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文案

对一九四九年以后文学，应重视“物的结构与属性”。文学紧紧地与政治、意识形态捆绑，制度力量非常强大，个人微不足道，写什么和怎样写是规定动作，取决于文艺政策和部署，大事，川青几乎皆非偶然、孤立，牵一发动全局，有复杂深刻的背景。戈德曼所谓“当今世界好似一架拥有自动调节装置的现代机器”，非常适合描述新中国前三十年的文学。

第一编 人

寂寞茅盾
闭门不出
茅盾之子韦韬说：“‘文革’以来，爸爸一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韦韬、陈小曼《父亲茅盾的晚年》)。起码到一九七四年九月上面来人通知他已被选为四届人大代表的消息为止，他是处在这种状态。
一九六四春夏之交，毛泽东就文艺工作做出两个批示。年底，茅盾被免去文化部部长，改任政协副主席。不久，开始就“中间人物论”批判邵荃麟、就电影《林家铺子》批判夏衍。矛头虽未对准茅盾，可他皆不脱干系。夫人孔德浊颇忧“大祸要临头了”，茅盾答以两句，一是让夫人不要“乱说”，二是他自己“还要观察”。
谨言慎行，静观其变。这两条对策，反映着他的性格。
“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派来抄过两次家，这是茅盾所遭受过的仅有的直接冲击。之后，没有再受打扰，据说周总理指示保护他；然而，并没有人前来正式地告知这一点。“文革”中许多事来无踪、去无影，人们不明所以，却没法搞清楚。茅盾的“受保护”如此，“靠边站”也如此。他从未被宣布已经“靠边站”，而是不知不觉中发现，供高级干部阅读的《参考资料》停送，警卫员撤回，配车取消(余连祥《逃墨馆主——茅盾传》)，并失去听文件传达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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