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人民出版社《重读〈论持久战〉》一书自出版以来，发行达10万册，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和海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华盛顿邮报》记者田安娜采访本书的策划人之一、人民出版社原常务副社长任超，来反映该书的策划发行过程。本文获得《新阅读》杂志整理刊登的采访内容授权，以及光明日报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重读《论持久战》》一文，以飨读者。

人民出版社原常务副社长任超

任超就《重读〈论持久战〉》出版答《华盛顿邮报》记者问

2018年，我和编辑部同志共同策划了《重读〈论持久战〉》一书。图书出版后，反响很大，美国的《华盛顿邮报》对我进行了采访，近期《新阅读》杂志刊登了采访内容，在这里与大家分享。这个选题肇始于“中美贸易战”开战之初，初衷不完全是奔着“贸易战”去的，因为在初期，谁也无法预料这场争端的影响深度广度和时间跨度；我们认为对毛泽东思想等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常看常学常新，因此人民社有一个重读系列，这是其中一本。为什么选择《论持久战》重读？虽然我长期在经营管理岗位上，但多年浸淫人民社这个讲政治的环境，不免若有所思，仅凭个人直觉，我认为“持久战”或者说“维持长治久安”“维持社会稳定发展”这一主题与当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与国家复兴道路上可能会遇到的种种风险挑战，息息相关，它或许蕴含着一些应对的策略和解决的方法。但随着中美两国几个回合的谈判拉锯，这本书在大环境大形势催化下，也变得热销起来，一年左右就发行了9万多册。西方媒体敏锐的新闻鼻，从这本图书嗅到了一丝风向，面对贸易战，面对中美关系，面对复兴道路上的其他困难和挑战，我们党和国家、人民是怎样一个态度，西方社会如果对中国理解不够，可能预判也可能误判。

《新阅读》第01期

人民出版社《重读〈论持久战〉》一书自2018年10月出版以来，发行达10万册，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和海外媒体的高度关注。在此收录2018年12月10日《华盛顿邮报》记者田安娜采访本书的策划人之一、人民出版社原常务副社长任超的全文，来反映该书的策划发行过程，以飨读者。

田安娜：最近我们关注到《重读〈论持久战〉》一书的出版，想请您说一说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点出版《重读〈论持久战〉》这本书？

任超：实际上这是人民出版社“重读经典系列”中的一本，在这之前2014年人民出版社曾推出过重读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我们是在去年年初规划要出一本《重读〈论持久战〉》，今年10月正式出版了。

《重读〈论持久战〉》

提出要出版这本书，首先考虑的是中国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一些我们同志也好，或者说我们国内的一些人也好，对这个问题有两种心态，一种觉得很快就能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点“速胜论”的感觉；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另外一种，对于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持怀疑态度，甚至是持一种“失败主义”态度的，觉得没有信心，这事我们可能做不成。对于这两种态度，我们觉得可以借鉴80年前毛泽东提出的《论持久战》思想，提高我们民族的战略定力，把民族复兴的事业推向前进。应该说，这个选题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田安娜：您说的战略定力指的是？

任超：我们如果没有恒心、不能持之以恒地去奋斗的话，我们的目标肯定是不会实现的，在这一点上我们认准一个目标就要坚定地沿着这个目标前进，这是我们讲的战略定力。坦率地说，我们国家提出的三大攻坚战，防范重大风险、脱贫和环境治理三大攻坚战，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它既是攻坚战又是持久战。

比如像治理污染的问题。如果我们整个产业结构不发生转变，污染问题解决起来就非常困难。但调整产业结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要持续进行的。比如说我们讲防范重大风险，随着国内国际局势的变化，不同时期会有不同的风险和挑战，所以，一个重大风险解决了不代表就可以一劳永逸，要与时俱进，随时防范新的风险的产生和问题的扩散。再比如脱贫问题，脱贫后还有可能返贫，我们看到有的家庭因病返贫，生了病以后，节衣缩食，倾家荡产去治病，这个家庭马上又恢复到一种贫困状态，这种情况就需要整个国家的综合保障，来免于返贫，使人民生活更有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要建立配套的保障制度，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面对来自各种风险挑战考验，需要我们上下一心，凝聚共识；切不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田安娜：80年前，《论持久战》发表的时候，中日之间是一个持久矛盾；现在国际间各种力量竞争，这本《重读〈论持久战〉》出版，有没有释放出这样一个信息，现在的各国间的竞争也是持久的矛盾，不会一下子就解决？

任超：一开始，我们提出这个选题的时候，一些国际关系问题还没表现得很突出，但是到了7月，如果您注意到，我和人民出版社政治一部主任张振明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里头提到了是什么因素使大家那么关注这本书的出版，包括一些民调也高度关注，确确实实是因为它发布的时机，正好是我们面临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国际关系的局面。

田安娜：很多人说中国在释放出一个信号，中美贸易摩擦会像一场持久战，是吗？

任超：我觉得不能完全拿历史上中日之间的矛盾来简单地定义我们跟美国之间的关系。我个人认为，中美关系和历史上的中日矛盾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中国人民都非常希望能和美国处理好关系，都是本着一种合作的、积极的愿望来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在接受您的采访前，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昨天晚上我还重新看了一下傅高义先生的《邓小平时代》。傅高义讲到1978年的12月16日，也就是美国时间的12月15日，中美发布了建交的公报。

田安娜：就是这周。

任超：对，我又回想起77年前，日本于12月7日对于美国的太平洋基地发动攻击，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前两天我在微信上还看到一篇文章，感谢“二战”期间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支持。

田安娜：我明白现在中美关系和当时中日关系是不同的，是有很大的不同，但是想问一下如果要比较这两段历史的话，我们能从这过去的事件中吸取什么教训吗？

任超：政府把这段时间的中美贸易纷争，定位“美国贸易摩擦”，也就是说，在这过程当中，中美两国既有重要的合作机遇机会，也有重要的合作必要，同时也存在一些分歧和矛盾。我个人的看法是，我们处理任何问题，如果要借鉴历史的经验或者教训的话，前提是要有一个客观的形势分析，也就是实事求是。当双方在发生冲突或在一个阶段内产生对立的时候，我们要对自己的情况和对方的情况有一个准确的、深刻的判断和认识。

田安娜：这让我想起了英文里有一个特别相似的说法，那些不学习历史的人一定会重蹈历史的覆辙。英文说的是学习过去的错误，您讲的是借鉴过去好的。

任超：不完全，同时也要借鉴过去的问题。如果只借鉴过去好的一面的话，我觉得就不叫真正的借鉴历史，应该是客观地去认识历史，来关照现实。

田安娜：就像1938年毛主席说的那样。

任超：确实是，比如说国力的比较，正义和非正义的比较，包括对未来一个前瞻性的判断，对未来形势发展一个预判。因为国力上存在很大的差距，中日两国存在很大的差距，速胜是不可能的。同时亡国也是不可能的。这点我还是强调，中美摩擦和80年前的抗日战争或者第二次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我们战略和战术上的思考是可以从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中汲取智慧。

田安娜：所以一些美国的分析师、专家把《论持久战》思想加到中美贸易上，您觉得他们错了吗？

任超：我觉得定性上是有问题的。但同时就我个人来讲，特别希望两国不要产生对对方战略意图的误判，我看《邓小平时代》也特别注意到，小平同志强调得更多的是我们要向美国学习。我给你举个例子，关于留学生的问题，当时很多美国人就问邓小平，你把留学生派出去以后，他们可能就不会回来了，他们就会留在那了，小平同志说，我们不怕这个，他们留在那也没关系，一开始就是几百人，后来上万人，现在在美国的留学生前前后后有上百万人。中美发生贸易摩擦的这段期间，我注意到，中国领导人在多个场合强调要“首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这里的核心要义还应该是保持发展和稳定。客观分析，中国要想跟美国比肩，成为世界一流大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举个例子，3年前我跟着朱镕基的基金会去湖南湘西，看到那里还在为一个中小学孩子一天3块5毛钱的营养餐费劲，为了保证一个孩子每天能喝一袋奶，朱镕基总理拿出自己的稿费去解决。今天中国即使国内生产总值已经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GDP在世界上的排名也就是70多名，这一点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

田安娜：关于《重读〈论持久战〉》这本书的细节您刚刚讲的是10月份发行的，发行量是多少？

任超：实际上开始我们印了1万册，后来上市没有多长时间，也就是不到一个月，1万册卖完了，又加印了3万册，总共4万册都基本上卖完了。

田安娜：销量增多了是因为中美贸易摩擦吗？

任超：跟这个肯定有关系。但是比较坦率地说，我们想传递一个信息，我们不愿意去打贸易战，但是真要打的话，我们要对中国政府有信心，我们建国70年，改革开放40年，发展到今天，中国的实力，包括中国抗击抵御重大风险和重大挑战的能力是不能低估的。无论是对内对外，我们抗压能力都是很强的，因为像我，今年60岁了，这70年中国经历了很多的风风雨雨，如果读一下中国的历史，特别是读中国的近现代史就会发现，中国始终是一个讲原则、负责任的国家，在违背了中国核心利益的时候，中国是绝对不会做出妥协和让步的。

在《邓小平时代》里举了这么一个例子，在中美建交谈判之前，有一个细节问题，邓小平原来是打算丝毫不让步的，甚至发了几次火，但最后还是做了适当的妥协，为什么做这个妥协？是为了推进中国现代化建设这个大局，无论是在哪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都特别强调要服从大局，抓主要矛盾。

田安娜：您说主要矛盾主要问题是指？

任超：党的十九大提出，我们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不平衡的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现阶段的主要的问题。所以从根本上说，我们强调要把自己的事先办好。但是矛盾规律也有一条，如果说有些外部矛盾激化，迫使我们把工作重心转移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国家领导层面是会有底线思维的，会从最坏的情况考虑问题。

田安娜：这个书还会加印吗或者修订吗？

任超：会的，肯定会。

田安娜：加印多少？

任超：我估计这个书的发行量应该在十万册以上。

田安娜：这本书会有英文版发行吗？

任超：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愿意促成。

田安娜：特朗普总统应该读读这个。

任超：实际上国内出了很多特朗普总统的书，当时在竞选期间，我就认为他能上台，一起吃午饭的单位同事们还有些不同意见。我这也算是一种对形势的准确预判吧。

田安娜：还有什么您需要补充的吗？

任超：我1997年第一次到美国，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那会儿我还年轻。我看到美国以后，觉得确确实实有很多地方需要向美国好好地学习。这种向先进国家、先进经验学习的劲头，也是我们事业不断发展的动力之一，至今也是受用的。

田安娜：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任超：谢谢！

（新阅读原注：本篇采访的核心内容在华盛顿邮报刊发后，参考消息和环球时报等媒体进行了转载，本次重新整理，全文发表）

相关链接：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重读《论持久战》

任超 张振明

（原载《光明日报》）

在《论持久战》发表80周年之际，人民出版社在组织出版《重读〈实践论〉〈矛盾论〉》基础上，接续组织编写了《重读〈论持久战〉》一书，即将出版。在这一过程中，我们深深感到，重温这篇经典文献，领会其所彰显的战略思维、主体思维和奋斗精神等思想内蕴，对于我们更深入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更强烈的理论自觉和实践自信推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具有深刻启示意义。

战略思维：保持战略定力久久为功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战略思维作为一种高瞻远瞩、统揽全局、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与方向的思维方法，体现的是看问题的高度和深度，是对国家和民族未来走向的战略思考。1936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陕北红军大学所作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讲演中就深刻指出：“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同志又从战略与战术相结合的高度，科学分析了抗战规律，系统阐述了中国抗战理论。文章指出抗战要经历敌我力量对比变化的三个阶段，因而必然是长期和艰苦的，需要有足够的耐心。这种耐心，是一种战略定力，是对于抗战未来走向的一种高度自觉与自信。壮烈的抗战史，也以事实雄辩证明了持久抗战战略的正确与伟大。

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战略思维的胜利。抗战时期的持久战是战略，革命早期的农村包围城市也是战略，新时期的改革开放也是战略。正是因为战略思维上的正确，我们党才在一个又一个历史关节点上取得了辉煌成绩。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挑战、新问题层出不穷。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此有清醒的战略判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认识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在变与不变之间清晰地把握方向，清醒地认识国情，更深刻地理解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是一个接续奋斗的进程、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是一场持久战，这些都至关重要。保持战略耐心，持久作战，久久为功，是我们从《论持久战》中必须汲取和牢记的重要战略经验。我们既要从大局着眼，力戒一蹴而就的速胜心理，也要从大势着眼，坚决抵制历史虚无主义的主张，增强必胜的信心与斗志。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擘画了民族复兴的蓝图，培养战略耐心、涵养战略定力、锻造战略意志是我们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促进发展的必备素质。在《论持久战》指引下，解放区军民主要通过游击战和运动战来壮大自己、削弱敌人，以足够的耐心支撑持久抗战；今天，面对变革和挑战，我们仍然需要培育和保持战略定力，发挥能动性，突出创造性，在坚守初心中化劣势为优势，变被动为主动，争取胜利的到来。

主体思维：坚守人民立场聚合力量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以人民为主体，信仰人民、依靠人民、动员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在历次斗争中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论持久战》批评片面依靠政府和军队的抗战路线，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决胜方针，提倡大力依靠民众的全民抗战路线，吹响了开启人民战争的嘹亮号角，将当时人们对战争的认识提升到一个全新境界。中国抗战，是一场家国之战，也是一场民心之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在战争中成为民族的中流砥柱。

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更需要坚持人民主体思维：人民是改革的主体，要踏石留印、抓铁有痕地推动改革，必须激发人民参与改革的热情，鼓励群众的首创精神，释放创业创新的活力；人民是发展的主体，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和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是新时代的“人民战争”，都需要在充分动员人民参与的基础上，提升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人民还是信仰的主体，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和文化自信，归根结底需要人民的真诚信奉、真心维护和真正实践。信仰人民和人民的信仰是相互联系的。只有真正相信人民、依靠人民，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和信仰。持久抗战实现了党的主张与人民信仰的统一，从而凝聚起克敌制胜的强大力量。今日我们所从事的民族复兴之战，任务更艰巨，使命更光荣，更需要党和人民在信仰上的高度一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人民是天，人民是地，对人民的信仰，是我们顶天立地干事创业、始终不渝奋斗前进的不竭动力源泉。信仰人民、依靠人民、动员人民，才能聚合起支撑民族复兴的磅礴伟力。

奋斗精神：坚定决胜信念勇于斗争

从南湖红船到敌后战场，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始终是共产党人永葆初心的强大动力。《论持久战》通篇洋溢着奋斗精神、斗争精神，在对战争目的、战略原则和战术方法的系统分析中描绘出胜利前景，提出要丢掉幻想，坚持抗战，把抗战放在主要依靠自身力量的基础之上，在持久抗战中升华斗争精神、提炼斗争技巧、坚定决胜信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到新时代，我们面临的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从国内发展看，中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遇到的矛盾错综复杂，这些问题和矛盾躲不开、绕不过、拖不起，没有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刮骨疗毒的决心，没有啃硬骨头的思想准备和打攻坚战的战斗意志，很难正视并妥善处理尖锐矛盾和敏感问题。从国际局势看，世界面临百年不遇之变局，国际格局重塑、国际秩序重组，“灰犀牛”仍在、“黑天鹅”频发，不确定性因素空前增多，来自全球、区域和国家的挑战不断，这增加了我们主动维护和延续战略机遇期的难度。作为有使命、有抱负、有担当的负责任大国，中国在历史的关键时期，不能只做“潜水者”“沉默者”和“旁观者”，而要长于谋划、善于发声、勇于斗争、敢于亮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胜利不会自动走向我们，我们必须经过斗争赢得胜利。今天的伟大斗争虽然在时代背景、斗争内容和斗争策略上与以往不同，但在斗争精神、斗争准备和战斗意志上是一以贯之的。这斗争，大到国际舞台上的大国博弈，小到技术领域的创新积累，上到突破藩篱的顶层设计，下到打碎桎梏的群众实践；对于新时代的中国人而言，伟大斗争永远在路上。

历史长河恒在，精神之树常青。如何应对新时代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仍然需要我们思考和实践，需要我们从《论持久战》中汲取智慧和力量。保持战略定力，坚守人民立场，发扬斗争精神，依然是我们的精神血脉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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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编辑：水英、凌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