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出版界，如果有十位业内人士聚会，你说：“我认识刘杲。”那九个人一定笑着说：“是么，我们也认识啊！” 天下谁人不识君？他是出版署前任领导，还被誉为当代出版家、编辑家、思想家、理论家、版权专家云云。小心，这些话千万别让刘杲先生听到，否则他一定板起面孔说：“打住打住，不要胡说。我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个退休老头，你们的老朋友而已。”

那天参加“刘杲同志编辑思想研讨会”。说实话，许多年来，我一直身处出版一线，做一些具体工作，很少参加这样的高端论坛。所以，我几乎被领导和专家们的宏篇大论倾倒了、震动了。他们的研究，他们的高见，他们的评价，确实有水准，使我的眼前浮现出一群雕工高超的艺术家，将刘杲先生的学术形象、道德形象和人本形象，活生生地刻画出来。那天我没有发言，钦佩之余，心中盘算着，如果我发言，我会说些什么呢？思来想去，我真的说不出什么高深的东西，只是多年来与刘杲先生交往，留下一些平淡的故事，从心中自然地流淌出来。

第一次深入接触刘杲先生，是沈昌文先生的功劳。那是在一九九五年，我们一起编辑“新世纪万有文库”。在组织编委会时，我们聘请许多专家学者出任学术指导，包括：顾廷龙、程千帆、周一良、傅璇琮、李学勤、徐苹芳、傅熹年、黄永年、金克木、唐振常、丁伟志、黄裳、董桥、劳祖德、朱维铮、林载爵、董乐山、殷叙彝、陈乐民、蓝英年、汪子嵩、赵一凡、杜小真和林道群。沈先生老谋深算，他说这还不够，还要请一些“大人物”做总顾问，这很重要。他们是：陈原、王元化、李慎之、任继愈和刘杲。

为什么重要？比如陈原先生，因为我们的丛书用了当年老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名义，同时提出了“追随王云五”的口号。王云五先生是一位争议人物，涉及许多政治问题，又与老商务印书馆存在许多纠葛。有陈原先生出山，自然可以平定一方事端。至于请刘杲先生，我知道他刚从新闻出版署副署长的岗位上退下来，名声巨大。我觉得，沈先生搬刘先生出来，一定是从官方的角度考虑，请一位权威人士站脚助威。私下里沈先生解释说，也不尽然。刘杲身居宦海，面上平和安静，其实是一位很有思想、很有见地、很不得了的人物。有他的支持，我们做事情才有底气。

为了请出这些“大佬”，沈先生运用他一贯的招法，有针对性地组织一些活动，包括吃饭、喝咖啡、讲座、组稿等，初步想达到三个目的：一是让他们知道俞晓群，二是让他们知道辽宁教育出版社，三是让他们知道我们想做什么。在这里，我们且按下其他先生不表，单说刘杲先生。沈先生安排第一次约见刘杲先生，是在一九九五年五月四日，地点民族饭店，同时邀请的有萧乾、许力以、唐振常等人，还有媒体的一些朋友。见面之前，沈先生从三联书店的书库中，把我两年前出版的《数术探秘》找出两本，告诉我见面时，赠送给刘杲和许力以二位先生，以加深他们对我的印象。回忆那次见面，我确实很紧张。刘杲先生、许力以先生都是大领导，此前连听他们作报告的机会都很少，现在坐在一起吃饭聊天，怎么能不紧张呢？萧乾先生名声更大，那时又因为《尤利西斯》翻译的事情，炒得沸沸扬扬，现在却笑嘻嘻地坐在我身旁。我一个出道不久的小社长，如果不紧张，那才是怪事。给刘、许二位先生送书时，他们让我签上名字，这下子我更紧张了，本来我就有提笔忘字的毛病，又唯恐写错，结果只是写了他们的姓：刘先生、许先生留念，名却没写上。我自知有些失礼，后来竟然在心中留下阴影，每当我再给别人赠书题字时，一定会不自觉地想起那一段往事，并且格外小心地把人家的名字写全。

此事过后很久，我翻检当时的日记，还惊出一身冷汗。日记中鬼使神差，我竟然把刘杲先生“杲”字下面的“木”字，写成了“牛”字。你说吓人不？多亏我签字时只写了“刘先生留念”，这要是把“杲”字写成那样的怪字，让人家笑话不说，这不是典型的弄巧成拙么？沈先生“隆重推出俞晓群”的苦心，不是也白费了么？

刘杲先生是一位非常细心的人，那次聚会后，他真的看了我的那本《数术探秘》，并且与一些人谈论到对我的印象。湖北王建辉先生就在他的文章《同道俞晓群》（一九九八）中写道：“一次刘杲同志跟我说，俞也送了一本《数术探秘》给他，他说看不懂，好像一本天书。刘杲同志，在出版界何许人也，能经他提起的人，一定不是一个孬种。”建辉兄现为湖北长江出版集团一号人物，从他的文字中，可以透露出两个信息，一是沈昌文先生的安排发挥了作用，刘杲先生确实关注了我和我们的工作；二是从建辉兄的口气中，你也可以清楚地体会到，在我们这一代出版人的心目中，刘杲先生的名字，是很有份量的。显然，这里面较少“官”的因素，他早在一九九三年退居二线，更多的是“人”的魅力。

从那件事情之后，我与刘杲先生算是“真认识”了。几年中，我去过刘先生家拜访；在与沈昌文先生聚会时，沈先生还几次当着我们的面，给刘先生打电话，约他出来吃饭。但刘先生较少赴约，老伴身体不好，他希望有更多的时间照看她，陪伴她。一次沈先生半开玩笑说，他怕刘杲先生寂寞，曾经推荐他听一听邓丽君的歌，还送过去一些光盘云云。前些年，刘杲先生的夫人不幸去世，刘先生一直思念深切。今年十月三十日，刘先生在微博上赋诗《结褵五十四周年祭亡妻》：“青春结褵笼祥云，垂暮相扶我失君。何事共生不共死，年年今日泪纷纷。”读来催人泪下。

我与刘杲先生再一次亲密接触，是在二零零三年。那时我刚刚离开辽宁教育出版社，到辽宁出版集团工作。其间，我将在辽教社工作时写的一点文字，汇集成一本集子《人书情未了——一个出版人的工作手记》。当时我想请两位前辈写序，一位是沈昌文先生，他欣然接受，并且写了那篇有名的“怪序”《出于爱的不爱和不爱的爱》，后来《新华文摘》还转载过此文。另一位就是刘杲先生。我还是麻烦沈先生出面，代我向刘先生致意，奉上我的书稿清样，请他赐序。二零零三年六月，刘先生把写好的序《一位醉心于文化的出版人》，通过电子邮件发给沈昌文先生。在这篇千把字的文章中，主题只有一个：“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 文章中还大声疾呼：“文化是出版的魂，是出版的命。……如果背离了文化建设这个根本目的，经济手段对出版有什么意义呢？什么积极意义也没有。”沈先生读到这篇序言后，自己先激动起来，他给刘杲先生回邮件说：“你的‘对出版来说，经济只是手段，文化才是目的’，是名言，佩服佩服！现在正需要这样的黄钟大吕。”

我觉得，在出版圈子里，刘杲先生有两个论述最让我感动。一个是他在二零零二年，为《中国编辑》杂志写的发刊词《我们是中国编辑》。这篇文章太有名了，二零一零年，在北京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中国铁道出版社的编辑们，还集体朗诵了这篇充满激情的文字。今年，刘先生八十岁，海豚出版社为他出版一本小书以示致敬。书稿完成之后，我们请刘先生起一个书名。他思考几天之后，还是用了“我们是中国编辑”这个题目，可见这篇文章在刘先生心中的分量。刘杲先生另一个重要论述，就是那句关于出版的定义：“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他的这个命题发表，一般都认为，是在他二零零三年十月发表的文章《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两位出版人的一次对话》中。其实在此之前，也就是上面谈到的，在这一年的六月，刘先生在为拙著《人书情未了》所写的序言中，已经把这个著名的观点提来了。这也是在我心中，一直引以为幸的一件事情。

前些天刘杲先生的小女儿来电话，说她的父亲设宴为沈昌文先生庆祝八十大寿，地点在白塔寺内，有沈昌文夫妇到场，请汪家明先生与我作陪。那次与刘杲先生见面，给我留下两个深刻印象，一是餐费由刘先生的小女儿埋单，这也是刘先生的一贯作风。不久前那次“刘杲同志编辑思想研讨会”，刘先生送给每位代表一册他的新著《我们是中国编辑》，我们海豚出版社提出，样书由我们赠送，他坚决不同意，坚持自费购买，甚至连装书用的封筒都是自己买的。再一是我们席间闲谈，说到过去二十多年出版界发生的一些事情。沈先生说，这些事情的内幕，刘杲先生知道很多，给我们说说好么？刘先生摇着头笑着说：“哪里知道什么，时间久了，都忘却了。”事后，我清理以往出版界发生的一些事情，却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许多事件的背后，经常会出现刘杲先生的影子。简述三个我亲身体会的事例：

一、一九九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在北京召开“青年编辑研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研究会主任胡守文，副主任陈昕，编辑入会年龄为45岁以下。与会者的名单：胡守文，常成，曲仲，张增顺，黄允成，欧剑，王斌，马元春，成其圣，陈昕，胡光清，江淳，俞晓群，骆丹，杜辛，左健，张海潮，傅美琳，范军等。业内人士一看就知道，这其中的许多人，当时只有二十几岁，现在已经是出版界的骨干分子了。今天，每当人们回忆起那段往事时，常常会带着一种惊奇的情绪设问：是谁有这样的先见之明，能在那么早的时间里，就将这样一些人聚合在一起呢？前几天，读陈昕先生文章《守护出版永远的神圣与纯粹》，文中专门谈到，当时刘杲先生刚刚从新闻出版署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转任编辑学会会长，就积极主张大力提携中青年编辑，成立这样一个研究会，还组织、资助中青年编辑出国考察、出版专著，云云。此时我才知道，这件事背后最重要的推手，正是刘杲先生。

二、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时国内最有钱的出版社，大都是教育出版社。教育出版社的钱太多了，纷纷跳出出版的专业分工，大规模地组织出版一些重头的出版项目。比如那时的三大奖项：五个一工程奖、国家图书奖和中国图书奖，教育出版社的图书，都占有很大的比重。当时我在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处身那样的潮流之中，一面拼命做事，一面心中涌动着疑惑的波涛。二零零六年，我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堂吉诃德精神万岁！》，在文章中，我一面回忆上世纪九十年代那段激动人心的岁月，一面设问，为什么国家会允许那么几个教育出版社的小社长，将大把大把的钱花在文化上呢？为什么会允许教育出版社破坏专业分工，出版那么多大部头的书呢？是领导们不清楚，还是什么原因？《文汇读书周报》刊登了我的这篇文章，改名为《出版界需要堂吉诃德精神》。香港的一位朋友告诉我，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节目，杨锦麟先生还读了此文。说明一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有一个习惯，每写好一篇文章后，就会通过电子邮件，先发给沈昌文先生审阅。沈先生说，这样给他发文章的，还有台湾出版家郝明义先生。他还说，他经常会把这些文章转给刘杲先生看。在一般的情况下，刘先生是只看不回话的。但是这一次例外，他读过《唐吉诃德精神万岁！》之后，立刻回了一封邮件，他写道，怎么会不知道呢？当时许多教育出版社越界出书的事争议很大，告状的人很多。甚至是否允许这些书列入国家重点计划，是否允许参加评奖，都是有争议的。当时我们抓住繁荣出版与支持出好书这两条主线，顶住了那些声音，不然绝对不会有那样的局面。

三、近十年来，在中国出版界，极端商业化倾向十分严重。尤其是伴随着集团化、转企改制等项工作的深化，我们的认识，一时还跟不上形势的变化，许多思想混乱的现象纷纷涌现出来。比如在“做大做强”的旗帜下，“一切向钱看”的极端情绪，在出版领域迅速蔓延，严重影响了文化出版的健康发展。尤其是所谓“跨越式发展”的口号，更推助了出版业的焦躁情绪。面对这样的局面，我们的思想意识，也时常陷于混乱之中，在文化理想与商业现实之间摇摆，十分苦恼。直到二零零五年末，我从网上读到刘杲先生的文章《关于制定出版业“十一五”规划的思考》，我确实产生了豁然开朗的感觉。刘先生的文章写道：“经过几年的实践检验可以看出，对出版业提‘跨越式发展’的要求是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并不能鼓舞士气，只能激发浮夸风气。我建议，出版业的‘十一五’规划，只提‘平稳较快发展’，不要再提‘跨越式发展’。”这话说得多好啊！此后不久，我写了一篇文章《文化与出版，是谁发出了SOS？》，正是根据刘先生观点，阐释了极端商业化对于文化事业的危害。写好之后，我请一些同事们看，他们说写得太重了，与眼下群情激昂的“赚钱”形势相悖，还是别发表了，免得惹人家不高兴。但是，当此文经沈昌文先生转给刘杲先生之后，刘先生两次询问：“为什么还没发表呢？”

最后，在我的心中，刘杲先生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一位善良的老者？一位平易近人的领导？一位像父亲一样的前辈？一位洞明世事的先知？一位智慧超群的导师？还有许多遐想，让我一时难下定论。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刘先生的智慧，让我对他的教诲，有着由衷的信任感。因为每当一个事情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人们众说纷纭，而刘先生的见解，总会高人一筹。所以，每当我遇到困扰的时候，总希望能见一见刘先生，倾述之余，听一听他的意见，作为我未来行动最重要的参考。比如二零零九年下半年，我改变自己的人生轨道，重操旧业，又回到出版一线工作。来到北京，出任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社长。当时，针对我的举动，说什么的都有。我去向刘先生请教，他肯定地说：“太好了。出版社不在大小，要坚持做下去，这才是出版人的正途。”

(本文原载于：《编辑学刊》2012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