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善变的时代引路人
作者:侯磊时间:2012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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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传》 李喜所 元青 著 人民出版社 1997年1月版
《梁启超传》 吴其昌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年7月版
《启明之星:梁启超传》 叶曙明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2年8月版
《梁启超传》 解玺璋 著 上海文化出版社 2012年9月版
梁启超被称为“善变”豪杰,这一点连他本人也不避讳,其中“维新”与“保皇”,貌似是两个敌对的观念,但梁启超却很自然地完成了其间的过渡。当然,梁启超绝不像冯玉祥、石友三那样的“倒戈将军”,他的“变”与“不变”,要参考多部《梁启超传》才能看清。
梁启超一生横跨晚清、北洋、国民政府三个时期,担当过维新派、保皇派、立宪派这三种不同理念的团体主力,一生著述上千万字,为梁启超写传记是不容易的。目前最新出版的一部《梁启超传》,是由学者解玺璋用了四年时间完成的,长达60万字的上下两部巨著。解玺璋在这部书中详述了梁启超与时政要人之间的关系。所列的人物中,梁启超对康有为、汪康年、孙中山、章太炎、杨度、袁世凯的态度都有过重大的转变,大多是从不认同到认同,再从认同到反对。而其中问题最为重大的是康有为、孙中山、袁世凯三人,其中前一个是恩师,后两个都曾当过中国的一把手。梁启超相交的人在走马灯一样变换着,他追求自由的想法却一直没有改变。因此,梁启超给我的印象,一直是他那张系着领带,梳着中分,目光如电的西装照,而不是本书封面上的这张“黄飞鸿”。
梁启超对于不是志同道合的人,即使是尊敬一生的康有为,最终也是要分道扬镳的。梁启超对恩师康有为所作的评论如下:“故短先生者,谓其武断,谓其执拗,谓其专制,或非无因耶。”梁启超同孙中山也曾有过一定的友谊。然而康梁一党多是世家子弟,是团聚在万木草堂、时务学堂周围的同学老师;而孙中山的同盟会、兴中会多是下层的士民游侠,更容易接受排满复汉,暴力革命的手段。改变中国,梁启超用的是民智,而孙中山用的是炸弹,结果梁启超到了檀香山,原本兴中会的人纷纷加入了保皇党,这令孙中山极为愤怒,然而,他始终不能放弃不明智的“排满”,无法认同“中华民族”的观念。二人最终势同水火,革命党与保皇党之间的坑也就越挖越深。
历史每每翻开崭新的一页时,往往都会把这一页撕破。而1912年的这一页,就是被清廷退位后共和肇始时成立的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国民党这四个党派裹挟着梁启超一起撕破的。戊戌变法之后,梁启超在海外流亡了十三年,他思想在这时期已经基本形成,通过他的一本《欧游心影录》就可以看出。从这段时间开始,梁启超开始了实干,他的悲哀是只能选择跟着谁干,而自己不能挑大梁。他只能选择理想与自己最为接近的,实权握在袁世凯手中的共和党,这一选择几乎使他成为当时的“全民公敌”。因为对于革命,梁启超是一直充满了担忧。由此到了晚年,梁启超的思想仍旧在不断变化。就像早年辜鸿铭学习西学、严复宣传启蒙、康有为主张变法,但最终都回归传统一样,晚年的梁启超也最终回归到传统上来,似乎成了那个时代中国学者逃不出的怪圈。而退出政界,著述讲学,这确实是梁启超最好的归宿。
通过解玺璋的这本书不难发现,梁启超是真正的性情中人,他外表温文尔雅,长于辞令,内心却慷慨激昂。他既大气,又细腻。大气到他说话、做文章、做事都是大手笔,都是“为了天下”之类云云;而他在具体操作上,还总是事无巨细,就连子女的生活都要亲自关心过问。最为令人感动的,是他在给儿子梁思顺的信中如此写道:“……思成呢?我就怕因为徽因的境遇不好,把他牵动,忧伤憔悴是容易消磨人的志气……我到底不知徽因胸襟如何:若胸襟窄狭的人,一定抵挡不住忧伤憔悴,影响到思成,便把我的思成毁了……”舔犊之情,感人至深。就连他被协和医院的庸医误诊,最后都没有对医院加以指责。
笔者认为,梁启超的传记中,最为珍贵的是梁启超的弟子吴其昌作于1944年的《梁启超传》,这本书虽然只有上部,仅仅五万多字,但却是出自与梁启超同时代的身边人之手。作者在完稿一个月后去世了,算是把生命中最后的岁月都献给了师尊。这本书引用了大量梁启超和同时代人的作品,文字中对中国的状况充满了忧愤与激烈,对老师却充满了尊敬与怀念,溢于言表。在史料方面,则揭示了很多戊戌变法以及康有为、梁启超生活中的一些细节。读后令人感慨不已。不过,出于时代的影响,书中仍旧有满汉之辨的思想,这不能怪作者了。
再有就是南开大学教授李喜所与袁青合著的《梁启超传》,如果说解玺璋是写梁启超和他的敌友们,吴其昌是从情感出发缅怀师尊,这部《梁启超传》就是一部梁启超通史。按照每一个历史事件的发生顺序,详细分析梁启超的整个生活经历,是最为主流的《梁启超传》。在解玺璋的《梁启超传》出版的同时期,由资深编辑、作家叶曙明所写的《启明之星:梁启超传》也面世了,这是一整套《现代人格文明丛书》中的一本。篇幅不算大,最后特意开辟篇章,列了三大论述题目:一、梁启超为何不停地变换政治主张?二、如何看待康、梁的分道扬镳?三、有人认为梁启超是宣传家,学问不够专深,如何看待他在文化上的贡献?这三个问题切中要害,值得深思。
不论怎样评价梁启超,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自从读书以后,所想的是要建设一个新的国家、孕育出一批“仁、智、勇”三达德的新民。这个理念贯穿了他的一生。为此他先追随康有为,随后跟着各种革命团体一起奋斗,晚年时提携后进,最终退居书斋成为一代学人,并以身作则教育出九个优秀的子女。他一生都在做时代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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