些冲突见证了已经确立或者正在形成的各种利益集团的力量。它们构成诸多抵制极，也就是说当它们试图阻止迅速采纳欧盟规则之时就使用“否决权”（“veto power”），而当它们倾向于采用这些规则之时就投“赞成”票。欧洲化首先不能等同于联盟两部分的某种趋同现象。本书试图证明，事实恰恰相反，任何外来规则的采纳无不根据历史过程中积累起来的遗产和1989年以后阶段所固有的新博弈环境而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总而言之，国家依然是领导内部变革的主角，国家是唯一从本国固有历史轨迹出发将欧洲的规则运用于自己立法中的角色。正因为如此，欧洲化毋宁说是制度多样性的固有属性，有时也是某些预期的行为衰变的显示器，而不是整个联盟内部行为严格同质性的标志。
　　未来的几年将会说明，这个欧洲化进程在2007年的东扩之后能否走上27个成员国全体趋同之路。从2004年开始在激进的欧洲怀疑主义基础上日趋高涨的主权主义和民粹主义，通过2009年6月的欧洲大选结果得到进一步加强。有那么多敌视欧洲计划的人物当选议员，这是前所未有的。此类现象也许特别能够证明，欧洲化可以同东西欧政治实践的分化广泛结合起来。2008年的全球危机使新成员国之间，或者更广地说欧盟的所有成员国之间产生深刻分化，对于其后果的考察再一次证实了这个论点的重要价值。与此伴随而生的是本位思考的加强，但如果思考一下欧盟经历过的多次危机，那么这归根结底同欧盟构建的历史本身并不矛盾。随着新成员的来到，欧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突出地成为一个主权国家的联盟，而不是联邦。基于这一原因，2004年和2007年的扩大，不但加强了所有欧洲国家，从而使得其内部平衡变得更加困难和不确定，而且导致建立一个超国家的强大政治联盟的希望之光随之破灭。
　　如果说东欧国情有什么特殊性的话，那么就是必须追求的国家主权要求。只要读一读后面的几页论述，就可以理解这一点。它们看重历史维度的举足轻重的分量，而且这个维度越是受到强邻们欺压，其分量就越是沉重，而这种状况弥漫于各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保加利亚在将近5个世纪里不是作为一个国家存在，而是沦为奥斯曼帝国的一个省；捷克在将近3个世纪的时间里被置于哈布斯堡帝国的统治之下；波兰则在1795～1918年期间遭到欧洲三大帝国——普鲁士（即后来的德国）、沙俄和奥地利——瓜分，被从欧洲地图上抹掉。由此产生了与试图证明一种名副其实的“欧洲集体认同性”的西方精英们共同的最初想法（塞德尔迈耶,2005）。实际上，国家主权是被放进欧洲的框架——1939年以前或者1989年以后的版图——内来思考的。在苏联类型社会主义时期，对于反对一党制的精英们来说，“回归欧洲”是不言而喻的事情。瓦库多娃正确地强调指出，这些人属于“自由民主派”精英，因为如果代表这种认同性的是通过支持者获得普遍利益的理念联合起来的各种政治角色，那么它就具有了表达与利益的一致性。相反，如果这种支持者的普遍利益不是由政治舞台的所有构成者来分享，那么进路就将被堵死。瓦库多娃说这就是所谓的“没有自由的民主”（瓦库多娃，2005）。这种情况主要发生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相反，2004年和2007年加入欧盟的东欧国家的案例表明，所有的准入国无不以不同的方式接受了分享共同利益和统一的集体战略这个条件。正因为如此，它们被吸纳进了欧盟。更进一步说，是因为它们表明各种改革进行得如此迅速，从而走上了把国内的改革同欧洲一体化的最终目标联结在一起的良性循环轨道。但是，它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们看到，它们为经济和社会转型付出的巨大代价将得到回报。我们将从这一思考中得出两点结论。

　　　　　　　　　　　　　　　　　　　　欧洲化与未来之路
　　第一个结论是欧洲化一词所代表的进路适用于理解东欧的转型，也就是说它同西欧的各种分析思潮是吻合的。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成果，开辟了将东欧和西欧的各种不同变革过程进行比较的广阔领域，终结了所谓“苏联学”的种种进路。欧洲化，无论是将“理念”及其所引导出的战略放在优先地位而倚重“构造主义”思潮（塞德尔迈耶，2005），抑或采用“现实主义”方法，首先关注利益以及付出的代价与带来的回报相结合（席梅尔芬宁，2005），这是认识新成员国并进而把它们同西欧国家进行比较的一条有效进路（巴富瓦尔、贝歇尔特，2008）。但是，比较只有在这样一个条件下才有价值：必须考虑到历史的特殊性、认同性的要求、国家主权的影响及由此而产生的战略。换句话说，也就是必须考虑到“路径依存”（“path dependency”）。
　　第二个结论是实践层次上的。那就是应该从业已制定的对待“新邻里”的新政策（即所谓“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来理解东欧的欧洲化现象。今天，所有的事态说明，如果预期的回报（一体化）不能兑现，那么转轨的所有理由大多是无效的（凯利，2006；奥唐奈、惠特曼，2008；利珀特，2006）。实际上，27国欧盟的新成员出于两个重要原因而坚持完成它们的艰难的转型进程：首先是因为期望赋予这种欧洲认同性以实体，而确认欧洲认同性在很大程度上成为1990年以来的导向，并禁止其他任何选择（封锁其他一切地缘政治选择之路）；其次是因为原来的欧盟15国是“可信的”，它们把得到一体化和财政援助保障作为回报与内部转型的代价联系在一起（席梅尔芬宁、恩格特、诺贝尔，2006）。这就是“政治制约性”概念所应有的意义。诚然，这要求准入国必须确认“共同体成果”作为入盟的最终准则来进行调整，但另一方面也要求欧盟本身承担义务，十分准确地规定“共同体成果”所包括的一切手续完成同时，入盟实际生效的起始日期。就这一点而言，调整期——欧洲化的另一种说法——按照一个契约的条文展开。这样的契约无疑是在拥有不相等的资源（西欧归根结底掌握着接受的钥匙）的伙伴之间实施的，但缔约双方“持有”自愿约定的权利和义务：保障安全的权利和欧盟15国进行援助的义务；原来的准入国监控边境的义务和获得发展的权利。然而，随着“新邻里政策”的出台，不仅不能肯定欧洲“集体认同性”理念是否在这些国家预先存在，而且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些国家显而易见没有从它们努力按照“共同体成果”来实施的一体化中受益。在这样确立的框架内，看不到推动它们实施代价如此高昂而且政治上不确定的改革的回报。相反，倒是欧盟边界的不稳定和不确定性增加的风险清楚可见。恰恰是这些同样的因素在60年前奠定了欧盟的构架，以及随后促使最大多数国家受益的超乎常规的扩展。
　　这些看法显然更加适用于土耳其，因为这个国家虽然被要求遵循“共同体成果”的种种规约，却始终没有看到何时能进入欧盟的最起码的迹象。更糟糕的是，它非但从来没有看到这样的迹象，而且在整个欧盟特别是老成员国内部对于它的保留态度越来越强烈。在这样的局面下，可以理解为何在这个国家有许多不同的声音，主张采取其他的地缘政治选择。而如果另一种地缘政治选择一旦形成，譬如说把土耳其作为中东平衡的支轴，或者一方面作为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首选伙伴，另一方面作为背靠天然气资源的俄罗斯的优先合作者，那么欧洲无疑将丧失作为世界第一流政治角色崛起的唯一机会。

　　　　　　　　　　　　　　　　　　　　　　　　　　　　　　　　　　　　　　　　弗朗索瓦•巴富瓦尔
　　　　　　　　　　　　　　　　　　　　　　　　　　　　　　　　　　　　　　　　2009年6月17日


　　　　　　　　　　　　　　　　　　　　　　致　　谢

　　笔者要感谢国际研究中心（CERI）的同事卡特琳•佩龙和纳德热•拉加吕，以及拉谢尔•居耶对本书手稿的悉心阅读。同样还要感谢伊夫•叙雷尔在我们于政治学院教课期间的交谈，以及有幸在巴黎和第戎政治学院、柏林欧洲国际培训中心（CIFE）和欧洲在线科学院结识的学生们。
　　最后，本书在其最后阶段得益于法国政治学国家基金出版社的安-达奥•巴索和弗朗索瓦•卡佩拉尼的杰出才能，对此我们谨表谢忱。


　　　　　　　　　　　　　　　　　　　　　　前　　言

　　1989～1990年中欧和东欧“党国”的消亡，是欧洲大陆演变的一个重大事件。自1945年开始横挡在欧洲西部和东部之间的“铁幕”的消失，宣告了所谓“苏联类型”的专政制度的终结。这个事件导致经济和社会向着一个双重运动开放，即走向交换的全球化和回归欧洲。两者的影响有时以合力的方式，有时又以离心的方式发生作用。随着市场规则以及民主的引入，首先发生的是合力作用。就这一视角而言，正在产生的欧洲的应力与市场资本主义或者更广地说欧盟视之为自己行动框架的自由主义所固有的调节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作为欧洲化首要一环的“回归欧洲”，是全球性的现代化运动的一部分。但是，这个运动一旦意味着要求欧盟准入国采取保护措施，来防止同市场的失调联系在一起的破坏性后果，那么它同样也产生着离心作用。更何况，这些国家必须采用欧盟在所谓“共同体成果”下重新分类的一整套规范性法规。恰恰在这个时刻,确切地说是在1997～1998年，各个国家角色能够多次成功地整合欧洲的规则，来减缓全球化的压力。欧盟的规则和程序能够提供许多对它们有利的资源。各国中央政府从中得到加强，地方角色则得益甚少。然而，全球化和欧洲化——我们将在本书的导论中对这两个术语的意义加以准确界定——所固有的这种双重制约，恰恰是在东欧国家恢复它们国家主权之时同时实施的。对于历史上——不仅在苏联类型社会主义制度时期，而且在以往的多个世纪中——长期丧失主权的这些国家来说，主权诉求是作为后共产主义变革的基本变量出现的。
　　这说明为什么首先应该从内生的视角，也就是说依据各国固有的轨迹来理解中欧和东欧变革。不能将此归结为全球化和欧洲化的单方面影响。更准确地说，只有通过同1989年前后各国业已形成的力量对比密切相关的固有前提，才能理解这些应力。实际上，社会平衡的重建是根据1989年的开放所产生的各种不同机遇以及各种角色所占有或者获得的不同地位，对1989年以前积累的资源实施重组的基础上进行的。本书之所以将分析多个政治、经济和社会集团制定的策略置于优先地位，其原因即在于此。这些集团处于国家中心或边缘的不同地位，通过与各种国际角色联合或者抗衡，制定结盟或者对抗的策略。它们无不谋求利用以前时期——1989年以前或者更早时期——的某些可利用的因素。它们依据1989年后固有的各种新的应力来对这些因素进行重组，为己所用。由于这一原因，投石问路成为各国历史环境的必然产物。形形色色的联盟在重新肯定主权的基础上应运而生。社会共识通过长期的分合才得以形成。
　　本书从阐明来自苏联类型社会主义时期和1989年过渡时期的遗产出发，展开对于1989年以后的中欧和东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过程的双重分析。第一层分析以中央国家的重建作为对象，其重点是对三项公共政策进行探讨：其一曰所有制的重新厘定，其二曰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其三则是中央集权结构的重构。第二层的分析则是地方社会平衡借助多个职业群体的重建。这涉及工业企业中的工薪阶层、农场经营者、工会、民间社团和政党。应该从各个部门的独立性、社会关系的个性化、社会地位的分化、公共活动的官僚化，以及社会共识、集体定位的重构，或多或少得益于全球化和欧盟应力的调整机制等诸多方面，来分析这些平衡。其他许多问题，本书的导论将会优先借助韦伯类型的进路，来加以确切阐明。

　　　　　　　　　　　　　　　　　　　 三个板块，四类国家
　　本书考察1989年以前属于一般所说的苏联类型制度的四类国家。它们是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东欧中部国家——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匈牙利，巴尔干国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以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统一后的东德地区。南斯拉夫的案例没有纳入考察之列，其原因在于这个国家1989年所走道路的特殊性，还因为本书所考察的是2004年和2007年加入欧盟的准入国。此外，鉴于不可能透彻地阐述所有这些新生国家的特征，所以选择“板块”（波罗的海国家、中欧国家和巴尔干国家）中的一个国家来进行重点分析。它们分别是拉脱维亚、波兰、保加利亚，以及东德地区。同时，其他一些国家被多次选择来论证某一个论题，例如匈牙利走出苏联类型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式和养老制度改革，捷克共和国的经济私有化，罗马尼亚的农业，等等。在每一项分析中，无不强调因各国以往的历史状况、利益集团、民族构成、公民社会组织和职业群体的不同而产生的各自特点。
　　波罗的海国家
　　波罗的海国家的同质性源于它们在1918年以前被俄罗斯帝国和日耳曼帝国吞并的共同遭遇。后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又经历了成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长达50年的共同命运。因此，它们是渴望获取苏联当局为其优先保留的负责岗位的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人移居的乐园。1990年，俄罗斯人占拉脱维亚人口的将近40%，爱沙尼亚人口的30%多，而在立陶宛仅占7%。属于少数的俄罗斯人对于多数族群的独霸统治，导致了后来的民族问题。在1990年，当时主权问题并没有像在中欧国家那样同国有经济结构的变革问题联系起来。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同最重要的少数族群——占据着大部分负责岗位的俄罗斯人应该建立什么样的关系问题上。这关系到如何处理把民主权利授予可能用来为反民主目的服务的某些集团的难题。从这个角度来考虑，必须把这些集团排除出经济、政治乃至更为广泛的公民领域。只有这样，主权国家才能得以确立。在一些人看来，民族问题主宰着政治争论，因为他们的政治文化被一夜之间变成少数族群的一个集团所否定。然而，以这种方式提出来的疑问只能加剧人们的恐惧，生怕看到暗藏在中欧和东欧少数民族“问题”下面的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宿怨死灰复燃。因此，在欧盟以传统上历来加以回避的方式来应对民族问题的同时，这些新生国家却借以大造声势，提出它们的主权诉求。
　　于是，俄罗斯少数族群问题成为拉脱维亚伸张主权政策的核心。这个问题构成决定绝大部分公共选择的中央政策轴心。以过去占少数的主导族群与过去占多数的从属族群之间的对峙的这种面貌出现的多民族问题，不仅决定了走出苏联类型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式，而且主导着经济资产的私有化政策、行政的中央集权化和地区化改革、公民社会问题、关于人权的争论，以及整个政治舞台上的各派角色的面貌。
　　东欧中部国家
　　中欧国家的同质性同样也是源于它们曾经被各个不同的中欧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吞并的共同遭遇。但是，它们发展的形式在历史上各不相同。地区发展的形式从一开始就把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分割开来。西部地区长期被纳入各个中欧帝国，而从属于俄罗斯帝国的东部地区被严重的经济落后所拖累。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之间的这种差距与第二个差距——工业活动与农业活动的对立——相交叉。尽管1945年以后的工业化和集体化国家政策谋求消除这种地域和经济的不平衡，但直到1989年之后，这种不平衡依然十分明显。第二个特征与多数族群与少数族群之间的关系相关。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与波罗的海国家和巴尔干国家有所不同。在中欧，这主要是指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的特点是一个国家的少数民族能够请求在同样也准备加入欧盟的毗邻国家占多数的同族的支持。斯洛伐克或者罗马尼亚的匈牙利族的情况就是如此。第二种情况的特点是处境十分糟糕而且没有任何依靠的罗姆人（或称吉卜赛人、茨冈人）社群的存在。中欧国家的第三个共同特征应追溯到作为19世纪中欧的标志的民族起义，这些起义是1945年以后的各种社会运动在很大程度上追随的榜样。在整个苏联类型社会主义制度统治时期，反抗苏联占领军及其忠实追随者的暴动在所有的东欧中部国家多次反复发生，显示出与我们进行比较考察的其他三类国家的不同特色：1956年的匈牙利和波兰暴动、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动乱，以及1956～1980年波兰的六次暴动。这些起义既是公民社会政治社团存在的证明，又是苏联类型共产党内部深刻演变的说明。
　　在这样的框架内，波兰具有三个方面的长处。其一，它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1939年之前曾经是多民族国家），文化和社会十分发达，尽管其经济上的严重滞后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各个地区、部门和社会群体。其二，公民社会的酵素在这个国家同被当作追随榜样的许多历史记忆密切相连，但颇为奇怪的是，1989年之后，它们并没有滋生。其三，利益集团方面的遗产对这个国家来说意义特别深远。这些特征使它能够走上一条独特的脱离苏联类型社会主义制度的道路：创造一种基于社会共识的既自由又保守的经济和社会变革的方式；具备某些本土的抵抗能力，足以对抗以往获利十分巨大的某些工业和农业集团的影响力；由于可能导致对这些集团的潜在社会和经济力量估计过高的某些不同的历史传统，存在极其深刻的意识形态的两极化趋势。
　　巴尔干国家——罗马尼亚与保加利亚
　　巴尔干诸国同样也在许多个世纪的时间里从欧洲的地图上消失，直到1878年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才恢复了得到重新承认的国家主权。这两个国家以农业为主，1945年以后的工业化和土地集体化政策造成了它们的社会结构深刻动荡。此外，两国都存在着占有重要地位的少数民族（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匈牙利族和保加利亚的土耳其族），以及数量和政治上不很重要的其他少数民族（其中包括罗姆人）。最后，这两个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苏联类型社会主义制度下不存在公开的社会反对派。这种不同于中东欧其他国家的差异，从保加利亚的社会共识和罗马尼亚的民族主义共识，以及一党专政的高压在40年中没有受到挑战的局面中可以得到说明。1989年，这两个国家都通过被称为“宫廷革命”的方式摆脱了苏联类型社会主义制度，所不同的是保加利亚存在强大的街头冲突压力，而在罗马尼亚实际上不存在这样的压力。如果考虑到1997年以前的改革阻力，那么可以说它们在后来迈开了在很大程度上类似的发展步伐。建立在政治核心与重工业工人的联盟基础上的这种社会和政治形象，导致它们长期同外国经济伙伴保持距离，尤其是在罗马尼亚。
　　在这样的框架内，我们之所以选择保加利亚，是因为这个国家常常被用来说明三个系列的问题。第一个系列的问题是经济落后问题，人们一般将此归咎于政治上的“苏丹主义”。这种“落后”说明了一种建立在氏族基础上的家长制类型权威的关系。第二个系列的问题与1878年获得解放之后直至1945年的整个时期相关。这个时期的特征是缺乏国家的历史和外来规范的植入；由门阀和宗族组成的地方机构和集团势力强大；缺乏明确界定的社会阶级，而合作社的势力举足轻重。这样的合作社在1945年以前培育了一种浸透着集体主义的反自由精神，而在1945年之后这种精神又同国家主义结合了起来。第三个系列的问题则是苏联类型社会主义时期的遗产问题，这个时期保留了过去的许多特征，保障了重工业化基础上的迅速现代化，因此许多专家倾向于强调乡村民众共识的重要性。
　　至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所以被纳入我们的分析框架，首先是因为它经历了对于以前结构的彻底改造，这可以被当作在大规模的体制转型基础上清除以前遗产的原型。像在中欧和东欧的所有地方一样，在东德这些遗产也沉重地压在各种形式的失效机制身上。此外，东德还大张旗鼓地推行了合理化和官僚化的运动，这个运动尽管很激进，却没有达到预期的成果。这说明学习的过程不能归结为简单照搬外国的模式。最后，在政治平衡的层面上，它使我们看到不能简单地把西方思想的各种价值和观念看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永恒法宝。基于上述所有的理由，对于理解集权的转型、各个层次上的行为的调整和失调、抗拒、失败乃至排斥的动力学，东德的案例是必不可少的，所有这些现象的长期存在是一切东欧国家的注定遭遇。

　　　　　　　　　　　　　　　　　　　　　　本书结构
　　本书分为上、中、下三编。上编试图对苏联类型的经济和社会进行总结，中编论述1989年以后国家形成的特征，下编则探讨各个社会阶层的重构。
　　上编侧重于准确描述在1989年苏联类型制度崩溃时社会主义阶段遗产的性质。将这些不同的遗产按主次进行区分，可以使人理解1989年继“党国”消亡之后各种不同体制的断裂为何是在1989年以前得到加强的各个集团安排下进行的。这些遗产首先反照出苏联类型国家所固有的内聚力。这种内聚力源于强大的工人文化，发达的社会保障型国家，以及因每个国家的历史不同而有所差异的治理方式和其他文化。此外，这些遗产也折射出波及所有这类国家的最终危机，其形式当然也是因每个国家的发展轨迹不同而各有差异。最后，它们关系到1989年所采取的走出苏联类型社会主义制度的方式。这些国家寻求出路的方式也许主要应该理解为上述各种不同因素的产物。
　　第一章论述苏联类型的政治经济学对于各种角色之间的经济合作形式、公民社会和政治治理类型的作用。
　　第二章分析研究苏联类型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危机的进路。这种研究进路植根于现代化理论，一方面强调社会紊乱理论，另一方面则突出创建公民社会形式下的反制力量。
　　第三章探讨各种不同类型的出路，把考察精英的作用、对民众的部分排斥和协议理论的局限性放在优先地位。
　　第四章是第一部分的结论，考察作为再生的民主的决定性基础保障的宪制决议。
　　中编通过考察国家的中央权力核心由于同外部的各种国际角色及内部的通常处于边缘的各种不同角色缔结的合作而得到加强，来分析1989年后国家建设的各个不同阶段。就这一观点而言，变革被视为全球化应力下的调整过程和国家主权加强的过程。欧洲化有时被用来抵消全球化的后果。它有利于被吸收进或长或短的国家建设过程的利益集团，而同某些国际角色的干涉相抗衡。
　　第五章追溯1990年主要变革的理念和在后来15年间得到展开的管理模式。
　　第六章论述的对象是所有制变革的政策，侧重分析经济和政治利益集团如何得到强化，国家机关如何制定法规的程序，以及国家如何通过税收政策来实施经济角色的调整。
　　第七章分析社会制度的变革。
　　第八章探讨如何通过地方分权的法规和行政管理的现代化，来改变从苏联类型社会主义制度继承下来的中央集权结构。
　　第九章讨论上述社会结构和社会规制层次上的变革成果。
　　下编探讨地方空间如何通过工业企业、农场、社会组织以及所有社团或政党等公共团体中服从某些新的制约的角色而进行重组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个不同群体由于部分地高估自己的经验和能力，开始反对改变自己周围的环境。它们动员自己固有的网络和资源，来复制或多或少稳定而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始终是特殊的平衡。在这样的氛围中，产生了许多出乎意料的后果，而且至少在后共产主义的第一个十年中，延续原有的地方的平衡十分重要。
　　第十章侧重分析工业企业治理的各种不同形式，以更加确切地说明“局外人”和“局内人”的作用。
　　第十一章在分析农业变革的同时，着重说明某些农民群体在重构原有的地方平衡方面的制衡能力。
　　第十二章试图通过考察工会组织和社会对话，来了解哪些是这个广泛的个性化过程中的集体行动形式。
　　第十三章侧重探讨一些初级团体、协会或者公开争论中的特殊社会介入形式。
　　第十四章则根据前面各章的分析，来重新组合各种派别的核心和边缘的方方面面。

版　　次：2010年3月第1版

开　　本：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