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十三年

乾隆朝历史相当久长，所以不能不作分阶段的研究。本书所述即其第一个阶段，乾隆朝前十三年的历史。当时朝廷如何感受若干现代问题（如人口问题），提出跨时代有创意的发展政策（与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一脉相承），如何作出欧洲式的“现代反应”（如加强政府），以及打算“回向三代”，做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都是本书的重要内容。但天下不如意事常八九，尤其是乾隆初年曾有预言“十三年必有拂意之事”，果然这一年就发生了许多不尽人意之事，从家庭到朝廷，从财政到经济，从政治到战争，也连带引发了政策的全面“收敛”，好像许多事都做错了，俨然成了一个失败的记录。检讨这些，也是本书的内容之一。可以说，此书为大家展示了一个不为人知的乾隆。

高王凌，男，1950年生，北京人，历史学家。从山西大学历史系本科，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曾赴美国、意大利、德国、奥地利、斯洛文尼亚等多处大学访问和参加学术活动，曾任路思（LUCE）基金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曾获福特（FORD）基金会资助，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及相关的的历史问题。曾出版《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海洋出版社，1999）《政府作用和角色问题的历史考察》（海洋出版社，2002）《租佃制度新论——地主、农民和地租》（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人民公社时期中国农民“反行为”调查》（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活着的传统——十八世纪中国的经济发展和政府政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思想史丛书）

一、楔子
1?初意十三年必有拂意之事
2?初政，重拾人心

二、经济对策
3?面对人口问题
4?垦政的变化
5?永不加赋政策的完结
6?新的农业发展政策的形成
7?提倡工业生产

三、加强政府
8?共时现象，扩大政府职权
9?国家视角，兴举各项建设

四、回复三代
10?历史意见，回向三代
11?议改土地制度
12?劝减田租
13?粮政上的新举措

五、无奈与失落
14?盛世之累
15?吏偷
16?民玩

六、预言应验
17?自失
18?尾声，不同角度的观察

一、楔子

1?初意十三年必有拂意之事
大清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二，西元1735年10月7日，在历史上也许是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
虽然民间流传着有关皇上（庙号世宗，谥宪皇帝）的各种流言飞语，如弑父、夺嫡、杀弟、逼母，却与百姓日常生活无大关联。对雍正行政的“苛严”，大家也逐渐习惯，甚至找出了应对的办法。尽管受害者颇有怨言，批评声此起彼伏，但也有几分谅解，如吏治整饬的成效，为有目共睹。
说它平常，是这天侵晨，皇帝还依然上朝。但到深夜“漏将二鼓”，“忽闻宣召甚急”。大学士张廷玉趋至圆明园，“始知上疾大渐，惊骇欲绝”。其时皇上已然昏迷，至子时，“龙驭上宾矣”。另一大学士鄂尔泰“深夜无马，骑煤驴而奔，拥今上登极。宿禁中七昼夜始出”，其中三日夜未进粒食。那几日间，正不知有多少的混乱、惶惧、无措，和料想不到的事情，都被遮盖了起来。
匆遽之中，诸王、大臣寻出雍正元年所封密函，拥皇四子弘历即位，改号乾隆。当时又有几人能够想到，他竟统治了中国六十四年之久（包括太上皇四年），方于八十九岁高龄驾崩（庙号高宗，谥纯皇帝）。
他名正言顺地即位了。像是一个“大少”，万贯家财的年轻继承人。也许这样的比喻并不恰当，他继承的是一个“帝国”，手里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施展开来，似乎又是那样老练，与二十五岁的年龄不符。大行皇帝《遗诏》里的一句话，“俾皇太子弘历成一代之令主”，就像一个预言，更像一个即将来临的前景，展现在大家眼前。
在历史上，无论是一个新朝代的产生，还是一个新君的即位，大都不免发生一些变故。无论怎样讲求“以孝治国”，新的政策，新的政治风尚，总是要出现的。他却注定要给历史打下深深的个人印记。而且，有证据表明，他多少是有意识地这样做的。
在中国传统社会，事先就带有一定的政治理念，并大声予以宣示的，可以说少之又少。因此，乍看起来，他既像一个传统政治理想的热诚追求者，又有几分像似今日竞选上台的民选政治家。或者，时代需要这样一个人，让他一身而兼二任？
从此，开始了他的帝王生活：每年元旦，先“诣堂子行礼”，后回宫接受百官朝贺。次日，及仲春秋朔日，于坤宁宫祭神。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页202~203。
每晨起必以卯刻，长夏时天已向明，至冬月才五更尽，尚须燃烛寸许始天明也。日日如此，此犹寻常无事时，当西陲用兵，有军报至，虽夜半亦必亲览。每晨起膳后，阅部院所奏事，及各督抚摺子毕，以次召见诸大臣，日必四五起。最后见军机大臣，指示机务讫，有铨选之文武官员，则吏兵二部各以其员引见。见毕，日加巳，皆燕闲时也，或作书，或作画，而诗尤为常课。赵翼：《簷曝杂记》，卷1。
即位之初，曾焚香告天默祷：皇祖御极六十一年，予不敢仰希。若邀昊苍眷佑，至乾隆六十年，即当传位皇子，归政退闲。《高宗实录》，卷1081。果然，他就做了那么多年皇帝，于乾隆六十年退位，并未“退闲”的又做了四年太上皇，于八十九高龄才撒手西去。
然而，更重要的预言，不在于此，而在乾隆十三年（公元1748年）。
皇帝虽说自己是一位“福、禄、寿、禧”四全之人，晚年又自诩为“十全老人”，但在一生之中，实有几件不如意事。这自然不能大肆渲染，甚至要被刻意遮盖，但却于其一生关系颇大。其中第一件，就发生在乾隆十三年。
所以他事后说：“朕御极之初，尝意至十三年时，国家必有拂意之事，非计料所及者。”（乾隆十三年十二月辛卯谕）
为什么这样说呢？乾隆十三年，他又遇到了哪一些事，让他觉得以前的“预言”有了应验？
第一件事，是皇太子及皇后之死。
乾隆十二年除夕，皇七子永琮突然出痘而亡（年二岁），他虽未经册立，但已默定继承帝位。在这之前，曾定为皇太子的次子永琏，也于乾隆三年患病不治（九岁）。两位皇子皆为正宫娘娘皇后富察氏亲生，看来，她无法承受这样的打击，乾隆十三年三月，终于在巡幸山东途次，不幸崩逝。
据说，爱子与爱妻的相继过世，使皇上一反常态。有学者根据他事后写的数百首悼亡诗，证明他对皇后情爱之笃。结果他变得暴躁易怒，严苛无情，动辄大发雷霆，——如果那是一个“正常死亡”，皇帝可能如此“精神失常”么？
首先成为他的目标的就是皇长子永璜和三子永璋。他们因在丧礼中没有哀伤的表示，“于人子之道毫不能尽”，被宣布“断不可承继大统”，师傅和俺达一同受到处分。
四月，皇上发现翰林院草拟的满语册文中，误将“皇妣”译成“先太后”，欲传旨查问，不料诸大臣皆已散朝。管院尚书阿克敦于是被革职问罪，刑部加重定为“斩监候”，盛怒的皇上以为尚轻，改交吏部治罪。结果，刑部堂官署理满尚书盛安、汉尚书汪由敦、侍郎勒尔森、钱陈群、兆惠、魏定国均被革职留任，阿克敦斩监候，秋后处决（后赦）。
五月，因皇后初祭物品不够洁净，光禄寺卿、少卿、署丞被降级调用。
工部则因办理皇后册宝不敬，全堂问罪。
礼部因王公大臣行礼多有不妥，尚书海望、王安国降级调用，其他依律处分有差。
宗人府也几次受到申饬。
其后，外省官员也被殃及。皇后逝世消息公布后，一些官员并没有具摺奏请来京吊祭，这引起了皇上的不满，特别是对那些满族大员。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湖广总督塞楞额、漕运总督蕴著、浙江巡抚顾琮、江西巡抚开泰、河南巡抚硕色、安徽巡抚纳敏等五十三名，均在惩处之列。
风暴继续扩大，这一次是“违制剃髮”。六月，皇帝宣布，“本朝丧礼，薙髮之罪最重”，一经查出即行正法。但它颁发得晚了一些，一些官员并不清楚这一祖制，有的则已经剃头。首先被发现的是锦州知府金文淳（几被正法），《啸亭杂录》卷2《盛司寇》：金文淳薙髮事发，上震怒，命立诛之。刑部尚书盛安请上宽之。上怒曰：汝为金某游说耶？命与金文淳同置于法，后上悔悟，命侍卫驰骑并赦之。继之有盛京、杭州、宁夏、京口、凉州、四川等地的八旗驻防官兵。但使皇上怒不可遏的是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不但和他属下文武官员全在百日内剃头，而且朝廷内外风闻已久，竟无一人奏闻。为此而受到严谴的有总督尹继善、大学士高斌，周学健（另有受贿罪）与塞楞额则被赐令自尽，湖南巡抚杨锡绂、湖北巡抚彭树葵均被革职。
这些都是中国官方史料的记载。在传教士刘松龄（Augustin F?Hallerstein，1703～1774）笔下，事情就不仅有这一个层面，乾隆十四年十一月，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
一片乌云聚集在中国的天空之上……
在福建，他们用刀和绳索杀死了属于多明我会的一个主教和他的四个助手；在南京，我们耶稣会的两位神父也被杀了；还有在江西，一个方济各会的人也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
在这之前，乾隆十一年（1746年）六月，福建福安县破获了一起西洋教士秘密传教的案件，四位神父以及福建教区主教白多禄被抓了起来。
当时任福建巡抚的周学健几次上奏问题的严重性：“西洋人精心牟利，独行教中国一事，不惜巨金。现据白多禄口供，澳门共有八堂，一堂经管一省，每年由西班牙国拨出银款，由吕宋转运澳门各堂散给。”第二年（乾隆十二年）五月，白多禄被处斩。其余四名教士被“缓决”一年以后，乾隆十三年秋，皇帝终于做出决定，将监候待决的费若望等四名传教士在狱中秘密处决。为了防止消息外逸，下达这项绝密指示时都没有通过军机处，而是让陛辞回闽的将军新柱将旨意直接传达给闽浙总督喀尔吉善，然后以“瘐毙”——在监狱中正常死亡——奏闻。
但消息毕竟走漏了一部分，据天主教方面描述四教士之死的《流血记》说：是年秋，德（方济各）神父系十月某夜勒死于狱中；华（若亚敬）神父在闽县监狱，以石灰塞住五官，使其窒息而死；费（若望）、施（方济各）二神父则同被绞死狱中。
先是，江苏昭文县亦查获了秘密传布天主教的意大利人谈方济和葡萄牙人王安多尼，江苏巡抚安宁以宣传邪说、诱惑居民，请旨将其处以绞刑。皇帝为此密谕：此等人犯若明正典刑，转似于外夷民人故为从重；若久禁囹圄，又恐滋事，不如令其瘐毙，不动声色，而隐患可除。今王安多尼、谈方济二犯，亦应照福建之案速行完结。于是两名传教士均以“在监病故”之名，于乾隆十三年闰七月二十日在狱中绞死。
稍后，在四川、山西、山东、江西、广西、湖南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仇教事件。以上参见郭成康：《乾隆大帝》，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页912～917；黄爱平《从清代档案看雍正乾隆时期福建地区的传教与禁教》，《西学与清代文化》，中华书局，2008，页189～196。
有如晴天霹雳，一系列案件在外国传教士中引起的感受可想而知。为此，耶稣会在中国的头目、任职大清钦天监正的刘松龄愤慨地写道：
一片乌云开始聚集在中国的天上，不久就要像一个血雷一样打下来了！
何以这样说呢？原来这不是没有缘故的，“上帝的报复”已适时来到了:
阁下必定已经从其他的报告里知道了，上帝对这些基督教的敌人，是怎么的报复了！
皇帝丧失了正宫皇后为他生的一个儿子，这是上帝的要求！这还不够，因为他们有不少儿子，都是跟妃子生的。尤其使皇帝感到恐惧和难受的是它发生的时间，第二天就是中国的大年初一，这对中国人是特别糟糕的事情。如果这天死了孩子，这家长肯定是一个受到诅咒的人。上谕：“嫡嗣再殇，推求其故，得非本朝自世祖章皇帝以至朕躬，皆未有以元后正嫡绍承大统者。似此竟成家法。乃朕立意私庆，必欲以嫡子承统，行先人所未曾行之事，邀先人所不能获之福？此乃朕过耶。”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乙酉谕，《高宗实录》卷三〇五；按：此日正是旧历除夕。
据记载，就在皇子夭折之后，钦天监曾奏：“客星见离宫，占属中宫一眚”，预示中宫皇后将有祸殃临头。在随后东巡的路上，皇后常常梦见碧霞元君在召唤她，遂与皇上一齐许下心愿，亲往泰山碧霞灵应宫还愿。参见郭成康：《乾隆大帝》，页721～722；或说是去帝舜庙。但是:
上帝对他的野心的第二个报复，不比第一个小，是他丧失了自己的皇后！他们在山东时，去往一个庙里祈祷，在回来的路上，皇后突然生了可怕的病，一天就死了，给皇帝带来极大的羞辱。因为那些神不要听他的祷告。这个可怜的皇帝感到这么严重的丢了脸面和难以忍受，于是就变成了一个很厉害的仇恨的爆发者。
据说，皇上因此“发疯”了：
他拿脚踏他的皇长子，然后命令打他，说他在皇后丧仪上不够悲哀。另外把两个大臣打得是这样厉害，以致一个当天死了，一个过几天也死了。另一个大家认为最有智慧有文化的一品官，也在宫廷遭到审问，几个月后才得到赦免。另有一个地位一样的人，虽经他母亲求情，还是在皇帝目前挨打，几乎打死，然后很没面子的从宫廷拉出去了。
此刻刘松龄还不可能知道，就在两年以后，这一位皇长子也薨逝了。《高宗实录》卷三六〇，乾隆十五年三月戊午谕。难怪外间传说，他“踢死”了一位皇子。
其后另一位传教士费赖之引用刘松龄的话说：其时，帝已年高（按：实不到五十岁），而残忍殊甚，致受天罚。其嫡生之独子殁于中国新年元旦；若干时后正后继殁，帝痛愤之极，几类疯狂。曾足踢皇长子仆地而痛击之；又将朝中重臣二人杖毙；征苗之役劳师无功，全国怨愤。若使中部诸省亦有叛乱，时人咸信清朝必亡。费赖之（Louis Pfister）：《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冯承钧译，中华书局，1995，页784。
这样的失态，不正是他心中充满悔恨和愧疚的结果？如果皇后仅仅是“正常死亡”，皇上会出现如此失常的反应么？
关于皇后之死，自清代以来，坊间即有不同说法。马戞尔尼使团成员约翰?巴罗亦曾写道：在一次巡察中，皇帝看中了一个才貌双全的苏州女子，有意带回京城去。皇后通过一个太监得知皇帝有了新欢，害怕今后失宠，郁郁不乐，几天之后便以一条白绫自尽了。皇帝听到这个伤心的消息十分沮丧，立即返京。他的一个儿子没有穿对丧服，皇帝恼怒之下，猛踢了一脚，不幸踢在了要害部位，最终证明乃是致命的一脚；同时，皇帝曾棒打他的两个已成年的儿子。约翰?巴罗（Barrow）：《我看乾隆盛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页165～166、277。
事情却还没有结束，刘松龄继续说：
正在皇帝在宫中对自己人发疯的时候，在四川发生了一个起义，很长时间就存在着星星之火，现在它爆发成了一场大火。这也是上帝对皇帝的惩罚。他派了十万多满洲部队，目的是进攻这些上帝的子民，打败他们。但是这些起义者依靠很大的胆略把他们打败了，而且使他们伤亡很大。更大的羞辱则是所谓软弱的中国人，打败了最能打仗的满洲人。
皇帝失望了，决定撤回部队。底下的军官通过私下活动，跟敌人秘密对话，答应给他们很多钱，还派了人质，并给他们无限通商贸易的自由，这本来就是这次冲突发生的原因。要求他们表面上服从皇帝的权威，请求给予和平。这对起义者有利，他们足以自豪了。对皇帝则相反。
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金川之役，是乾隆十三年的另一件大事。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讷亲身为一等公爵、保和殿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兼管吏户二部，为皇上亲手调教培养，十余年来“第一受恩之人”，现在成了第一“负恩”之人。他的“军前正法”，使满朝为之震惊。皇上简直就是以之泄愤、立威了。这在乾隆朝前十几年时间里，还是没有过的。
在乾隆十四年底的同一天里，刘松龄还写了第二封信，在这封信里，他专门谈到了金川之役：
（在战斗中）军队伤亡惨重，满洲人真丢了面子。他们的军事能力已经落下去了，他们的胆子也落下去了。
现在事情全部过去了。但我看不出这些满洲人还能有多长时间来控制中国？满洲人的力量已经弱了，从几个地方能够看得出来，这一次打仗就看得更清楚了。一个共同的认识，是中国人是比较容易赶走满洲人的，如果在江苏、浙江发生了什么起义的话。
刘松龄几乎把这称为“解放”，他的立场好像是更多地站在了“受压迫者”的一边，强调了他们和满洲人之间的矛盾。以上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清史研究》，2008：3。
近人伊罗生说：传教士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感情本质，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尚未研究的课题。伊罗生（H?Isaacs）：《美国的中国形象》，中译本，中华书局，2006，页117。在清廷钦天监任职的刘松龄，似乎已站在了清朝政府的“对立面”，像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在他笔下，皇帝有如“凶神恶煞”。乾隆之治已有十几年了，对皇帝和他的政绩，究竟该当如何评价？

2?初政，重拾人心
虽然大行皇帝走得突然了些（他年仅五十八岁），身为皇子的弘历却并非没有自己的政治主见，虽不能说是熟谙政务，但在父皇身边，也多少参予了一些政治事务（如对西南等地的用兵）。
他很了解，先皇在世之时最为人诟病的，就是其行政的“苛严”。皇帝《遗诏》中说：“向后政务，应从宽者悉从宽办理。”遗诏为大行皇帝死后，大臣依照他曾表示过的意见所拟，其原文曰：“宽严之用，又必因乎其时。从前朕见人情浇薄，官吏营私，相习成风，罔知省改，势不得不惩治整理，以戒将来，今人心共知儆惕矣。凡各衙门条例，……若从前之例本宽，而朕改易从严者，此乃整饬人心风俗之计，原欲暂行于一时，俟诸弊革除之后。仍可酌复旧章。此朕本意也。”此处文字略有出入，见乾隆元年七月辛酉谕。这成为一个信号，新的政治局面应运而至。
这并不是后人的看法，清人赵慎畛《榆巢杂识》中曾对此有集中的记载：
禁擅造寺观；
命甄别僧道，
铸宝云钱；
禁在任守制；
丧葬循礼；
裁泰山香税；
禁擅刑大臣（嗣后三品以上大员，革职拿问者，法司不得遽加三木）；
加教官品级；
给教职俸；
予离职封典；
禁契纸契根之法；
革除力役（禁工程捐派；凡工程用款，皆从正项开支）；
（提拿家属讯供）禁止株连妇女；
官埋无名胔骼；
加学政养廉；
革“圆扁子”番役；
停官俸扣荒；
优礼大臣；
革五城巡检；
减盐铁税；
出借仓谷免息；
减贡马银；
减热审杖责；
罚禁粮出境；
修浙省海塘；
漕粮改折色（淮、扬府属运河工程）；
增京师饭厂；
限征耗羡；
止迎送上官；
奖励老农。
然所列举，远未足备，爰据《高宗实录》补充如下，其中最重要的，为禁耕地虚报开垦、禁以文字罪人等：
（雍正十三年九月辛亥）禁陈奏祥瑞。
（十月丁卯）申禁各省贡献。
（辛未）严禁地方官匿灾。
（辛未）严禁地方官讳盗。
（乙亥）禁虚报开垦。
（辛巳）命裁落地税。
（十一月）禁以文字罪人。
（十二月辛未）严饬歧视满汉。
（壬午）劝减佃租。
（辛卯）禁督抚无故传唤属官等积习。
（乾隆元年）重举博学鸿词。开乡会试恩科。
（正月乙卯）禁盐捕私扰，失业穷黎，易米度日，不上四十觔者，不在查禁之内。
（二月戊辰）禁派绅衿杂差。
（甲戌）定江南、浙江佐杂养廉。
（六月癸未）给京员养廉。
（乙酉）禁百工当官贴费，及短发工食，或竟不给发者。
（丁亥）禁四川私派番民。
（戊午）定给穷苦佐杂回籍路费。
（庚寅）优礼生员。
（八月丁丑）加在京文员俸。
（丁丑）添给旗员空粮。
（戊寅）广陕甘武举解额。
（九月庚子）命各省秋审情实人犯，停止勾决。
（甲辰）定披甲人凌虐遣犯，并免职官生监等为奴之例。
（十月戊子）命岁征银钱并纳。
（乾隆二年三月丁巳）著八旗兵丁男女有年二十八岁以上，或力不能嫁娶者，每名赏银十五两，以完其婚嫁之事。
（四月辛未）嗣后凡经选验未经记名之女子，无论包衣、佐领、管领暨八旗下，听其互相结姻，庶不致有怨女旷夫。
（四月辛未）禁收童生卷价。

并减免各地负担“极烦苛”者。
以上，用今天的话来说，或可谓之“昭雪冤狱”、“救民水火”。不知雍正朝还留下多少“苛政”，而与一向所说的“吏治清明”不相吻合，以致今上要一一厘正，也不顾大臣王世俊讥讽“今日只须将世宗时事翻案，即系好条陈”；并搬出“爱民”、“养民”、“足民”的“三民主义”新提法？乾隆元年四月丙寅，《高宗实录》卷16。
时人黄卬《锡金识小录》：
至雍正十三年，今天子登极，凡民所不便者悉报罢，万民欢呼。黄卬：《锡金识小录》卷一，《备参上?关栅》。
袁枚《文华殿大学士太傅朱文端公神道碑》：
皇上登极未一载，仁言圣政，重累而下，九州八陔，靡不异音同叹，庆尧舜复生。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2。
陈康祺《郎潜纪闻》：
高宗登极，所布诏令，善政络绎，海宇覩闻，莫不蹈舞。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卷2，页353。
昭槤《啸亭杂录》：
纯皇帝即位时，承宪皇严肃之后，皆以宽大为政，罢开垦、停捐纳、重农桑、汰僧尼之诏累下，万民欢跃，颂声如雷。吴中谣有：“乾隆宝、增寿考，乾隆钱，万万年”之语。昭槤：《啸亭杂录》卷1《纯皇初政》；又见徐珂《清稗类钞》《高宗初政》（第1册，中华书局，1984，页245）。
登极第一日，即遵大行皇帝遗命，命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辅政。并特召大学士朱轼回京办事，在总理事务王大臣处协同办事。
乾隆初政，禁虚报开垦，及清厘落地税、详慎刑狱、禁革滥刑，皆从大学士朱轼所请。据云，公辰入酉退（今时七八时至午后七八时），屡有密奏，故上之行政，惟以仁厚为本。《啸亭杂录》卷1《重朱文正》；袁枚：《文华殿大学士太傅朱文端公神道碑》：公奉世宗诏，侍皇上清宫最久。今上既即位，凡所陈奏，无不张施。首陈《除开垦》、《省刑罚》两疏，其他语秘，外不尽知。天子恐用公晚，一切大事，虚己咨询。公亦忘身殉国，竭毣毣之思（时已七十二岁），卒以成疾，辅新君九阅月而薨。然则，公启沃之功可以想见。
大学士张廷玉辅相两朝，一时大臣皆出后进，《啸亭杂录》卷六《张文和之才》。“负天下重望”，朝鲜史料称，“人皆以为张阁老在，天下无事云”。（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册，1965，页4489。
时“每行一政，下一诏，海内喁喁，拜泣歌舞，以为尧舜复出”。有归美于大学士鄂尔泰者，其悚然曰：“天生圣人，社稷之福也。老臣何力之有焉？”《小仓山房文集》卷8；又见《朗潜纪闻?二笔》卷2。
户部尚书史贻直奏停开垦、禁劝捐、循资格、用科目，疏数千言。上在藩邸习闻世宗称公，及是愈信其贤，悉允所奏。公（史贻直）入谒梓宫，上召见温论良久，赐世宗所遗鹅黄蟒衣四团龙补服，曰：“此先帝意也。”公感激呜咽，上亦泣下不止，见《文渊阁大学士史文靖公神道碑》，《小仓山房文集》卷3。
雍正十三年九月，谕群臣更番入对，御史曹一士上疏慎择督抚，禁以文字罪人，甄别各省开垦，“所建白皆有益于民生世道，朝野传诵”。其疏首曰：“敬读谕旨，曰：‘百姓安则朕躬安’，大哉王言，闻者皆感涕”，《清史稿?曹一士传》。
九月，召前总督、“科甲领袖”杨名时来京，以礼部尚书衔入教皇子，兼管国子监祭酒，直上书房、南书房。杨名时（1661~1736，谥文定），科甲领袖，为世宗语，因被劾革职，待罪云南。皇四子曾问其师蔡世远，杨名时何许人也，蔡答：“今世而有尧舜君民之念者，江阴一人而已”。雍正十三年冬，召用向所废置故老大臣，公首被召，天下想望风采。既入觐，天子召对良久，益陈利害。诸仁政将次施行，而公遽病，薨，寿七十七，参见《小仓山房文集》卷2等。
昭雪科甲朋党案，（原任御史）谢济世、谢济世曾“私注经书”《大学》，其中“拒谏饰非，必致拂人之性，骄泰甚矣”一句，为世宗所痛斥。（直隶总督）李绂、（四川巡抚）蔡珽等，分别予以任用。
起用前朝革职官员张楷、彭维新、俞兆晟、陈世倌（后皆位至方面）。
复召孙嘉淦来京，进《三习一弊疏》。其大旨以为：人君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自是之根不拔，则机伏于微，而势成于不可返。愿皇上时时事事常存不敢自是之心，《啸亭杂录》卷7《孙文定公》。上嘉纳之，寻迁刑部尚书。
上求直言，御史金溶上《培养元气疏》，言养民、备荒，及缓开垦升科、豁免带征、免关税盈余等事。《小仓山房（续）文集》卷33。
雍正十三年十月，以西北两路大军已撤，大小事件俱交总理事务王大臣办理，遂裁撤办理军机处。总理事务王大臣：庄亲王允禄、果亲王允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协办总理事务：平郡王福彭、大学士徐本、朱轼（乾隆元年九月卒）、公讷亲，尚书海望。
乾隆二年十一月，服丧二十七月释服，乾隆六十年十月上谕：从前皇祖升遐时，皇考即欲行三年之礼，经王大臣等再四敦劝，勉从国制。皇考龙驭上宾之日，朕亦欲仿行古礼。尔时王大臣等亦曾奏劝，朕皆不允。因奏知圣母皇太后，蒙严谕：皇帝此举差矣。我朝旧制，服孝不应薙发。设三年之久不薙，与前代汉人蓄发何异。且祭神最为吉礼，若因不薙发，遂三年不祭神，更非吉事，且于国典有关。此断断不可之事！朕初未念及此也。彼时即祇遵圣母训谕，不敢泥古。将来嗣皇帝如亦欲仿行古礼，当思天子之孝，与士庶异。我皇清之制，与汉姓殊。总理事务王大臣请解总理事务。恢复办理军机处建置，命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公讷亲、尚书海望、侍郎纳延泰、班第为办理军机大臣。初，例由讷亲一人承旨，张廷玉拟旨。
洪亮吉云：乾隆初年，纯皇帝宵旰不遑，勤求至治，其时如鄂文端（尔泰）、朱文端（轼）、张文和（廷玉）、孙文定（嘉淦）等皆侃侃以老成师傅自居。亮吉恭修《实录》，见一日中朱笔细书，折成方寸，或询张、鄂，或询孙、朱，曰某人贤否，某事当否，日或十余次。诸臣亦皆随时随事奏片，质语直陈，是以上下无隐情。纯皇帝固圣不可及，而亦众正盈朝，前后左右皆严惮之人故也。《清史稿》卷356《洪亮吉传》。《啸亭杂录》卷1《纯皇初政》：一时辅佐之臣如鄂尔泰、杨名时、朱轼、赵国麟、史贻直、孙嘉淦，皆理学醇儒，见识正大，故为一代极盛之时也。
蔡东藩《清史通俗演义》云：乾隆帝即位后，朝政颇尚宽大，凡宗室人等，旧被圈禁，至是一律释放。封允、允禵公爵，复阿其那、塞思黑红带，收入玉牒。自己的兄弟骨肉亦均封为亲王。尊母钮祜禄氏为皇太后。册立元妃富察氏为皇后。母族后族，都另眼相看。又把岳钟琪等释出狱中。赦汪景祺、查嗣庭家属罪，命他回籍。因此宗室觉罗，勋戚故旧，官吏人民，没一个不颂扬仁德。自西北休兵，只云贵叛苗，未曾平靖，特逮回张照、哈元生、董芳治罪，别授张广泗为七省经略，节制各路人马。迨苗疆已定，海内承平，乾隆帝乃偃武修文，命大学士等订定礼乐，鄂尔泰、张廷玉两大臣，悉心斟酌，规据三礼，考正八音。又复连年五谷丰登，八方朝贡，真个是全盛气象，备极荣华。
以致对清人一向抱有成见的朝鲜使臣也说：“清人虽是胡种，凡事极为文明。典章文翰，皆如皇明时。”《李朝实录》，英祖朝，第44册，卷47，英宗十四年二月（乾隆三年），领议政李光佐（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总页124。“乾隆行宽大之政，……可谓贤君矣。”《李朝实录》，英祖朝，第44册，卷49，英宗十五年七月（乾隆四年），使臣徐宝玉（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65，总页173。
盖“宽政”素为今上所推崇，并非仅是客观形势的产物。他自少接受纯正的儒家教育，信之极笃。就连师傅朱轼、鄂尔泰、张廷玉等亦称其学问纯正，才超学遽，往往“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参见《乐善堂集》，鄂尔泰、张廷玉、朱轼等序；其少年读书之书屋“颜之曰‘乐善堂’，盖取大舜乐取于人以为善之意也”，集因以是名。其年轻时所纂《宽则得众论》，尤表达了对“宽仁之治”的憧憬：
自古帝王受命保邦，……非仁无以得其心，而非宽无以安其身，二者名虽为二而理则一也。……诚能宽以待物，包荒纳垢，宥人细故，成己大德，则人亦感其恩而心悦诚服矣。
苟为不然，以褊急为念，以刻薄为务，则虽勤于为治，如始皇之程石观书，隋文之躬亲吏职，亦何益哉！见《乐善堂集》卷1；雍正十三年十月，上谕：“皇考尝以朕为赋性宽缓，屡教诫之”；萧奭：《永宪录续编》：（雍正）十三年，上传位今上，降谕太子仁贤，曾密奏无杀年羹尧及抄家诸事（按：时年十五岁）。时举朝无一人言及也。今上登极后，逮年希尧治罪，以其迎合希旨，摧残骨肉焉。按：说前句“非仁无以得其心”是对老百姓，后一句“非宽无以安其身”是对臣下，亦为一解，见孙文良、张杰、郑永川：《乾隆帝》，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页23。
《尚书》是他即位后再二再三、引用最多的典籍之一。其《大禹谟》曰：“御众以宽”，“克宽克仁”，又曰：“代虐以宽”，“宽而有制，从容以和”，“宽仁”乃是儒家政治的至高理想，也是皇上欲“回复三代”的一个基本条件。乾隆元年正月丁酉，上谕：
为治之道，在于休养生民，而民之所以休养，在乎去其累民者。使其心宽然自得，以各谋其生，各安其业，而后富足可期。……
嗣后各直省督抚务以休养吾民为本。而一切扰累之事，速宜屏除。庶民生可遂，而民气以舒。
其目的，就是为了“俯顺舆情”，造成一个宽舒的政治气象，“使其心宽然自得”，“庶民生可遂，而民气以舒”。其后又明确表示：“圣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宽居首”，舍宽而无其他。乾隆三年八月癸未，仲秋经筵。讲毕，上曰：“夫子历论尧舜禹汤武王授受之旨，而统之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宽信敏公，乃圣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宽居首者。盖宽者仁之用，故惟宽然后能兼容并育，而羣生之众有所托命焉。左传记夫子之言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盖因一时为郑而发。此补偏救弊之说。若夫圣王出治。舍宽其何以为敷政宁人之本哉。”
是为乾隆初年宽仁之政。切勿忽视了这些思想行为，其目的正是儒家一向主张的，用“以感发人之善心”。《乐善堂集》，庄亲王允禄序。不过，也不能以为这些就代表了乾隆初政的所有内涵，或以为今上只是个会拉选票得民心的二流政客。除此以外，他还有大手笔在后边。《乐善堂集》卷3。其《以仁育万物以义正万民论》曰：
后世人君施一二善政于民，曰：此仁育也。然其实惠于民何有焉？
显示其意远迈于此。而正是有了这一番铺垫，或用现代话语来说，就有了一个很高的“支持率”，再经过一年的调试，自觉能够成功地掌控这个国家机器，——那些胸中的宏大计划，也就可以顺势出台，而很少阻力了。二、经济对策二、经济对策

3?面对人口问题
法国学者布罗代尔认为，在十八世纪，世界历史上出现了罕见的“共时现象”，其中之一，就是人口的持续增长。在这一百年里，中国人口从大约一亿，增加到三亿（十九世纪，四亿），并与二十世纪的人口增加连接起来。中国开始面临了日益严重的人口压力。
事情还不止如此，可贵的是，在清代康熙四十年代，即公元十八世纪初叶，圣祖皇帝已指出人口问题的存在，并积极面对它：
本朝自统一区宇以来六十七八年矣，百姓俱享太平，生育日以繁庶，户口虽增，而土田并无所增，分一人之产供数家之用，其谋生焉能给足？……不可不为筹之也。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庚辰，《圣祖实录》卷240。
故“平素间谆谆以此事面谕众大臣”，并提出“户口殷繁固是美事，然当预筹安养之策”的想法。康熙五十五年五月壬戌、五十六年四月丁酉，《圣祖实录》卷268、272。显示出清廷高度的责任心，与不肯“无作为”之意。
康熙皇帝的人口思想一直传给了他的继承者，如世宗雍正皇帝谕：
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赡给，偶遇荒歉，民食为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雍正元年四月乙亥，《世宗实录》卷6。
及至乾隆即位，自首次提出人口问题已有三十年（一世）之久。上谕：
惟是国家承产日久，生齿日繁，在京八旗及各省人民，滋生繁衍，而地不加广。此民用所以难充，民产所以难制也。
续曰：从来帝王治理天下之道，只有“教”、“养”两条。因为恒产、恒心，相为维系。“仓廪实而知礼义”，“则夫教民之道，必先之以养民”。将施政目标定为“先养后教”。
俾黎民饱食暖衣，太平有象。民气和乐，民心自顺，民生优裕，民质自驯。返朴还淳之俗可致，庠序孝弟之教可兴，礼义廉耻之行可敦也。雍正十三年九月壬戌，《高宗实录》卷3。
乾隆初政的十几年时间，可以说都是在做“养民”的功夫，其后才转到“教民”的一方面去。
乾隆六年，第一次统计全国大小男妇人口，发现人口已达到一亿四千多万。乾隆五十八年，中国人口达到三亿之众。其数量之高，为中国历代所未曾有。
对于人口问题，如果说开始时还只有皇帝一人或少数几人有识于此，此时则已成为朝野的共识；并且不是停留在一般的议论之上，而是在认真地考虑其对策了。人口问题几乎成为所有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讨论的出发点，终于，它导致了一系列新的经济发展政策的提出。
清代前期，在长达九十多年时间里，只有人丁编审（丁数长期徘徊在二千数百万上下），而无人口统计。如何估算当时的人口数字，并没有一个简单的答案。若采用所谓“回测”（即向前“倒推”）的方法，可大致算出，康熙四十年代（1700年）中国大约有一亿人口，雍正年间可能已有一亿五千万人（乾隆六年实为一亿七千余万）。参见高王凌：《关于〈清代人口研究〉的几点质疑》，《中国社会科学》1982:4；《清代人口研究述评》，《清史研究通讯》1983:2;《十八世纪中国人口的增长和清政府的农业经济对策》（1981年第一次全国清史讨论会论文，《未定稿》1982:32）、《清代初期中国人口的估算问题》，《人口理论与实践》1984:2。而据官方统计，到乾隆末中国人口已达三亿以上；十九世纪中叶，达到四亿三千余万。美国学者施坚雅认为，当时中国人口并没有若是之多，而只有三亿八千万左右；与之不同的看法，参见高王凌：《明清时期的中国人口》，《清史研究》1994:3。
清代人口增长，是所谓“前现代”中国最大的一次人口增长。其后略有起伏，到二十世纪中叶，又开始了一轮新的更大的人口增长，这一次“现代”人口增长，使中国人口达到了十亿以上。其实，它们并不是两次（所谓“前现代”和“现代”的），而只是一次，或曰一个人口增长。
与此同时，世界历史上出现了几点罕见的“共时现象”。据研究，在西方，人口一直处在剧烈的波动和增减之中，但从十八世纪中叶开始，不再倒退（实际上中国要比西方早半个世纪时间），直至现代。同期中国人口增减的节奏，与之大致相同。参见布罗代尔：《15~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三联书店，1992，页29~31。
人口增长及由此引起的相关努力，如加强政府等，在西方国家都属于“现代现象”，在中国则仍被视为“古代行为”，讥为“封建落伍”。传统“现代化理论”的这些观点，未必能承受清史研究新发现的检验。可惜的是，中国学术界十分自卑，不敢承认自己之“理论”，甚至置自己所有之“事实”于不顾。
按照过去学术界的流行看法，清代最早发现人口问题的，是乾隆末年的洪亮吉，因与西方人马尔萨斯同时，故被视为“中国的马尔萨斯”。但洪亮吉与圣祖相比，已晚了九十余年。特别重要的是，二者的人口思想，在字面上并无多大出入。对人口问题，洪亮吉也主张从发展经济予以解决，与圣祖并无二致。这正代表了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即以一种积极的态度，力求用经济的发展来满足日益增加的人口需要。与之不同的、以限制人口增长为主导的思想，可能只是到下一世纪中叶，才在汪士铎的私人日记（《乙丙日记》）中有所表现；但它多少已偏离了中国人口思想的主流，而较接近于欧洲国家的人口思想。在西方，直到十九世纪才出现以（发展）经济为主导的解决政治问题的主张。南怀瑾《原本大学微言》。与中国相比，差了一个世纪。
一直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康熙皇帝依然是陈腐老套，并没能提出限制人口。好像皇帝乐见人口增加，没有“砍杀尔”，就有什么“不是”似的。今天我们也许可以就此做出进一步的回答。
在《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里，我曾把中国传统经济分为四种类型，或称为四个阶段，其中第一个为“不发展经济”，有如清代十八世纪以前的广西；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人口“长期停滞”，土地大量抛荒，耕作极为粗放。此后逐步起飞，进入“发展中经济”，则全凭人口的增加即需求带来的刺激，显示出人口增加对于传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这一点，也正是在其早期看得最为明显，且最少会引起争论。
所谓“发展中经济”，其最显著的特征，即人口迅速增加，使它成为各发展时期中速度最快的一个。人力的投入，甚至可能带来收益的递增。同时，土地基本垦辟，进入精耕农业，有如清初以来的中南、西南以及稍后的东北和台湾，以及汉代以来广大的中原地区。过去人们以为这就是中国传统经济的最高成果，因此有了“长期停滞”的说法，其实是一个误解。
到了更高的发展阶段，如清代的广东、江苏，其人口密度已然很高，但仍有显著的增长。清代中叶，广东成为中国农业发展程度最高的地区，发明以“桑（果）基鱼塘”为代表的高度发达的“生态农业”；江苏更成为一个（传统）“工业区”，拥有全国最高密度的人口。这些地区人口是否已经太多了呢？据史料记载，常熟在雍正以前棉作较少，“盖黄霉削草，必资人多，曩时人较少也”，以后“生齿日繁，故种棉渐多”。郑光祖：《一斑录杂述》卷二。仍有赖于人口的进一步增加（特别是在那些棉花、棉布产区）。
与一般认识相反，人口增长对清代经济发展的最重要贡献，其实莫过于高水平的发展阶段。因为没有人口的如是快速大量的增加，则没有需求的如此扩大；而没有需求的扩大，就不会出现“集中种植”的“规模经济”，也就没有省区间的比较优势及其交换可言。推而言之，中国传统文明的高度繁荣和种种成就，都与中国人口的众多和密集状态密切相关；而这种成就，又不是每一个人口高密度文明都一定能够“自然而然”取得的。参见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经济发展与地区开发》，海洋出版社，1999。
什么叫“比较优势”及其交换？举例来说，在中国南方许多地土上，一亩地可以产出数石的粮食，而往往只能生产很少的棉花（如四川仁寿“利与种田等，亩可二十觔”；道光《仁寿县志》卷2。民国初年广东棉花亩产只有几斤许道夫：《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页206。）；在华北等棉产区，棉产量相当高（如“齐鲁人种棉者”，“亩收二三百斤以为常”；徐光启：《农政全书》卷35。山东兖州“五谷之利不及其半”万历《兖州府志》卷4。），而粮食亩产难以过石。不难看出，这里有着比较优势的重大差别。面对这种局面，只需做一调整，如以南方地亩种植粮食，而以北方适宜地区改种棉花，社会总产量就会有很大的、甚至是成倍的增加。而且，这都是在不再增加耕地、也不需提高技术水平和增大投入的情况下便可取得的。它扩大了生产可能性的边界，增加了社会的整体产出。它的成就（如经济的商品性发展），仅用“精耕细作”一词是不能概括的。而这正是近几世纪在中国发生的历史事实，无论给予多高的评价都不过分。参见高王凌《中国传统经济的发展序列》。
如果再看到最近几十年时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各种农产品供给充足，从粮食到其他农副产品，“供过于求”，价格低廉；同时，还有大约一亿多劳动力进入工业领域，创造了世界史上的奇迹，以致有“世界工厂”之称，就可以更容易地把这大段的历史贯穿起来。
尽管今日中国经济中还存在很多“结构性”、“制度性”的问题，但与此并不矛盾，那就是中国经济发展基本上依赖的是密集而众多的人口。对于这些基本的历史事实，有些人专门“倒霉看反面”；还有人竟然嫌中国人口太多了，以为少几个亿才好（可见“虚妄史观”由来有渐），——所谓“人口众多，何罪之有”？如此形成为对中国人口问题的正面看法。高王凌：《人口众多之我观》，《读书》，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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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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