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在13~14世纪的欧洲绘画中，有一群鲜为人知的东方人图像。《来者是谁》通过5个独立又彼此相关的个案研究，挖掘出隐藏的东方面孔，读者能从艺术角度感受东西方文化的碰撞。百道网专访本书作者郑伊看，请她介绍本书的创作，分享她的学术研究成果。

作者郑伊看在意大利

今年，杨紫琼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的新闻引起轰动，不仅在于奥斯卡金像奖的归属子向来引人注目，更在于杨紫琼创造历史，成为首位获得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的亚裔。

实际上，一直以来，很多人都好奇东方人在西方人眼中到底是什么样。毕竟，多数时候、多种场合，西方媒体展现的东方人与东方人自己眼中实际的自己差距较大。历史上，东方与西方产生交流的渠道之一是丝绸之路。也有史料记载，东方人对西方人的印象之一是神秘。那么，东方人和西方人最早是在什么时候相遇，当时西方人对东方人的认识是怎样的？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的《来者是谁》从艺术的角度探究这个问题。作者郑伊看搜集大量资料，试图从欧洲绘画中寻找并解读东方人形象，为读者呈现东西方跨文化相遇与碰撞的过程中，古人的记忆、情感与想象。

郑伊看认为，东方人之于14世纪的欧洲，既是敌人、毁灭者，又是盟友、拯救者和福音传授的对象。东方人的形象由此成为了承载各色情感的矛盾体。

百道网：“耶稣受难”是基督教图像中广泛被研究的主题之一，但14世纪在部分《耶稣受难》中出现的一个新现象却被人忽略，中间的士兵是一个鞑靼人的形象。为什么在一个基督教的传统主题中会出现东方面孔？为什么画家将他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上？是什么样的历史语境孕育这类图像？

郑伊看：这些问题恰好是这本书的缘起。“耶稣受难”主题中的鞑靼形象是我处理的第一篇个案研究，却是最晚完成的。我们会看到，鞑靼人的形象呈现出一种图像意图上的暧昧与模糊。争夺耶稣长袍本身是渎神的行为，却在画面中占据了中心位置，鞑靼人在分袍中占据了中心性的位置，却位于耶稣、圣母所在的神圣轴线上。一个非基督教的异族人，却被放在一个基督教传统主题画面的视觉中心，吸引着观着的目光。我把这篇研究放在了最后一章，因为在这位那不勒斯的“鞑靼”士兵身上，呈现出前几章中各类东方人形象的复合。

总体上看，这类欧洲绘画中出现的新现象，来自外部的刺激。“蒙古和平时期”（Pax Mongolica）欧亚大陆经过整合形成了“新世界”，蒙古帝国创建了遍布欧亚大陆的交通体系和流通经济，欧洲传教士和商人在东西之间往返流动，继而形成宗教与商业网络。东西的政治、文化与交往的格局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而透过《耶稣受难》中的东方人，可以进一步看到在这个开放的历史空间之中，西欧君王与教会、东方教会、蒙元帝国、伊斯兰世界等多方的合力。而东方人之于14世纪的欧洲，既是敌人、毁灭者，又是盟友、拯救者和福音传授的对象。他的形象由此成为了承载各色情感的矛盾体。

《耶稣受难》细部　那不勒斯　14世纪　卢浮宫博物馆

百道网：在您看来，在13~14世纪欧洲艺术史中，“东方影响”框架中的鞑靼形象是怎样的？

郑伊看：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涉及到在跨文化交流之中，图像在不同文化间的流传、接受和变化。当时的意大利画家可以通过东方游记的描述、东方抄本的图样等多种渠道了解东方人的样子。但我们发现，他们并不是去复制手头的现有素材，而是将一些东方元素（比如“双檐或单檐尖顶帽”、“比肩和交领袍”、“细长眼”、“婆焦辫”等）组合在一起，拼合出所谓“鞑靼”的形象。这个选择、重组、改造的过程让我很感兴趣。

另一方面，我也希望能够进一步深入这些形象生成的具体语境，观察东方人形象如何出现在一些欧洲传统宗教主题中，并在叙事层面扮演某种特殊的角色。比如，这本书第三章和第四章分别讨论了14世纪两个重要宗教团体（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赞助的议会厅壁画。在1245年，教皇英诺森四世在里昂大公会议上透露出向东方宣教的意图，并在会议后正式向鞑靼派出第一批传教士。这两个修会是传教运动中的先锋团体，他们逐渐在欧亚大陆上建立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广大的教区网络。二者之间存在着竞争关系，他们的传教方式，及其在本土宗教政治环境下的生存状况都不尽相同。所以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也通过将鞑靼人的形象纳入修会壁画的图像叙事，来建构自身的文化身份和历史形象。这种图像叙事层面的“编织”与“缝合”过程也是我感兴趣的。它能够呈现出画家的智慧，以及赞助者的图像策略。因此，我们所谈的欧洲艺术中蒙古人形象，并不是自东向西单向影响的结果，它涉及到文化间相互理解和形塑的复杂过程。

百道网：在学术研究中，研究方法很重要。您在本书中用了个案研究，您能谈谈个案研究在跨文化艺术史研究中的核心地位及其方法论价值吗？

郑伊看：李军教授在2012年出版的《穿越理论与历史——李军自选集》的序言中，将自己形容成一只孜孜不倦的蚂蚁，在广袤的土地上漫无边际地远行。我想当时他已经呈现出后来从事跨文化艺术史的研究状态，即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建立一种深度关系，能够深入一件具体的物，极尽精微地观察其物质图像层面的所有信息，并在其牵动之下，跟随问题，探寻历史的真实面貌。

这种研究方式当然不是跨文化艺术研究的专属，不过特别适合应用在跨文化艺术史研究中。当我们在处理文化间交流的历史问题时，需要多留意“边界”问题，意识到它是历史政治文化塑造的结果。而跨文化研究所处理的对象，往往是那些在文化交融过程中形成的“混血儿”，它们天然具有一种跨文化的属性。我们从这些个案出发，怀有一种本真而谦逊的态度去仔细研究它们，看到不同文化传统如何在这些“生命体”上发生作用，展现活力，呈现出一种彼此交融、无法分割的状态，便不容易受到已有边界观念的捆绑与束缚。反过来看，一件件独特的物也构成了研究者的眼睛和向导，在它们的带领下，我们走出自身在文化与身份上局限，跨越边界，去“漫无边际地远行”，看到更广阔的历史原景。

百道网：《来者是谁》这本书的书名很有意思，用一个疑问的语气在表达读者的疑惑，还是有其他的由来？是否可以分享一些这本书在创作和出版过程中的有趣的事情？

郑伊看：实际上，这本书的题目很早就有了。在法国读博的第三年我写了一篇同题的中文文章，想要梳理一下博士论文中的部分案例，这篇文章后来收录在李军教授在湖南省博物馆策划的《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16世纪中国与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展览图录中。写作时我经常会去家附近的肖蒙小丘公园走走，整理思路，那里恰好也是个富有东方味的园林，许多想法都是那里萌生的。在公园里散步的时候偶尔会遇到迎面走来的陌生人，有的时候会猜测他们来自哪里，有什么的故事。反过来想，对方或许也会对我的“东方面孔”感到好奇。我想文化间的交流也是如此，它始于人与人的接触。在这个过程中有试探、有疑问、有误解、有期盼、有想象。“来者是谁”来自这样一个朴素的问题，它伴随了我整个研究的过程，所以最终决定将这篇文章的题目作为书名。我想读者也可以带着这个问题，来阅读这本书。

整本书的制作和出版是师友们美好心意的结晶。我要深深感谢主编李军教授的推介，将这本书纳入“中国之于世界·跨文化艺术史文库”，让我的研究有机会集结成书，“浮现”在读者眼前。同时特别感谢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的编辑团队，尤其是负责编辑的老师韩冰、罗洁萱。还要感谢这本书的书籍设计师周伟伟老师。感谢他们细致用心的工作。这本书的编辑和出版基本是在疫情期间进行的，我们彼此无法见面，却一起完成了这本精美的书。对我而言，这本是一个奇迹，也是奇妙的缘分，我满心感激。

百道网：您的研究方向是西方美术史，除了《来者是谁》，您还将有哪些研究成果？

郑伊看：这两年我的关注点有一些变化，从14世纪的意大利转向了18世纪英国和法国。这也是一个中西交流的大时代，中国风席卷了欧洲社会，而这一次的接触的范围更广，也更具有渗透力，东方器物与装饰走进了欧洲人的住所，潜移默化地构成了他们的生活经验，参与了他们对于国家、身份、性别、品位等诸多问题的讨论。相比起一些艺术史上的名作，我更感兴趣这一时期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小物件”，比如玻璃镜画、书籍插图、戏剧海报、私人肖像等等，计划在“东方与旅行”这个大主题下，围绕它们做一些个案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