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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叶澜
出 版 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丛 书：“生命·实践”教育学论著系列
出版时间：2015年02月
定 价：45.00
I S B N ：9787567528857
所属分类： 教育学习 > 教育学
标 签：教育理论/教师用书 教育理论/教育主张 中小学教辅
导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在回归与突破中生成
自《教育研究》发表《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创建而努力》本刊记者.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创建而努力——叶澜教授访谈录［J］.教育研究，2004（2）.（以下简称“‘生命·实践’学派”）一文以来，又一个十年即将过去。之所以称之“又一个十年”，是因2004年前，我们团队为此已共同走过了第一个十年（1994—2004年）。而我，作为学派建设的始倡者与组织者，从意向产生到形态初显的过程，则还可前推十年。值得庆幸的是，尽管由我开始，后有团队一起共同行走至今的三十年历程漫长而艰难，尽管我们的学派建设还将持续前行，但预定2014年“生命·实践”学派研究三套论著系列的出版，一批“生命·实践”教育学合作校和“新基础教育”研究基地校的存在，一支在数十年共同研究中不断成长的研究团队和共生体的建成，一条理论与实践相互滋养、交互生成的教育学研究道路的走出，这些都足以表明：这一学派经多年努力，已完成了创建阶段的使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内涵、结构与外显存在形态，呈现出有学、有书、有行、有路、有人、有实体的全气候景象。
简要回顾这一明确提出并自觉创建的教育学派渐行、渐建的生成过程，所经历的得与失、突破与不足，是本学派形成自我意识和继续发展的内在需要，是我们向世间作承担学科建设责任的直白公告，也是寻求同道者深入理解、批评者真诚沟通的必要条件。
第一节学派产生的社会土壤与时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在教育学领域里，不乏就某些问题有不同见解与观点的争鸣，却鲜见以“学派创建”作为学术领域建设目标的提倡者。然而，在中国自古以来的学术发展史上，学派的产生与纷争，同一学派源远流长的变化却并非罕见之事，尤其当社会处于转型期时，总是学派最为活跃的时期，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迭出、百家争鸣的盛况，更是学人皆知且乐道之史实。
一、“学派”古意与近代“学科”简辨
左玉河在《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中指出，庄子、荀子都曾对当时的学术进行分派、分家，前者分“百家之学”为六派十一家，后者则分为六派十二家；汉武帝时，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始以儒、墨、道、阴阳、名、法诸家加以概括。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12—19.在此基础上，左玉河进而提出，“中国学术分科主要是以研究者主体（人）和地域为维度，而不是以研究客体（对象）为主要标准”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19.。此话道出了中国学术思想的存在形态。在诸子百家学说分歧产生时期，学术与学派尚未分化，均以“人”分，后也以“诸子姓名为标号”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19.，由此我们也可解释为何中国古代经典中有丰富的教育思想，却无作为学科的“教育学”。“中国确没有西方近代意义上之‘学科’”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24.，古代学术传统中有以“家学”为分的学派，而无“学科”。
中国近代意义上的学科分类，是清末民初西学东渐和旧学新识的复杂学术转型与教育转型的产物。作为学科的教育学正是在此过程中，经直接由国外引进而出现于上世纪中国学科之林。一个多世纪以来，就粗略而言，在学科系统理论研究的意义上，有过因“引进”理论的国别和代表人物，如界内皆知的赫尔巴特、杜威、凯洛夫等不同的推介流派之别，其大量以教育学著作或师范院校教科书的形式存在。就国内本土研究者在教育领域内关注重点和立论的基点之别，1949年以前就出现过大家和流派，如国内近代教育史著作中普遍提到的蔡元培之国民教育、陶行知之生活教育、黄炎培之职业教育、晏阳初之平民教育和梁漱溟之乡村教育等，他们都以教育救国的抱负，怀着对民众的深情，不仅作理论的论述，而且践行于民国教育的实践，其大量以论文、著作和办学实绩等形式存在；陈鹤琴的儿童教育研究成为近代中国学前教育学研究的发端；杨贤江则开了以马克思主义为立论依据阐述教育学理论的先河。他们是近代中国教育学研究领域中的开拓者，不仅为中国教育学的当代发展贡献了丰富的本土思想资源和研究精神，还为教育学在学科意义上的学派创建提供了经验与启发。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三十年（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政治和意识形态成为压倒一切的因素，在各社会学科领域基本上呈“独尊”局面，教育学界则更盛。以政治标准划线，阐述领袖、革命导师的言论和观点，说明当时党的相关方针、政策的合理性，是学界的重要任务。学派几无生长空间，甚至连这样的念头都难以产生。
二、当代中国社会催生“学派”活跃
学术风气的重新活跃，始于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发表之后，禁锢思想的大门被打开，中国社会进入又一个大转型、大发展的时期。一个以改革开放、创造发展为时代主旋律的时期，学派之风从经济学、社会学、文史哲等领域首开，教育学也渐渐出现了新一轮的多元引进和以分解与交叉为特征的新兴学科群发的局面。后续发展主要沿着国内学人在分支学科领域内撰写独立著作、不同主体承担各种不同层次的专题研究而深入展开，呈现出多姿多彩，甚至令人眼花缭乱的“盛世”。然而，随着如此的繁荣，20世纪末却引出了“教育学是否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教育学有没有自己的基本理论，教育学是应用学科还是基础学科”等一系列国内外历史上和至今都提出过的、关涉教育学自身存在与发展的老大难问题。它意味着新时期中国“教育学”自我反思需要的凸显。有关这一问题在第二章第一节展开论述。
“生命·实践”学派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时代和中国大转型社会的热土上生长出来的新苗。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历史反复证明，每次重大的社会转型都伴随着学术和学派的活跃、繁荣与发展。何况今日中国之大变动，纵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横联世界科学、技术和关系格局的大变化。
我们庆幸，适逢其时；我们清醒，不失其机。
第二节学派生成历程的回溯性分析
学派总是要有人提出和逐渐建构起来的。学派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至少要有人（队伍）、核心观念与理论、区别于他者的独特，这些都由创建过程而生成。一个学派的生命力，究其根本，取决于提出的问题及回答是否具有统领性、时代性、独特性和超越性，是否在学术或学科的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价值。它不取决于创建者的意愿和自我评定。最终由时间积淀和学科发展实践作出判断。
就本人而言，“生命·实践”学派创建的历程是我个人学术思想和理论逐渐构建，研究路径和风格逐渐形成的过程；也是从我个人的独立研究，逐渐发展为团队合作创建的共同奋斗过程。因此，我将以本人近三十年的学术思想和研究历程为主线索，来勾勒“生命·实践”学派的生成小史。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参与者没有对此作过贡献，只是表明我应对学派呈现的基本状态承担责任，因为我是“始作俑者”，是推进过程的主要决策者，也是三十年始终参与其中者。在一定意义上，“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创建史与我的生命史息息相通。有关这方面的叙述，可参阅：叶澜.从“冬虫”到“夏草”——“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生成过程的个人式回望［C］∥叶澜.回望（“生命·实践”教育学论丛第一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12—246；汪仲启.叶澜：构建“生命·实践”教育学派［N］.社会科学报，2013-04-25.“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创建过程，从时间维度看，大致可分为孕育、初创、发展、成形和通化五个阶段。其中关注的核心问题，由教育理论、教育实践、教育研究方法论和学派建设（内含教育学反思）四大方面构成，它们贯穿研究全程，但每一阶段的侧重面和突破、创新点有所不同，从而以变化又连续的姿态与时段结合，构成了“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纵横交错的发展坐标。
一、孕育期（1983—1991年）
“生命·实践”教育学派的孕育期，是本人在新历史时期，通过大量重新阅读经典教育学著作、有关研究方法新理论和哲学、史学等相关著作，从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与参照系开始，对当时国内教育学已存在，且曾为自己接受、由一系列基本理论及其相关方法论构成的认识，作出系统的反思与批判，进而促使个人学术自我重建意识逐渐清醒、自觉，直至初步形成教育理论新认识体系的阶段。它可从我1983年独立承担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本科生“教育概论”这门基础课程始计，以1991年本人第一本学术著作《教育概论》本人的《教育概论》，1991年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初版，2006年该社出版修订版。的正式出版，即本人教育学原理性认识新系统初成为结束标志。可以说，如若没有该时期个人学术自我的系统式转换，就不可能出现后续的一系列研究，“生命·实践”学派也不会由我提出。故而这一新认识的初步系统式形成时期，可命名为“生命·实践”学派的孕育期。
装 帧：平装
页 数：348
版 次：1
开 本：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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