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
五位好莱坞著名导演非凡的、不为人知的故事……他们如何改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也被其所改变。
美国政府采取了一个前所未闻的举措，将其战争宣传工作外包给好莱坞，让这些导演史无前例地自由出入战区。他们的身影出现在几乎所有美国的主要战场，并让美国公众形成了美国正在参与一场正义之战的集体意识。
哈里斯在对档案资料进行了五年的严谨研究之后，通过这部作品讲述了五个人从参与战争到归来期间的生活经历及电影作品，为理解好莱坞在战争中的角色提供了一种新的具有启示性的视角。
马克·哈里斯，美国记者、作家，毕业于耶鲁大学，《娱乐周刊》执行编辑、专栏作家。他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时代周刊》《纽约杂志》等撰写过关于流行文化以及电影史的文章。哈里斯著有《改革中的电影：五部电影和新好莱坞的诞生》，该书被《纽约时报》评为年度优秀作品，并被《沙龙》选为近十年最优秀的十本非虚构作品之一。
黎绮妮，中山大学经济学学士，英国萨塞克斯大学媒体与文化研究专业硕士，现于剧院从事艺术宣传和涉外艺术交流工作。
序言：珍珠港事件
1 “这是我生存下去的唯一出路”
好莱坞，1938年3月~1939年4月
2 “我内心和血液的号召”
好莱坞和华盛顿，1939年4月~1940年5月
3 “你肯定没有意识到有一场战争正在进行”
好莱坞，1940年6~9月
4 “一条信息有什么意义？”
好莱坞，1941年年初
5 “我们国家最危险的间谍”
好莱坞和华盛顿，1941年7～12月
6 “我需要等待命令吗？”
好莱坞、华盛顿和夏威夷，1941年12月～1942年4月
7 “我这里只有一名德国人”
好莱坞，1941年12月～1942年4月
8 “这将成为一个问题，一场战斗”
华盛顿，1942年3～6月
9 “我所知道的是我并不勇敢”
中途岛和华盛顿，1942年6～8月
10 “你能雇用我吗？”
华盛顿和好莱坞，1942年8～9月
11 “危机时的好搭档”
英格兰、北非和好莱坞，1942年9月～1943年1月
12 “迎击或者逃避结果可能都一样”
阿留申群岛、好莱坞、华盛顿、北非，1942年9月～1943年5月
13 “足以令它失去真实感”
英格兰、好莱坞和华盛顿，1943年1～5月
14 “跟着我们只为了拍电影?”
华盛顿、英格兰和纽约，1943年3～7月
15 “如何在军队生存”
北非、好莱坞、佛罗里达州和华盛顿，1943年夏天
16 “我不适合做这种事”
华盛顿、好莱坞和英格兰，1943年6～12月
17 “我需要做出一部好电影”
英格兰和意大利，1943年10月～1944年1月
18 “我们真的不知道这表面之下在发生什么”
华盛顿、中国—缅甸—印度战区、意大利和纽约，1943年9月～1944年3月
19 “如果你相信这点，我们会非常感激”
好莱坞和英格兰，1944年3～5月
20 “欧洲大陆上会有零星的突袭”
好莱坞、华盛顿和纽约，1944年3～5月
21 “看见什么就拍什么”
法国，1944年6～7月
22 “如果希特勒可以坚持，那我也可以”
好莱坞和华盛顿，1944年7～12月
23 “时间和我们共同前进”
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德国和英格兰，1944年7月～1945年1月
24 “你为谁而工作——你自己？”
好莱坞、佛罗里达、意大利和纽约，1945年2～5月
25 “我了解人生的地方”
德国，1945年3～8月
26 “为什么拍摄这部电影？”
华盛顿和好莱坞，1945年夏天
27 “一段愤怒的过去在暴风中和未来缠绕”
好莱坞、纽约和德国，1945年
28 “一张紧绷的脸和一颗痛苦的成熟的心”
好莱坞、纽约和华盛顿，1945年12月～1946年3月
29 “更接近世界正在发生的事”
好莱坞，1946年5月～1947年2月
后记
序言
一切先从约翰·福特说起。在日本帝国海军偷袭珍珠港的那天，他已经身穿军服3个月，身处离好莱坞3000英里远的地方。当轰炸的消息传来，已是海军少校的福特和妻子玛丽正在安德鲁·皮肯斯少将位于弗吉尼亚州亚历山大市的家中参加周日午宴。一名女仆焦急地拿着话筒走进房间。“是陆军部……那帮人”，她结结巴巴地说出主人的军衔。少将离开餐桌去接听电话，宾客们在各自的座位做好准备。随后他重返宴会厅宣布：“先生们，珍珠港刚刚被日本袭击。我们正式进入交战状态。”宴会厅四下议论纷纷，少将夫人试图拯救这个下午，“光在这里兴奋于事无补，这已经是在这间饭厅宣布的第7场战争了”，她向福特夫妇展示墙上的一个弹洞，那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被火枪子弹射穿的。“我不让人把它填起来”，她告诉他们。
玛丽·福特事后回忆道：“那张桌旁每一个人的生命从那一秒开始改变。”但福特早已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彻底地，骤然地。1941年后期，电影业内大多数人，一如这个国家的其他人，都相信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是时间问题。但这场被同事看作只会笼罩远方地平线的战争阴影，却被福特看作一种必然，它要求进一步的准备，而且会回报做好准备的人。数月前，他就已经离开好莱坞来到华盛顿。那个9月，他把所有晚上和周末都用来监督海军志愿摄影分队的组建，亲自训练摄影师、录音师和剪辑师，让他们可以在战争条件下近距离完成工作；为了能够在颠簸摇曳的船上进行拍摄，他甚至使用了常平架平台。如果战争不可避免，他相信对战争的记录将必不可少，而这项工作绝不可以交给业余的人或者陆军部笨拙的官员。
即便如此，福特依然不可能是带领好莱坞迎战的候选人。他老到可以成为应召军人的父亲了，他已46岁，再过几年就会迎来第一个孙子。虽然在过去几年，他一直在好莱坞的各个委员会上贡献他的力量——奔波于干涉主义者、热诚的反纳粹活动家和一个致力于为西班牙内战提供援助的特别小组的领导们之间——但他并没有真正到这些战争的前线去。自1939年起，他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一系列电影，包括《关山飞渡》（Stagecoach）、《童年林肯》（Young Mr. Lincoln）、《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等，这些电影让他成为好莱坞最受尊敬的导演。
到底是什么触动了福特，让他在完成《青山翠谷》（How Green Was My Valley）的拍摄仅3个星期后——这部电影让他赢得了7年内第3个最佳导演奖——就离开他如日中天的事业，要求从海军后备役调到现役？是由于1/4个世纪以前，作为高中生参加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学院入学考试名落孙山带来的挥之不去的耻辱感吗？是由于当时为了闯入好莱坞而忙于担当替身、演员和初出茅庐的导演，以至于错过1917年美国加入一战因而生出的尴尬吗？福特的动机即使对于其至亲来说都是个谜，包括他的妻子，共同制作电影的同事，以及在他最爱的地方——好莱坞运动员俱乐部喝酒的伙伴。“莫非这位顶尖导演……厌倦了好莱坞的华而不实？”其中一篇报道提出这样的疑问。福特似乎乐于完全不给予解释，他答应接受采访谈论他的决定，最后却只肯给出一个答复：“我认为这是这个时间该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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