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哲学史

《中国现代哲学史》是20世纪中国一代哲人冯友兰所著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是冯友兰先生晚年回归自我，“修辞立其诚”、“海阔天空我自飞”的产物。本书讲述了中国现代哲学的发展历史，打通了古今中外的相关知识，在有限的篇幅里融入了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理解，是史与思的结晶，充满了人生的睿智与哲人的洞见。它对当今的读者有极大的意义，不失为一部可以影响一生的文化经典。

冯友兰（一八九五——一九九○），字芝生，河南省唐河县人，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生后卦美，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一九二八至一九五二年任清华大学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一九五二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

绪 论
第一节  中国现代革命时期的阶级分析
第二节  旧民主主义革命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
第四节  “以夷为师”（向西方学习）

第一章  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宣传斗争与章炳麟
第一节《民报》与《新民丛报》斗争的要点
第二节  章炳麟对于康有为的驳斥
第三节  章炳麟对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评论
第四节章炳麟所理解的社会革命

第二章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大理论家和最高领导人孙中山
第一节  孙中山的思想和政治活动的发展
第二节  孙中山追随维新派时期的半封建思想
第三节  孙中山领导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资产阶级思想--建国方略
第四节  孙中山在国共合作中的半社会主义思想

第三章  新文化运动的创始人、教育家、哲学家蔡元培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
第二节  蔡元培论世界观与人生观
第三节  蔡元培与新文化运动
第四节  蔡元培的哲学观
第五节  蔡元培的美学思想

第四章  新文化运动的右翼--胡适、梁漱溟
第一节  新文化运动内部的派别
第二节  胡适引进美国哲学--实验主义
第三节  胡适的实验主义的应用
第四节  梁漱溟对于新文化运动的态度
第五节  梁漱溟对于孔丘的新估价及其对于儒家的新解释
第六节  梁漱溟的文化论

第五章  新文化运动的左翼--陈独秀、李大钊
第一节  陈独秀论新的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
第二节陈独秀论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根源和奋斗目标
第三节  陈独秀对于当时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第四节  陈独秀论国民革命后中国的前途
第五节  李大钊接近辩证唯物主义的宇宙观
第六节  李大钊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

第六章  20-40年代之间的三大论战
第一节  20年代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
第二节  新文化运动的领导人对于“论战”的总结
第三节  关于中国在当时的社会性质的论战
第四节  全盘西化和中国本位的论战

第七章  毛泽东和中国现代革命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阶段
第二节  毛泽东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斗争
第三节  《实践论》
第四节  《矛盾论》
第五节  《矛盾论》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第六节  社会主义阶段
第七节  极左思想阶段
第八节  空想共产主义与科学共产主义

第八章  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中的理学（上）--金岳霖的哲学体系
第一节  道、式、能
第二节  共相与殊相，一般与特殊
第三节  性与尽性
第四节  理与命
第五节  无极而太极
第六节  现代化与民族化

第九章  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中的理学（下）--冯友兰的哲学体系
第一节  “接着讲”与“照着讲”
第二节  理，太极
第三节  气
第四节  政治、社会思想
第五节  精神境界
第六节  “新理学”的理论矛盾

第十章  中国哲学现代化时代中的心学--熊十力的哲学体系
第一节  熊十力哲学体系发展的过程
第二节  熊十力哲学体系的中心思想
第三节  熊十力的宇宙论
第四节  熊十力的心学思想

第十一章  《中国哲学史新编》总结

绪 论
　　第一节  中国现代革命时期的阶级分析
　　西方的现代化是从产业革命开始的，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使社会生产力一下子提高了几百倍，以至几千倍，这就使整个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封建社会的经济是自然经济，产业革命打破了自然经济，代之以商品经济，这就是那个大变化的主要内容。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中，男耕女织，男的用一些简单的农具耕种一百亩左右的土地，每年收入的粮食就足够他一家几口人吃了；女的靠一张织布机，每年织几匹布就够她一家人穿了。他们的生产都是为自家的消费，这就是自然经济。
　　产业革命以后，这样的自然经济就不能存在了。一个纺织工厂用机器生产，机器一开动，几分钟之内就可以生产很多匹布。它生产的布就不是为了自用，而是为了卖钱。这种经济就是商品经济。
　　有了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人们就不能不用它，因为它的生产比手工业生产快得多，它的产品比手工业产品好得多。但是，一用它，生产力的结构就要大变。一架大机器制造起来要用很大的本钱，使用起来要用很多的工人。手工业工人所用的简单的生产工具不能用了，他们要依靠机器生产，才能维持他们的生活。一架机器需要很多工人才能开动，拥有机器的人则不开动机器，于是社会中就产生两个新的阶级：一个是资本家，即资产阶级；一个是工人，即无产阶级。它们就成了一个统一体中的两个对立面，互相依存，而又互相斗争，互相转化。它们真正是一个矛盾中的统一体。
　　一个封建社会如果听其自然，它就会照着这个程序向前发展。这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六册绪论中已经讲过。
　　中国的封建社会受了外来的压迫，不能自然发展，但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形式下也还是出现了新的阶级。
　　在资产阶级方面，出现了民族资产阶级、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前身是中国的商人，是从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然发展出来的资本家；买办资产阶级是外国资本家在中国的代理人；官僚资本家是从中国封建官僚转化过来的。买办资产阶级是依靠外国的势力发家致富的，官僚资产阶级是依靠他们手中的政权发家致富的，民族资产阶级却是依靠自己的经营发家致富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在买办资产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的夹攻中艰难地挣扎出来的，他们是真正的中国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虽有三个，但无产阶级只有一个，因此无论哪一个资产阶级都要有无产阶级作为它的对立面。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相互依存的。
　　第二节  旧民主主义革命
　　在现代革命时期，有两个革命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随着革命的深入，这两个阶级先后领导了两次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两个革命的阶级各自在旧社会中找到了他们的天然同盟军，结为联盟，共同进行革命。民族资产阶级找到的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无产阶级找到的是农民。无产阶级和农民结成工农联盟，这是众所周知的。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不当权派的联盟，则尚未为历史学家所注意。好像民族资产阶级单枪匹马在几个月之内就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其实事情并不那么简单。在这一点上要多说一点，以明历史的真相。     清朝的慈禧太后在发动宫廷政变、镇压了戊戌变法运动之后，迫于中外舆论，也说是要实行立宪。她声称实行立宪要有充分准备。为了欺骗中外舆论，她订了一个时间表，提出以九年为准备时期，每年把皇权下放一点于民。她所谓“民”是地主阶级不当权派，当时称为“绅”。
　　照清朝的制度，受皇帝直接任命、掌握国家机器的人称为“官”。在各省做官的人都要回避本省，就是说，不能在他的本省内做官。已经取得做官资格的人，或已经在别省做过官的人就称为“绅”，他们就算作本地区的“民”。清朝末年所谓“民意”、“民办”，其实就是“绅意”、“绅办”。慈禧太后在她的准备立宪的时间表中，声称要把皇帝的权力分期下放于民，这个民其实就是“绅”。
　　慈禧太后和以后的清廷，为了装饰门面，也设立了所谓“民意机关”，在中央设了资政院，在各省设咨议局，作为中央和地方议会的象征。这些民意机关的议员，也还是由上面指派的，可是他们不是官而是绅，更好听一点说就是“民”。在1911年辛亥革命中，这些民意机关在实际上也起了革命的作用。在各省的革命军起义以后，往往推举咨议局的议长主持民政，也有些省是由咨议局出头发动革命。再看一些出头露面的人物的行动，事情就更清楚了。
　　袁世凯本来是清朝的一个大官僚，戊戌变法的时候，他出卖了谭嗣同，帮助了慈禧，以致变法失败。慈禧死了以后，光绪的兄弟当了摄政王，迫使袁世凯退居原籍河南。于是，他就不是官而是绅了。1911年武昌起义后，清廷用北洋新军打革命军，因为袁世凯是北洋新军的创始人，又起用袁世凯为两湖总督作为统帅，于是他又由绅而成为官了。
　　袁世凯有他自己的打算，他想利用各省的绅和革命军的声势，以及他自己手中的兵权，取清朝皇帝的地位而代之。他所统率的政府军打了一次比较硬的胜仗，攻占了汉阳，他的前线指挥官就联名发出通电，请清朝皇帝退位，交出政权。清朝的隆裕太后没有办法，就任命袁世凯为总理大臣，组织政府，与革命军议和。当时南北议和达成的协议，南京参议院制定的《临时约法》，以及当时的人事安排，就是南北统一的条件，也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联盟的条件。
　　南北统一以后，孙中山来到北京，袁世凯待以元首之礼。在一次正式欢迎宴会上，孙中山说，他要办一个中国铁路公司，修铁路二十万里；要袁世凯训练一百万军队，认为这样中国就富强了。孙中山的这个演说的含义是民族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要分工合作，资产阶级负责经济方面的建设，地主阶级负责政治军事方面的建设，这也是两个阶级联盟的条件。
　　袁世凯当然接受这个条件，下命令成立中国铁路公司，任命孙中山当全国铁路督办。可是修铁路的资金一点也不给，孙中山只好在上海的一个小马路上挂了一个“中国铁路公司”的空头招牌。
　　孙中山不久就知道受骗了。他于1913年发动了“二次革命”，但是失败了。袁世凯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由他自己当皇帝，这就是地主阶级完全复辟。革命的进程最终是只能前进的。袁世凯的复辟受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他的帝制失败了，他自己也死了。此后就成了军阀混战的局面，孙中山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也面目全非了。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各朝代政权的转移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传说中的尧、舜为典型的，称为“揖让”；另一种是以传说中的汤、武为典型的，称为“征诛”。旧民主主义革命是这两种形式的结合。从革命军这一方面说，它是用武力把清朝皇帝和几千年的帝制打倒的，这是“征诛”。从袁世凯这方面说，他是接受清朝统治者的命令组织政府，这是“揖让”。这种“揖让”和“征诛”相结合取得政权的方式本来是不彻底的，所以，虽然从武昌起义到民国成立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快固然是快，但革命是不深入的，其不能持久也是必然的。
　　第三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一整套完全新的哲学体系。在它的指导下，中国的无产阶级觉悟了，成为一个“自为”的政治势力。中国无产阶级成立了自己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个时期有两个大问题：
　　第一个是同盟军的问题。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有一个农民起义的传统，有些朝代就是被农民起义所推翻的。农民所用的夺取政权的形式，就是上边所说的“征诛”。但农民是地主阶级的一个对立面，并不代表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因此也不能创造新的政治形式。旧的朝代被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新的朝代，原来的农民起义领袖成了新朝代的皇帝。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农民起义的领袖篡夺了农民起义的果实，其实这不是篡夺，而是势所必至。到了20世纪初期，世界和国内形势都已大变，袁世凯还要称帝，这就不是势所必至，而是倒行逆施，自取灭亡。
　　无产阶级和农民都处在旧社会中的最下层，这两个阶级是天然的盟友。在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时候，所谓“绅”就成为革命的对象了，这就是所谓“土豪劣绅”。
　　在西方，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没有同盟军这个问题，因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集中在城市，工人也有人权，受法律保护，资本家可以在经济上剥削和压迫工人，但不能用非法手段在政治上迫害工人。按照马克思和列宁的设想，工人在平时用合法的手段，如罢工之类，和资本家进行斗争，一旦时机成熟，就发动武装暴动，一举而取得城市，由城市推及全国，建立全国性的政权，实行社会主义。可是中国的形势就不同了。在二三十年代，统治中国的是大大小小的军阀，他们既不讲理，也不讲法，而且掌握了整套的国家机器，对工人和劳动群众可以为所欲为。当时领导共产党的教条主义者，在城市开展工人运动，这简直是自我暴露，不但劳而无功，甚至使共产党的组织在大城市也不能存在。毛泽东提出和制定了工农联盟、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和政策，使党的组织下乡，找到了天然同盟军，结成工农联盟。农民本来不代表新的生产关系，这样也跟着共产党代表新的生产关系了。共产党得到农民起义的支持，如虎添翼；工农两个阶级互相支持，相得益彰。终于打倒了军阀，赶走了帝国主义，建立了新中国。
　　这不仅是毛泽东对于中国革命的大贡献，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大贡献，由此建立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既然是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那就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了。
　　同盟军的问题解决了，继之而起的是社会性质的问题。按教条主义的说法，中国革命既然由无产阶级领导成功，成功后的中国社会当然是社会主义了。但实际上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是商品经济，而当时中国的经济基本上还是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在这种经济基础上面能建立起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吗？在2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陈独秀，就已经看出这个问题了。他看出了这个问题，但没有提出正确的解决方案。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欧的几个国家的革命，也都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它们的经济也比较落后，基本上也没有进入商品经济。列宁、斯大林看出了这个问题，就不称这些国家为社会主义，而称它们为新民主主义。就是说，这些国家要经过一个“过渡阶段”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在这个过渡阶段中，由他们本国自己的无产阶级领导，实行民主主义。因其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所以称为新民主主义。中国共产党也赞成这个理论，实行这个方针政策，在当时也自称为新民主主义社会。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在第一次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达成了一个协议，称为《共同纲领》，实际上就是临时宪法。其中规定五种经济并存，称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土洋结合”，两条腿走路。当时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得到全国人民的信任，其威望之高，是中国历史上的统治者所未有的，这是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结果。
　　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不幸出现了“‘左’倾幼稚病”。有这种病的人认为共产党已经掌握了政权，中国社会已经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社会了，用不着新民主主义阶段。他们认为，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既然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有反作用，共产党就可以用它所掌握的政权，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来几个“大跃进”，中国社会就不仅是社会主义，而且是共产主义了。共产党领导农民办起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刮起了“共产风”，公社的社员在本公社的食堂中“吃饭不要钱”，社员的生老病死都由公社包了。这种“‘左’倾幼稚病”越来越厉害，不久就成为极‘左’思潮，表现为十年动乱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社会几乎陷入到全盘崩溃的边缘。当时仍然以马克思主义为号召，但是极‘左’思潮所讲的马克思主义，已经不仅是“空想”的共产主义，而且是反历史的“共产主义”。
　　“文化大革命”也不能说没有“作用”，它把极“左”思想推到荒谬的地步，把它的危害性完全暴露出来，使之家喻户晓。在毛泽东去世后一个月，党中央消除了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进行拨乱反正。拨乱者，即拨极‘左’思潮之乱；反正者，乃反新民主主义之正。
　　第四节  “以夷为师”（向西方学习）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人不仅大惊不已，而且大惑不解。在此以前，中国闭关自守，妄自尊大，自称为“天朝”。对中国以外的地方，均视为“夷狄”，为文化所不及。何以“天朝”竟败于“夷狄”之手？然而，失败总是失败，对于这种事实，中国如何应付？开明的中国人都以为应该向西方学习，“以夷为师”。但是，对于首先要学习什么，人们的意见各自不同。有的人认为，首先要学习西方的兵器；有的人认为，学习西方的工业，当时称为“实业”；还有的人要学习西方的政治；有的人要学习西方的宗教。最后，人们提出要学习西方的文化，具体的内容是民主与科学。人们认识到这里，新文化运动就开始了。到现在，几十年过去了，没有人不承认科学的重要，但对于什么是民主，还没有一致的认识。
　　第一章  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宣传斗争与章炳麟
　　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使中国人民认识到：维新运动不能解决救亡图存的问题，必须用武力革命推翻清朝的统治。
　　孙中山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于1905年在日本东京成立了中国同盟会，这是革命派；康有为的残余势力也逃到日本东京，这是立宪派。这两派是中国20世纪初期两大政治势力，各在日本东京设了宣传机关。立宪派的机关报是《新民丛报》，其总编辑是梁启超；革命派的机关报是《民报》，其总编辑是章炳麟。
　　章炳麟（1869—1936）初名学乘，后改名炳麟，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早年参加戊戌变法运动，后来组织了一个革命的党，名“光复会”，以排满为宗旨，和同盟会的总纲有一部分相合，因与同盟会合作。章炳麟为《民报》的总编辑兼发行人，和《新民丛报》相对立。章炳麟在东京的时候，有不少革命的留学生和革命者向他学习国学，他和他的学生们在中国经学、文学、诗学、哲学、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等方面都自成一派，称为“章门”。他的著作很多，最近上海人民出版社编为《章太炎全集》（以下简称《全集》）。
　　第一节《民报》与《新民丛报》斗争的要点
　　《民报》曾把当时和《新民丛报》斗争的要点归纳为十二条，称为《〈民报〉与〈新民丛报〉辩驳之纲领》（《民报》第三期号外）。其中有：
　　“一、《民报》主共和；《新民丛报》主专制。”
　　“二、《民报》望国民以民权立宪；《新民丛报》望政府以开明专制。”
　　“三、《民报》以政府恶劣，故望国民之革命；《新民丛报》以国民恶劣，故望政府以专制。”
　　“五、《民报》主张政治革命，同时主张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主张政府开明专制，同时主张政治革命。”
　　“六、《民报》以为，国民革命自颠覆专制而观，则为政治革命，自驱除异族而观，则为种族革命；《新民丛报》以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不能相容。”
　　“七、《民报》以为，政治革命必须实力；《新民丛报》以为，政治革命只需要求。”
　　“十一、《民报》以为，革命所以求共和；《新民丛报》以为，革命反以得专制。”
　　“十二、《民报》鉴于世界前途，知社会问题必须解决，故提倡社会主义；《新民丛报》以为，社会主义不过煽动乞丐流民之具。”
　　在这个文件里，《民报》把革命派与维新派的纲领作了一个针锋相对的对比。
　　革命派与维新派的要求的内容和实现要求的手段都是绝对不相同的。维新派主张的开明专制和君主立宪，其专制的君主，具体地说，就是清朝的皇帝。他们反对以排满为内容的种族革命，也反对以“民主共和”为内容的政治革命，更反对以“平均地权”为内容的社会革命。他们认为“只需要求”，反对暴力。他们在一切方面都是和革命派对立的。
　　维新派的主张确是如此说的。当时《新民丛报》的总编辑是康有为的大弟子梁启超（1873—1929）。他在《新民丛报》中，根据康有为的“三世”说，认为进步要有一定的阶段，在行民主共和之前，须先行君主立宪。而且立宪也不是马上所能做到的，还要等待。“立宪政体者，必民智稍开而后能行之”，“与其共和，不如君主立宪，与其君主立宪，不如开明专制”。至于社会革命更是他所惧怕的。他说：“敢有言以社会革命与他种革命相提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开明专制论》，《新民丛报》第七十五期）他怕的是革命派“利用此（革命）以博下等社会之同情，冀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狱囚之悉为我用”。
　　第二节  章炳麟对于康有为的驳斥
　　《民报》所提出的十二点是革命派对立宪派所作的批判。在此以前，章炳麟已经以个人名义对于康有为的言论作了驳斥。
　　汉族与满族之间的民族矛盾，自明末清初以来，一直继续存在。这个矛盾从太平天国以后，又激化了。戊戌变法运动失败以后，汉族反对异族统治的民族主义思想，成为推翻清朝统治的一个革命武器。章炳麟是这种民族主义思想较早的一个传播者和鼓动者。
　　康有为向在美洲的华侨宣传说：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章炳麟针对康有为的论点痛加驳斥。康有为反对排满，主张“不论种族异同，唯计情伪得失”。章炳麟驳斥说：种族异同不能不论，满族和汉族确是不同的民族。即就“情伪得失”而论，在清朝的统治之下，汉人确切是在各方面都受严重的压迫。他向康有为指出：“载湉（光绪皇帝）者，固长素（康有为字）之私友，而汉族之公仇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全集》第四册，第178页）
　　康有为的另外一个论点是说，革命必须有很大的牺牲。“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章炳麟驳斥说，革命固然是要流血，但立宪也不是可以用口舌要求得来的。英、奥、德、意以及日本，都是实行君主立宪，这些国家的国民，都是经过血战才能得到“自由议政之权”。章炳麟指出，维新派请求立宪，这是一个笑话。他说：“岂有立宪而上书奏请者。立宪可请，则革命亦可请乎？以一人之诏旨立宪，宪其所宪，非大地万国所谓宪也。”他指出，如果皇帝赐予立宪，还是君权专制，并不是立宪。
　　章炳麟和当时的革命派初步认识到，在政权转移的问题上没有和平过渡的可能。统治者决不会自动放弃他的统治。即使在所谓“立宪”中，专制君主放弃了一部分统治权，这也是武装斗争的结果。
　　章炳麟对于革命的信念是坚定的，他说：“长素以为中国今日之人心，公理未明，旧俗俱在，革命以后，必将日寻干戈，偷生不暇，何能变法救民，整顿内治？夫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之民，不可革命，而独可立宪，此又何也？岂有立宪之世，一人独圣于上，而天下皆生番野蛮者哉？虽然，以此讥长素，则为反唇相讥，校轸无已。吾曰不可立宪，长素犹曰不可革命也。则应之曰：‘人心之智慧，自竞争而后发生，今日之民智，不必恃他事以开之，而但恃革命以开之。’且勿举华（华盛顿）、拿（拿破仑）二圣，而举明末之李自成。李自成者，迫于饥寒，揭竿而起，固无革命观念，尚非今日广西会党之侪也。然自声势稍增，而革命之念起；革命之念起；而剿兵救民、赈饥济困之事兴。岂李自成生而有是志哉？竞争既久，知此事之不可已也。虽然，在李自成之世，则赈饥济困为不可已，在今之世，则合众共和为不可已。是故以赈饥济困结人心者，事成之后，或为枭雄；以合众共和结人心者，事成之后，必为民主。民主之兴，实由时势迫之，而亦由竞争以生此智慧者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全集》第四册，第180页）这是说，人不是在学习怎样革命以后才能进行革命，因为只有在革命中才能学习革命。
　　章炳麟又说：“人心进化，孟晋不已。以名号言，以方略言，经一竞争，必有胜于前者。”（《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全集》第四册，第181页）就是说，在革命斗争的实践中，纲领和政策都是可以逐步提高的，也只有在革命实践中，才可以逐步提高。章炳麟说：“然则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非天雄、大黄之猛剂，而实补泻兼备之良药矣！”（《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全集》第四册，第181页）这就是说，革命的实践对于人民，是夺取政权的最有效的斗争武器，也是提高政治水平的最有效的学习方法。
　　章炳麟又指出，康有为所以主张立宪，因为在立宪中，满人可以借立宪之名，维持满人统治汉人的地位。他说：“所谓立宪者，固将有上下两院，而下院议定之案，上院犹得以可否之。今上院之法定议员，谁为之耶？其曰皇族，则亲王贝子是已；其曰贵族，则八家与内外蒙古是已；其曰高僧，则卫藏之达赖、班禅是已。是数者，皆汉族之所无，而异种之所特有，是议权仍不在汉人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全集》第四册，第178页）
　　从阶级的观点看，立宪派所代表的是半资产阶级、半封建思想，革命派所代表的是全资产阶级思想。从戊戌变法的1898年到同盟会成立的1905年，不到十年之间，政治活动家和领导人的思想已经大变了，原来主张变法的已经成为守旧的了。近代维新进入现代革命，是急转直下的。
　　第三节  章炳麟对于康有为今文经学的评论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讲过，两汉经学中的一个主要斗争是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斗争。今文经学尤为突出的是以《春秋公羊传》为基础的公羊派。《公羊传》认为，孔丘受天命为王，因其并没有实际的王位，所以作《春秋》以为一王之法，实行这个法的是汉，这就是“为汉制法”。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看，“为汉制法”就是为中国封建社会制法。中国奴隶社会的社会制度行不通了，新的封建社会就要改制。公羊学家用孔丘的旗帜为改制的根据，这就叫“托古改制”。到了近代，中国社会又要改制了，康有为所领导的戊戌变法就是一种改制。康有为又打出公羊学的旗帜，作为改制的根据。康有为的一系列经学著作都是为戊戌变法服务的。
　　章炳麟的《检论》是他早年鼓吹革命的《訄书》的修订本。《检论》第一卷也先谈到种族的问题，但是到第二卷就转入经学的问题了。章炳麟特别反对今文经学所主张的儒家经典是孔丘创作之说，认为孔子是“述而不作”的。他以《春秋》为例说：“《慎子》曰：‘《诗》，往志也；《书》，往诰也；《春秋》，往事也。’庄生亦言，《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志者，古文识字，其字诂曰：史，记事者也；事，职也；职，记微也，识常也。微为徽号，常为旗志。故志者，史官所记当世徽号，谓书契图象之属矣。事亦从史，而义为记徽。《春秋》，往昔先王旧记也。孟子亦言，《春秋》天子之事。此由史官皆自周出，而诸侯史记当臧王官，不可私宲，故曰‘天子之记’。”（《全集》第三册，第407—408页）章炳麟的这一段话，说明《春秋》本来的性质是一种史官的史书，并不是孔丘的创作。
　　章炳麟认为，不仅《春秋》为史官之书，《六经》都是史官之书。他说：“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宗孔氏者，当沙汰其干禄致用之术，惟取前王成迹可以感怀者，流连弗替。《春秋》而上，则有《六经》，固孔氏历史之学也。《春秋》而下，则有《史记》、《汉书》，以至历代书志、纪传，亦孔氏历史之学也。”（《答铁铮》，《全集》第四册，第371页）章炳麟把《六经》看成是历史，是与康有为的主张针锋相对的。这一点在他对《春秋》的评价中表现得最清楚。
　　章炳麟说：“综观《春秋》，乐道五伯，多其攘夷狄，扞种姓，虽仲尼所以自任，亦曰百世之伯主也。……今以立言不朽，为中国存种姓，远殊类，自谓有伯主功，非曰素王也。”（《检论》卷二，《全集》第三册，第412页）照这段所说，《春秋》的贡献不在于“诛乱臣贼子”，而在于“攘夷狄，扞种姓”。孔丘之所以称赞管仲，也在于此。然而，春秋时代的霸主，其功只及于一世，而孔丘提倡《春秋》，其功及于百世，他是“百世之伯主”，但并不是“素王”。所以他说：“世儒不明，或言孔子素王，将定法制以待汉家。汉法既不原本《春秋》，而孔子又不能草具仪法，徒以时事寄言，令人占射，其拙甚于上古结绳。若将自任素王者，是乃规为更姓改物以创制而旌其伐。”（《检论》卷二，《全集》第三册，第412页）这是对康有为明确的批评。章炳麟和康有为都是尊崇孔丘的，但他们所持的理由不同。康有为尊崇孔丘是因为其“托古改制”，章炳麟尊崇孔丘是因为其“攘夷保种”，两个人在经学上的主张都是为他们的政治主张服务的。
　　章炳麟的经学也是当时所谓“国学”的一部分，他的国学研究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是跟当时的种族革命相结合的。他说：“故仆以为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答铁铮》，《全集》第四册，第371页）他认为，研究当时所谓“国学”有提高民族主义的意义。这里所谓“民族主义”，就是满汉斗争。当时有革命思想的人也都是这样想的，也都是这样看的。当时上海有一个刊物，名为《国粹学报》，被认为是一种革命刊物。章炳麟在东京一面鼓吹革命，一面提倡国学，当时的人认为这两方面是一致的，他提倡国学也是他的革命活动。
　　在《国粹学报》纪念出版三周年的时候，章炳麟作了一篇祝辞，其中说：“部娄无松柏，故日本因成于人，而中国制法自己，儒、墨、道、名尚已。虽汉、宋诸明哲专精厉意，虑非岛人所能有也。自弃其重，而倚于人，君子耻之，焉始反本以言国粹。”（《〈国粹学报祝辞〉》，《全集》第四册，第207页）日本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一举成功。中国的维新派推崇日本，事事都要向日本学习，章炳麟认为可耻。他的这一段话是为提倡国学辩解，也是对中国维新派的批判。
　　在种族问题上，康有为拥护满人的统治，章炳麟主张排满；在政治问题上，康有为主张立宪，章炳麟主张革命；在经学问题上，康有为主张今文，章炳麟主张古文。在这三大问题上，他们两个人都是针锋相对的。从历史发展的大阶段看，孙中山是康有为的对立面。从其中的细节看，章炳麟是康有为的对立面。
　　第四节章炳麟所理解的社会革命
　　章炳麟承认，在革命成功以后必然要实行民主共和，但是他反对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他说：“议院者，受贿之奸府；富民者，盗国之渠魁。”他指出，议会中的议员，“大抵出于豪家。名为代表人民，其实依附政党，与官吏相朋比，挟持门户之见，则所计不在民生利病，惟便于私党之为。故议院者，国家所以诱惑愚民，而钳制其口者也”（《五无论》，原载《民报》十八号，《全集》第四册，第431页）。这就是说，在他看来，资产阶级民主是虚伪的，其议会是欺骗人民的工具。
　　章炳麟是从左的方面反对旧民主主义革命；康有为是从右的方面反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然而，旧民主主义革命是势在必行，章炳麟和康有为各以不同的原因，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就章炳麟本人说，他是宣传民族革命的前锋，提倡传统国学的后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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