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还是东方

在《意大利艺苑名人传》中，瓦萨里（Giorgio Vasari，1511—1574年）提到了一种东方的“希腊风格”（Maniera greca），形容330年君士坦丁大帝将帝国的都城迁往东方拜占庭后，信奉希腊正教的拜占庭艺术风格。在这部西方艺术史的奠基之作中，他用“古代风格的作品”和“旧风格的作品”两个概念来区分古代艺术与拜占庭艺术：我所说的“古代风格的作品”，指的是君士坦丁之前，直到尼禄、韦伯芗、图拉真、哈德良和安东尼的时代，在科林斯、雅典、罗马等著名城市创作的作品。我所说的“旧风格的作品”，指的是自圣赛尔维斯特（St. Silvester）时代以来幸存的希腊（拜占庭）作品，这期间的艺术只能说是“涂抹画”（tinting），而非“绘描画”（painting）。我前面说过，最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天才在战争中陨落了，幸存下来的那些希腊画家的风格是“旧式的”而非“古代的”，他们只会勾勒人物的粗线条……用这种风格画出的人物形象很独特：两眼瞪得老大，双手向前伸出，脚尖站立。在佛罗伦萨的圣灵教堂（S. Spirito）、阿雷佐的圣朱利亚诺教堂和圣巴托罗米奥教堂等，以及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的墙上，都可以见到不少这样形似魔鬼的人物画像，人们很难把他们同现实中的人联系起来。

在这位“艺术史之父”看来，以罗马为中心的“古代风格的作品”远胜过来自小亚细亚、埃及和叙利亚的“希腊风格”作品。在书中，他常用“造型粗俗”“呆滞”“僵硬”等词来形容后者，并认为自佛罗伦萨画派的奇马布埃（Cimabue，1240—1302年）起，意大利画家逐渐斩断了与拜占庭的旧样式之间的联系，发展出一种自然主义的风格，在佛罗伦萨的土地上唤醒了古代的精神。瓦萨里的艺术史深刻地影响了后世艺术史的写作。长久以来，欧洲学者一直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的精神占据了主导性的地位，东方并没有出现在他们的视野中。然而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考古学家与艺术史学者在探寻欧洲文明的过程中，勇敢地向这个“常识”提出了反驳，他们溯流穷源，踏上了前往东方的旅程。他们眼中的“东方”已经超出了瓦萨里笔下的“希腊风格”，而指向更加遥远的地域。例如，法国考古学家雷奥·厄泽（Léon Heuzey）将目光投向了古巴比伦南部的迦勒底艺术（l'Art Chaldéen）。他在著作《艺术的东方源泉》（Les Origines Orientales de l’art）中将迦勒底艺术视为古代艺术之摇篮，通过考察在意大利帕莱斯特里纳（Palestrina）发现的一些迦勒底青铜小塑像的残片，认为该艺术不仅影响了亚述画派，还通过腓尼基、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进一步扩散，最终抵达了欧洲。2 路易·库拉吉德（Louis Courajod，1841—1896年）等艺术史学者或考古学家尤其关注伊斯兰文化，研究哥特式建筑与东方建筑之间呈现出的亲缘关系等问题。

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一些学者开始讨论14—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中的东方源流问题。他们在欧洲绘画中观察到阿拉伯文字、东方纹样和东方人物形象。自1844年起，古物研究专家安德里亚·德·朗贝里埃（Adrien de Longpérier，1816—1882年）在《考古学杂志》（Revue Archéologique）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细致讨论了中世纪流入意大利西西里和威尼斯奢侈品市场的阿拉伯货物—细密画、镶嵌铜器、象牙、玻璃器皿、瓷器、丝织品等。他尤其关注这类异域器物上的装饰图案如何走进意大利的各门艺术中。在朗贝里埃之前的学者将主要精力集中在释读东方文字的内容和含义，但朗贝里埃在大批量搜集与整理法国哥特艺术中出现的阿拉伯文字之后敏锐地指出，这些文字虽然形似阿拉伯文，但实际上是不可释读的。它们只是在字形上模仿了阿拉伯文字，并且在模仿的过程中，因为画师主观上的误解或改造，一些字已经发生了变形。例如，法国南部勒皮圣母院（Notre-Dame du Puy）教堂正门边框上的东方铭文，虽然在形式上模仿了伊斯兰教的圣训“万物非主，唯有真主（安拉）”（la ilaha illa allah），但实际上工匠并不理解这句话的真正内涵，多半将之理解为一种带有东方味道的边饰。在法国中部的布鲁日等地的建筑山墙或石雕上也有类似现象，其年代最早可以追溯到11世纪或12世纪初。除此之外，在一些小型器物，如圣物匣、马约里卡陶盘、日课经抄本上也能看到阿拉伯文字的装饰带。朗贝里埃尤其观察到，在15、16世纪文艺复兴艺术家曼塔尼亚、平图里乔（Pinturicchio，1454—1513年）、拉斐尔等画家的作品中，在耶稣、圣母或圣徒的衣服边饰上出现了大量变形的“阿拉伯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