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堡、战役与炸弹：关于战争的七堂经济学课
标 签：
私人军事公司能否取代征兵制？ 战争期间大规模的空袭是否行之有效？ 核威慑如何取得 解？ 怎样降低反恐战争的成本？ 当战争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在纷纷扰扰的立场争吵之外，如何使用一种冷静理性的视角重新认识动荡的世界变得格外重要。 ？深入浅出，以史为鉴，通过经济学入门理论重写千年战争史 本书作者尤尔根·布劳尔和休伯特·范图伊尔坚信以经济学的视角来书写战争史，通过经济理论的角度来重塑战役过程将会给军事学领域带来新的洞见。 为此，本书精心选取六条经济学基本原理——机会成本、预期边际成本与收益、替代、边际收益递减、信息不对称和隐藏特征以及隐藏行动和激励协调，使用简单的基础概念，总结成七堂课，跨越七个时代，深入分析历 耳熟能详的 战役和历史事件，重新审视现有的军事理论。哪怕是对经济学理论一窍不通的读者也可以放松心情，跟随作者的推理，从阅读中收获乐趣。 ？经济学版《 、病菌与钢铁》，说透战争背后的复杂逻辑与动机 回顾过去，战争与经济史的著述颇丰，其中大部分探讨了“如何为战争筹备物资”“战争在 外造成的经济影响及后果”等人们期望经济学家能够解决的问题。但实际上，经济学可以延伸得 远，深入实际作战的行动领域，例如解释经典战役背后的逻辑与动机。 在探讨城堡建造成本时，梳理投入和产出之间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分析当时君主们愿意投入巨额资金建造城堡背后深层次的动因；而在研究核 发展时，利用经济学理论则能够帮助读者思考常规部队与核力量之间成本效益比较，并探讨法国是否通过发展核 来重塑自身地位等问题。 与贾雷德·戴蒙德的畅销书《 、病菌与钢铁》一样，本书从其他研究领域，特别是经济学领域汲取新鲜血液、补充理论，改变了过往一潭死水的军事史叙事，呈现出令人耳目一新的阅读感。 ？和平经济学领域 力作，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C. 谢林重磅推荐 本书虽然是一本通俗历史读物，但每一个独立章节都对学术知识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挖掘被传统历史理论忽视的视角，填补军事史研究的空白。作者尤尔根·布劳尔是美国乔治亚州奥古斯塔大学的经济学名誉教授，和平经济学领域 研究专家，出版了多部重磅作品，学术专业性备受赞誉。200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托马斯·C.谢林盛赞本书是“严肃的、有创造性的、重要的”。
穿越战火硝烟，《城堡、战役与 ：关于战争的七堂经济学课》为读者掀开了一扇通往军事学与经济学交汇之地的大门。作者深入分析七个时代里的不同案例，抵达 遥远的地方和 久远的过去，从机会成本、预期边际成本和收益、资本-劳动替代、边际收益递减、信息不对称等原则出发，探讨了中世纪盛期城堡的建设成本、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城邦的私人军事承包商的性质和作用、启蒙时期将军们的战役决策、美 战中的“信息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国的战略轰炸，以及法国发展核 的决定等战争 的重大问题。 两位作者也谦逊地承认，尽管经济学理论非圆满无缺，但他们仍希望通过注入经济学的理论活水，给陈旧的军事史注解带来全新的阐释视角。
作者|尤尔根·布劳尔 Jurgen Brauer 德裔美国经济学家，美国乔治亚州奥古斯塔大学的经济学名誉教授，泰国曼谷朱拉隆功大学的经济学客座教授，为和平经济学这一不断发展的领域做出了巨大贡献，著有《战争与自然： 化世界中战争的环境后果》（War and Nature: The Environmental Consequences of War in a Globalized World）和《冲突与和平的经济学：历史与应用》（The Economics of Conflict and Peace: History and Applications）等书。 作者|休伯特·范图伊尔 Hubert van Tuyll 美国乔治亚州奥古斯塔大学历史、人类学和哲学系系主任，著有《荷兰与 次世界大战》（The Netherlands and World War I）、《美国的战略未来：新千年 生存的蓝图》（America's Strategic Future: A Blueprint for National Survival in the New Millennium）等书。 译者|承初 毕业于武汉大学，译有《从左写到右》等。
序 言
第一章 经济学
第二章 中世纪盛期（1000—1300）
第三章 文艺复兴（1300—1600）
第四章 战役时代（1618—1815）
第五章 革命时代（1789—1914）
第六章 世界大战时代（1914—1945）
第七章 核武时代（1945—1991）
第八章 经济学与21世纪的军事史
注释
参考文献
恐怖主义的经济学 恐怖主义不是一个“自9·11起”的现象。作为一种从恐惧中榨取政治让步的暴力形式或暴力威胁，它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虽然 常与非 行为者联系在一起，但“恐怖主义”这一现代术语起源于 恐怖主义，即由法国革命政权在1793年9月至1794年7月间实施的“恐怖统治”。我们无意在此回顾“恐怖统治”纠结盘桓的前因后果和历史。一言以蔽之，这段历史类似于（尽管在程度和数量上肯定有所不同）纳粹德国的 安全机构、斯大林的大清洗、阿根廷的“肮脏战争”以及20世纪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政权代表对内部异见人士的镇压普遍而残酷。 非 组织对抗 的类似回应就是 恐怖主义。其先例包括19世纪晚期无政府主义者所犯下的恐怖行为，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可见于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的法国、德国和意大利，过去半个世纪里的哥伦比亚，或者过去几十年的印度。 的暴力冲突通常不会成为世界新闻头条。为了吸引世界关注，恐怖分子策划了不同类型但 为骇人的事件。其中的标志性事件，可能是1972年在德国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挟持并杀害以色列运动员。在此，恐怖主义 了民族 的界限。为了说明的便利，本节主要讨论跨国恐怖主义。 媒体、政治和小说对恐怖行为的描述无一例外地强调恐怖分子，他们是控制手下行动的恶棍，是指使下属牺牲性命的主脑。人们可能会想起20世纪70年代德国红军旅的安德烈亚斯·巴德尔和乌尔丽克·迈因霍夫；生于委内瑞拉的“豺狼卡洛斯”伊里奇·拉米雷斯· 桑切斯，他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多个大洲实施恐怖主义行动；巴勒斯坦人阿布· 阿巴斯，他在1985年劫持意大利船只“阿基莱·劳伦”号，杀害了美国游客莱昂· 克林霍弗；还有库尔德人阿卜杜拉·奥贾兰，他领导的库尔德工人党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在土耳其发动恐怖活动。人们可能还会想起 1995 年奥姆真理教在东京地铁系统实施 气袭击的主谋麻原彰晃，当然还有策划了2001年9月11日袭击的沙特籍人士奥萨马·本·拉登，以及2003年美国对伊战争后当地一连串斩首和 事件的主要嫌疑人约旦人阿布·穆萨布·扎卡维。 总之，恐怖有一张面孔，或者至少受其影响的公众希望看到一张能与具体恐怖行为联系在一起的面孔。然而，聚焦个人是短视的，主要目标不是“干掉”个人，而是破坏他们所在的组织。事实上，“没有面孔”的恐怖行动比“有面孔”的多得多。很少有人会想起巴斯克恐怖分子、爱尔兰共和军、日本赤军、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斯里兰卡无数无名的泰米尔 式 袭击者，又或者是伊拉克简 炸装置制造者的名字。将恐怖分子而非恐怖主义作为反恐政策的立足点，就像产业政策仅考量劳动力，而不了解劳动力所在的公司和行业一样。重要的不仅仅是工人，还有他们的招聘、培训、生产力，以及他们如何获得资金和支持。 经济学家对市场的分析基于一个假设，那就是市场参与者—人们和他们组成的群体—依照理性行事。因此，经济学家的基本命题是：就像所有组织一样，恐怖组织是理性的行动者。这就是说，根据其信念，其成员在一组约束条件下选择攻击的地点、时间和方式，这些约束条件包括它所面临的生产成本，还有该组织可用的劳动力、资本、制度和其他资源。“理性”一词的使用受到了很大的误解。经济学家并不是说恐怖分子获得特定信仰的方式是理性的，而是在说他们实践信仰的方式是理性的。以此类推，经济学家并不是说麦当劳公司热衷于向世界供应汉堡的信念是理性的，而是在说，它供应的方式是理性的，它以合理且可预测的方式应对市场上的变化、风险和机会。经济学家对待恐怖组织就像对待任何公司一样，只不过他们所生产的不是优良产品或服务，而是破坏或伤害。 让我们代入这些生产者的视角来研究这个问题。如此一来，我们面临的是在不利的商业条件下进行生产的问题，之所以不利，是因为政府会在我们的道路上设置障碍。恐怖组织需要自问三个问题：首先，哪些障碍会让恐怖组织行事 加困难？其次，如果它不希望事业陷入停滞，该如何 地应对政府行动（障碍）？第三，政府在为该组织设置障碍时，能从所遇到的困难中学到什么？ 障碍分为两类，即减少组织收益和增加其成本（或两者兼而有之）的政府行为。在2001 年9月11日前，各国政府主要关注增加成本。美国政府于1973年初在机场引入金属探测器筛查设备，于1976年将美国大使馆的安全预算增加了一倍，于1984年通过反恐立法，1985年和1986年采取了大使馆防御措施。这些都是被动防御性措施，目的是增加恐怖分子攻击预定目标的成本。在积极的进攻性措施当中，1986年，在柏林“拉贝尔”迪斯科舞厅发生针对美国武装部队人员的 事件后，美国突袭了利比亚； 近美国又袭击了阿富汗、苏丹和其他地方的疑似恐怖主义设施。政府对恐怖组织的收益进行重大干预则要晚得多。 从恐怖组织的角度来看，这些干预在逻辑上是相当的。举例来说，假设当前的收入和成本情况可以支持某恐怖组织在每个时期实施两次恐怖袭击。如果收益恒定，但每次攻击的成本都有所增加，那么该组织在单位时间内或只能发动一次攻击。相反，如果平均成本恒定，但收益下降，它也可能受限只发动一次攻击。任何一种干预模式在概念上都等于对恐怖活动征税。由于对恐怖主义征税的经济后果对恐怖组织来说是一样的—产出减少—政府似乎有选择 廉价干预的优势（无论是在收益方面还是在成本方面）。 然而，政府必须考虑两个问题。首先，它必须考虑自己在减少恐怖主义收入来源或增加恐怖主义生产成本这两方面分别的支出情况。这很重要，因为要想有效地减少收入来源，实际上需要与他国政府通力合作，而在两百多个政府和 组织之间进行协调的成本可能 高（我们将在稍后详细论述）。相比之下，单边防御措施可能成本 低。其次，除了限制恐怖组织的成本外，政府还必须预测恐怖行动制造者的反应。例如，虽然在机场安装金属探测器的成本相对较低，但一个始料未及的后果是，恐怖组织改变了产品组合：他们减少制造空中劫机事件，增加了使馆 案。同样，有证据表明，大使馆设防计划促使恐怖组织转向 多的暗杀和恐怖威胁。总之，在选择合适的“恐怖主义税”时，政府必须选择的不是 的那个，而是针对现有产品组合的 选项。 无论 终的税收模式是怎样的，可以也必须预测恐怖分子可能会采取避税措施，包括寻找新的收入来源或降低平均袭击成本的方法，或两者兼有。遗憾的是，我们从经验记录中得知，这些措施可以通过各种令人恐慌的方式实现。首先，一种方法是增加替代收入。近年来我们了解到，恐怖组织的收入既有合法来源，也有非法来源，通过西方和非西方手段转移，后者难以监测，即使监测，也可能无法发现或不能及时发现。一般的洗钱指通过“肮脏”的行动（如非法运毒）得到“干净”的钱，而恐怖组织则用“干净”的钱干“肮脏”的行动（这被称为“反向洗钱”并非没有道理）。 恐怖组织的另一种选择是改变产地，也就是攻击地点，从防御较强的目标转移到防御较弱的目标，或者按照同样的道理，从防御较强的 转移到防御较弱的 ，因此，“9·11”事件后， 近在埃及、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等发展中 发生了大量袭击事件。当然，让救援人员、记者或私人重建承包商等潜在受害者 靠近恐怖分子行动基地对事情不会有太多帮助。不像“9·11”那时让恐怖走进人群，现在则是让人们走近恐怖—以降低袭击成本。第三，恐怖组织可以等待税收措施或执法力度减弱。它可以等到政府的警惕性下降，可以通过改变袭击时机来达成这一点。有经验证据表明，恐怖袭击和反恐行动是循环进行的，在袭击发生后会采取严厉的反恐措施，而这些措施又会导致下一轮袭击推迟。 第四，恐怖组织可能会提高行动效率，这也会降低平均成本。例如，通过在特定时间内分担策划大规模恐怖行动的固定成本，可以实现规模经济。通过在 大的产品集上分担固定成本，可以实现范围经济——也就是说，不是 多次攻击，而是 多类型的攻击。当恐怖组织相互靠近时，可以实现聚集经济；当一个组织的一次成功袭击向其他组织发出信号，表明什么行动有效时，可以实现学习经济。在某种程度上，所有这些行为都已被观察到，并可能在未来被预测，所有这些都导致了效率的提高。 第五，恐怖组织可以而且也确实改变了产品结构。已经提过的是从一种袭击模式到另一种袭击模式的产品替代，比如从空中劫机到暗杀再到劫持人质。特别是，有经验证据表明，不仅回应特定袭击模式税收的袭击模式有所增加，而且平均攻击的 或致命性也有所增加。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随着 有效的反制措施问世，不需要真正执行的恐怖威胁已变得没那么可信，恐怖分子对此的回应似乎是进行 加精简但 致命的袭击。总而言之，替代可以从 到暗杀，也可以从没有人员伤亡的 到有人员伤亡的 。 第六，恐怖组织能够而且确实创新并提供了新的产品或产品目标。例如，除了大使馆、军事基地、旅游景点等常见目标外，他们还可以在地铁隧道中释放神经毒气，驾驶飞机撞向建筑物，在公共场合大规模斩首，占领公立学校或剧院，我们可以预见将来会有 多创新，特别是在政府向恐怖主义征税的情况下，恐怖组织被迫分散，降低了沟通和协调率。 第七，恐怖组织通过改变其风险状况来进一步替代。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左翼意识形态驱动的老牌恐怖组织相对而言 会规避风险，部分原因是他们的资金基础和劳动力储备都很小，不能指望他们会把有限的财力和人力资源置于被没收或遭监 禁的高风险中。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这些组织被 倾向于承受风险的恐怖组织所取代，部分原因是它们的资金和劳动力规模 大。 第八，我们主要谈论的是“一个”恐怖组织，甚至是“那一个”恐怖组织，但有经验证据表明，恐怖活动会扎堆，也就是说，当某个组织采取行动并使政府紧张应对时，其他恐怖组织在那时发动袭击的成本相对较低。其意图是令政府力量减弱，试图分散政府对一次攻击的集中反应，并抑制政府同时应对多次袭击或袭击威胁的能力。 重要的信息是，力图向恐怖主义征税会引起抵制，并会滋生创新、替代和提高生产率的尝试，所有这些都反映了替代原理等经济学原理的运作：恐怖组织通过改变袭击时机、改变袭击方式、改变袭击的资本集约度、改变袭击的 、改变袭击地点等方式实施替代。所有这些都是理性的反应：一个恐怖组织会考虑其可用的资源，考虑其道路上的障碍，然后考虑如何 地实现其目标。 可能不合理性的是恐怖组织获得其特定信仰的方式，而非实践这些信仰的方式。 有趣的是，恐怖组织之间可能相互竞争。例如“9·11”恐袭，其大胆程度引发了美国政府及其欧洲盟友极为强烈的反应，以致北爱尔兰的爱尔兰共和军和西班牙巴斯克地区的埃塔等小型组织发动恐怖袭击的成本上升。过去，特别是在20世纪70年代，许多恐怖组织都共有左翼意识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活动看起来存在松散协调和合作，某国某组织的行动不会对他国其他组织的生存产生不利影响（没有“负面外部性”，或称溢出效应）。盗亦有道，但是，与所谓的伊斯兰 激进主义相关的新兴恐怖主义与旧的恐怖组织在意识形态上没有共通之处，因此并不特别关心可能会把旧恐怖组织挤出市场的溢出效应。 这一切对政府政策意味着什么，成功反恐的前景又如何？不幸的是，前景并不特别明朗，因为可以证明，政府倾向于过度投资防御性措施，而对进攻性措施缺乏投资。要了解原因，我们需要考虑恐怖组织与其目标之间的一系列不对称。这些不对称为恐怖组织提供了战术优势，而恰恰受制于这些（和其他）不对称，政府必须在进攻性和防御性措施之间做出选择。进攻性措施包括渗透、先发制人的打击、报复性突袭等，主要是为了提高恐怖组织的生产成本。防御性政策包括预防性情报收集、设置技术壁垒、强化目标和制定新的反恐法律。实际的问题是，防御性措施与进攻性措施性质不同。尤其是，防御性措施，如在本国边境修建隔离墙，会迫使恐怖主义企图转移到其他地方 为柔性的目标上，从而使其他 付出代价。但其他 也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看起来没有道理，但考虑到进攻性措施通常需要协调多个政府，便可想见会遭遇搭便车问题。例如，如果美国带头采取单边进攻行动，基本上它将承担这样做的全部成本，如果成功，它将使其他 获利，而一旦威胁被消除，甚至只是正在被消除，这些 便没有动力分摊成本。因此，美国只有在本国预期收益超过其成本时才会先发制人或发动报复性打击，不管其他 是否可能获利。但是，如果相对于所付出的成本，进攻行动的好处太小，那么美国就会倾向于只采取防御行动。其他 也遵循类似的思路推理，因此我们可以解释一则经验规律：这些 倾向于过度投资不需要 合作的防御性措施，而对需要 合作的进攻措施投资不足。总之，对跨国恐怖主义做出 层面的反应是次优选项。 意识到这些不对称，还有进攻性和防御性措施之间的动态，我们再来思考关于反恐的以下几点。首先，反恐行动应该在所有 和机构中广泛开展。这可以概括为涵盖“一切事物、一切地方、一切时间”。但我们现在发现，追求这样一个真正全面的计划极其昂贵和不现实，搭便车问题确实存在。因此，我们得出了这样一个悖论：如果反恐行动要取得成功，就不能零散又无计划地进行，然而我们知道，它将是，事实上现在也是零散又无计划的。 其次，在各国政府努力进行 反恐协调的同时，各国政府都必须提防恐怖分子的替代，并加强可能的替代目标。如果政府采取循序渐进的防御方式（因为它不可能同时保护所有潜在目标，所以它必须这样做），必须努力将可能发生的恐怖袭击引向那些对社会净成本 小的替代目标—而要确定哪些可能是这类目标 非易事。 第三，对于恐怖组织来说，低劳动力投入、高科技的袭击可能效果等同于高劳动力投入、低科技的袭击。这意味着，追查高科技袭击的资金来源将导致恐怖组织招募 多劳动力，转而从事低科技活动。组织将试图维持相同的“等产量曲线”，也就是说，在整体资源限制给定的情况下，使用不同的劳动力、资本和其他投入组合来制造等量损害。同样，对于政府来说，涵盖“一切事物、一切地方、一切时间”很重要，这样才能使整体资源限制 加严苛，但这正是各国政府迄今未能实现的目标。 第四，一项尚未受到太多关注的潜在反恐措施是，在一个人加入恐怖组织之前（甚至之后），此人可以选择参加恐怖行动或非恐怖行动。政府的反恐行动几乎总是对抗恐怖主义选项的“大棒”，而激励人们选择非恐怖行动的“胡萝卜”在辩论中基本缺席，例如，为人们提供表达异见的替代手段。这是一个尚未得到 分探讨的研究和政策议程。我们 擅长制造障碍，而非制定激励措施，以诱使人们选择可替代的非暴力行为。 第五，在信奉自由的民主 ，恐怖主义的成功建立在宪法对新闻自由的保障之上。在媒体由政府操控的 ，袭击事件相对较少。存在关于媒体拥塞方面的经验证据：如果恐怖事件太多，以致媒体无法处理，政治信息就会丢失。这种拥塞的一个影响是，随着恐怖组织争夺视线，我们可能会看到 多骇人的恐怖事件发生。世贸中心双子塔（2001）、车臣别斯兰学校袭击（2004）、伊拉克骇人听闻的公开斩首事件（2004）、马德里火车袭击（2004）和伦敦地铁袭击（2005）都是例子。 的恐怖袭击不仅仅是地方性或地区性的，而是真正的 性事件，廉价的视频和互联网技术为其提供了便利。遗憾的是，考虑到开放社会的运作规则，媒体对恐怖主义的个人戏剧和悲剧的关注不太可能消退。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期待恐怖组织我行我素也是 合乎逻辑的。 第六，即使跨国恐怖主义主要针对美国（在我们掌握的过去40年的数据中，大约40%的跨国恐怖主义事件牵涉到美国目标），美国也不能简单地放弃建立联盟，加强自身边界，并将恐怖分子转向非美国目标，因为美国在国外的外交、军事、商业和旅游利益仍然可能受到攻击。其他 也是如此，尽管程度不同，而这正是问题所在。本国成为袭击目标的概率越低，其参与情报搜集和共享等联合反恐措施的积极性就越低，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搭便车问题。一个弥补的想法是，由于一个 强大或 富有的 可以将恐怖袭击转移到其他 ，后者将 有动力进行合作。如果有人领导，就可能有人因为成为替代目标的隐含威胁而选择追随，人们可以说，这正是“9·11”之后立即发生的事情，美国可能向欧盟成员国发出可信的威胁，因为这些 突然就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发现”了许多恐怖分子基层组织，不知何故，这些 没能事先得知。不幸的是，除非 积极的一方将反恐资源提供给不那么积极的 ，否则或将存在恐怖组织会寻求利用的薄弱环节。这就导致了前面提到的另一种不对称，即恐怖组织比政府 了解情况。 用经济学家的语言说明，优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与破坏和损害的生产者之间在分析上没有区别。（显然，在道德上存在区别。）这种语言的优势是使我们能够抽离恐怖主义问题本身，并利用 政府和 组织在管理 和跨国企业方面的丰富经验。在所有情况下，监管的目的都是引导企业进入受 认可的活动领域。例如，医疗保健、贸易或环境政策推动旨在影响行为的法规。受政府 不利举措的威胁，企业行为被引导到预期的方向。如果你想 监管这些“公司”，使其出局，用类似的方式来看待制造恐怖行动的公司是有用的，但要加上 为艰巨的“一切事物、一切地点、一切时间”的要求。这种监管行动必须是 性的，要排除任何漏洞，但如前所述，这不可能实现。 我们只能接受那些东拼西凑的次优方法。对目前占主流的供应端（“大棒”）路线而言，旨在减少对恐怖行为的预期需求的需求端（“胡萝卜”）路线将是有益的补充。尽管如此，作为对“9·11”袭击的回应，美国已经决定将其规模巨大的常规武装部队投入一场“反恐战争”。这促使我们在下一节 广泛地研究军事人力的部分经济学。们可能会看到 多骇人的恐怖事件发生。世贸中心双子塔（2001）、车臣别斯兰学校袭击（2004）、伊拉克骇人听闻的公开斩首事件（2004）、马德里火车袭击（2004）和伦敦地铁袭击（2005）都是例子。 的恐怖袭击不仅仅是地方性或地区性的，而是真正的 性事件，廉价的视频和互联网技术为其提供了便利。遗憾的是，考虑到开放社会的运作规则，媒体对恐怖主义的个人戏剧和悲剧的关注不太可能消退。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期待恐怖组织我行我素也是 合乎逻辑的。
第六，即使跨国恐怖主义主要针对美国（在我们掌握的过去40年的数据中，大约40%的跨国恐怖主义事件牵涉到美国目标），美国也不能简单地放弃建立联盟，加强自身边界，并将恐怖分子转向非美国目标，因为美国在国外的外交、军事、商业和旅游利益仍然可能受到攻击。其他 也是如此，尽管程度不同，而这正是问题所在。本国成为袭击目标的概率越低，其参与情报搜集和共享等联合反恐措施的积极性就越低，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搭便车问题。一个弥补的想法是，由于一个 强大或 富有的 可以将恐怖袭击转移到其他 ，后者将 有动力进行合作。如果有人领导，就可能有人因为成为替代目标的隐含威胁而选择追随，人们可以说，这正是“9·11”之后立即发生的事情，美国可能向欧盟成员国发出可信的威胁，因为这些 突然就在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发现”了许多恐怖分子基层组织，不知何故，这些 没能事先得知。不幸的是，除非 积极的一方将反恐资源提供给不那么积极的 ，否则或将存在恐怖组织会寻求利用的薄弱环节。这就导致了前面提到的另一种不对称，即恐怖组织比政府 了解情况。
用经济学家的语言说明，优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者与破坏和损害的生产者之间在分析上没有区别。（显然，在道德上存在区别。）这种语言的优势是使我们能够抽离恐怖主义问题本身，并利用 政府和 组织在管理 和跨国企业方面的丰富经验。在所有情况下，监管的目的都是引导企业进入受 认可的活动领域。例如，医疗保健、贸易或环境政策推动旨在影响行为的法规。受政府 不利举措的威胁，企业行为被引导到预期的方向。如果你想 监管这些“公司”，使其出局，用类似的方式来看待制造恐怖行动的公司是有用的，但要加上 为艰巨的“一切事物、一切地点、一切时间”的要求。这种监管行动必须是 性的，要排除任何漏洞，但如前所述，这不可能实现。 我们只能接受那些东拼西凑的次优方法。对目前占主流的供应端（“大棒”）路线而言，旨在减少对恐怖行为的预期需求的需求端（“胡萝卜”）路线将是有益的补充。尽管如此，作为对“9·11”袭击的回应，美国已经决定将其规模巨大的常规武装部队投入一场“反恐战争”。这促使我们在下一节 广泛地研究军事人力的部分经济学。
您现在的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