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近期，人民出版社推出一部唐代历史研究的学术专著《唐代中国的族群认同》，作者班茂燊结合文献资料、宗教论述乃至文学作品，以美国式思维总结了唐代如何实现对中华民族和中国的新界定，并最终为现代中国的形成奠定基础。

唐代是中华民族的关键转变期，最终为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尤其是，唐代中国与亚洲内陆的关系密切，与当时的突厥、吐蕃、日本、朝鲜、东南亚、波斯、阿拉伯等地的各民族关系极其复杂，其处理方式凸显了中央政府高超的政治能力。

大唐盛世令人神往，民族认同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宗藩体系就是其基本体现。本书引述政治文献、宗教论述乃至文学作品，探究唐帝国与周边民族的认同变化，分析朝廷如何寻求吸纳其他民族，以确保其帝国影响力。作者指出，从儒家精英、佛教徒到蛮族将领，唐代各团体都力图打破模糊，界定自己的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唐王朝寻求吸收各民族，以确保帝国的团结，同时力争确保民族性，其政治手段值得赞扬。总结了唐代如何实现对中华民族和中国的新界定，并最终为现代中国的形成奠定基础。读者评价认为，《唐代中国的族群认同》是該領域新近的研究成果，值得細讀。

本书作者班茂燊（Marc S.Abramson），美国人，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博士毕业，后供职于美国国务院。他曾于1987—1988年来华访学，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期间曾重走丝绸之路。本书是在其博士论文（2001年）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译者耿协峰，法学（国际政治）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现供职于北京大学出版社，任社会科学编辑部主任、编审。兼任中国传媒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硕士生导师、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丝绸之路文化产业专业委员会理事。研究领域主要是国际关系、东亚地区合作等，代表著作有《新地区主义与亚太地区结构变动》《新地区主义与东亚合作》，译作有《国际思想大师：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权力流散：世界经济中的国家与非国家权威》等。

【精彩书摘】

像所有从事种植农业和养殖畜牧业的族群一样，汉族对于他们身体特征的世代相传有着充分的认知，这要归功于他们种植农作物以及饲养动物的经验。许多作家理所当然地认为这就是所谓“龙生龙、凤生凤”，虽然这在他们对整个人类外表的讨论中仅占很小的一部分。唯独一部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深入讨论的著作是王充于公元1世纪时所作的《论衡》，以他所处的时代来看显得十分不同寻常。他主张有富贵之相的人应相互通婚以达富贵，正如自然界所证明的那样，相近似的东西合在一起往往会导致好的结果（“类同气钧，性体法相固自相似”）。因而，他的理论并非是直观的遗传学理论，而是一种社会学理论，解释了物以类聚的成因。不过他的理论间接地解释了，外表特征和其他身体特征是如何在不同时期得以在社会与生物群体中长期保持下来的。

但是，比之其他社会中的人，中国的文士们在解释人的天赋异禀时，更倾向于认为其无论来自于性格还是身体，都是命中注定的，是宇宙力量的随机组合，例如来自于他们的父母。评价诸种影响的重要程度十分困难，因为他们含糊其词且语句自相矛盾。在长孙无忌对唐朝法律规范的诠释中有这样一个看似权威的声明，认为人的“貌”是天地的一个缩影，但在这种模式下为让我们区分出彼此会有自然的变化，也就是“形”，则继承于一个人的祖先：“人貌肖天地，禀形父母。”但唐后不久的一个颇具代表性的说法只强调宇宙因素，并不对变化做出解释，而与长孙无忌的话正好相反：“夫人之生也，锺五行之秀，肖二仪（天地）之形，所禀虽同，厥貌则异。”

（本文编辑：彦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