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是中国文明发祥地，是中国人的福地、热土，也是一块背负无数灾难、贫瘠、荒凉、苦难，乃至罪恶的地方。

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带给河南、中国无数福气、幸运和财富，带来不止一次巨大灾难。阴阳循环，旱涝交替，黄河流域是中国重要的粮食产地，但没过几年，不是旱灾，就是涝灾。

既不空前亦不绝后

1933年，黄河流域普降大雨，支流并涨，主流决堤，为黄河百年空前大灾难；两年后，1935年，黄河旧伤未愈，又添新伤。连日暴雨，使黄河数处决堤，灾民无数；又三年，1938年，郑州花园口决堤。战争还没有伤害到河南，人为灾难让河南恸哭不已。

连年大涝必然带来一场大旱。1941年初，河南许多地区开始出现旱情，粮食歉产，有的地方已经颗粒无收。农民久已适应靠天吃饭、适者生存的环境，吃树皮，啃草根。

旱情继续恶化，蝗虫不请自来。铺天盖地的蝗虫扫过一个个村庄，所过之处，一切绿色的东西都被吃光，留下的是一片凄凉、死寂。

1942年，旱情持续。草根已挖完，树皮已吃光，一些地方开始有人饿死。在另一些地方，有人忍不住饥饿开始以死尸充饥。再往后，有些地方开始出现“人相食”，或杀人而食，或易子而食。当然，这些极端现象并不普遍。

对于河南1942年大饥荒，也不能说外界当时一概不知。当地的媒体、国内的媒体，多少也有介绍。只是因为中国底层民众从来就是自生自灭，类似的灾难在那时的中国虽说很严重，但对麻木的国人来说，除了听之任之，又能怎样？

死亡数字在增加，死亡情形越来越惨烈。随着冬天到来，灾民更加无力、无助，有点力气、有点积蓄的人家在过去一年相率逃出河南，四处流浪，西出潼关，流落西安、宝鸡；朝东走，是日军占领区，冲出去的，或许捡来一条命，冲不出去的，死在路上。

1942年河南大饥荒究竟有多少人死亡，有多少人流落他乡，一直没有详细真切的统计数字，因为中国不习惯数字化管理，况且是战时，河南也不在哪一家政府手中。有人说死亡人数多达三百万，逃亡人数上千万，可能稍嫌夸大，或许有几个不同政权相互抹黑的意思。

但不管怎么说，1942年河南大饥荒确实有点蹊跷。旱情确属百年不遇，但毕竟只是百年不遇，千年历史上并非鲜见，为什么千年历史中的同等灾难没有发生如此惨烈的后果，而到了二十世纪，这场既非空前，亦非绝后的大饥荒，为什么带来如此惨绝人寰的大灾难呢？

战争使灾民雪上加霜

美国学者阿马蒂亚·森在分析历史上大饥荒带给人类的损失时指出，这些大饥荒固然有自然的原因，比如干旱，比如虫灾，比如洪水，但这些自然灾难并不是灾难后果的直接原因。人类社会大饥荒的直接原因主要是人祸，人祸是第一位的因素，天灾居于第二位。

作为农业国家，中国在过往数万年历史过程中，经历过无数水灾、旱灾、蝗灾，只是哪一次都没有像1942年这样惨烈，原因就在此。

假如不是战争，统治河南的任何一个政府，都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人民死去而不管，因为对统治者来说，死去的不止是生命，而是统治者获取赋税的劳动力。民众的生命，就是统治者的财富。

然而，1942年的河南太不一样了。河南主要是国民党在统治，但自1937年战争爆发以来，到1942年，河南三分之一土地被日军占领，豫北、豫东、豫南三十多个县，其实都归日军管辖。国民党实际管辖只在豫西，所以在1942年，河南人往西逃最方便，也最多。

更要命的是，河南在战争最前线，往西走，就走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往东、南方向走，就走到了敌占区，就是日本人、汪精卫政权的地盘；往北走，不远就是根据地，共产党正领导军队和民众大生产，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河南成了三不管的地界。

战争是残忍的，残忍有时又是说不出口的。河南不仅在战时成为三不管的地方，而且成了各方政治势力博弈的筹码，成为战争中的人质。我们现在很多善良的人都因1942年灾难死亡那么多人责怪蒋介石、国民党，其实仔细想想，四年前，1938年6月，蒋介石、国民党为了阻止日军西进，不管不顾实施花园口决堤战术，让九十万人丧生，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同年11月，国民党实施“焦土抵抗”，五天五夜，将一个美丽的长沙古城变成了废墟，变成瓦砾，三千多人丧生，来不及撤退的老百姓披头散发寻找亲人，顿足捶胸的，望着大火发呆的，扑向火丛抢救财产的，歇斯底里失望嚎叫的，都没有阻止住那只罪恶的火手。

生命如蚁

为了胜利，战争组织者不会顾忌人民的生命财产。同理，为了拖垮敌人，人民又成为敌我双方的人质。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日军占领了河南北部的安阳，南部的信阳，东部的开封，日占区不仅严禁灾民向日军后方流亡，而且刻意将灾民向国统区、共产党控制区驱赶，使之构成中国方面的压力。至于中国方面，在这个时候，第一，没有积极救助；第二，其实也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他方占领区。

这都是因为战争。假如不是战争，国、共、日，甚至加上汪伪政权，华北的傀儡政权，都不会如此。即便不能主动救助，也不会残忍往外推。

古典中国不尚战，不崇尚暴力、杀戮。对于生命来说，每个人只有一次。每场战争下来，最受伤害的，不是战争发动者，而是人民。战国时期的孟子说“春秋无义战”，就是强调，不论哪一方，也不论什么原因、什么结果，使用战争都是不道德的。

1942年河南大饥荒已经过去几十年了，后来的河南也不止一次发生过类似灾难。几十年过去了，几代人不在了，温故知新，我们最要谴责的还是战争。假如没有那场该死的战争，河南的大饥荒也会死人，但不会这样多。

对于因战争而加剧的死亡来说，战争就是罪恶。战争胜利了，人不在了，对于胜利者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呢？

战争是对人类的最大摧残，战争环境下政府的不作为，甚至恶政，更要谴责。在战争环境中，灾民成了战争对立各方的武器，战争主导者差不多都心怀鬼胎，试图将灾民引向对方，成为利己不利人的工具。

1942年秋，河南省赈济会派员前往重庆向国民政府、蒋介石报告灾情，请求免除或减少灾区征粮数额。稍后，中央政府派员勘灾。河南省籍参政员也在各种会议公开呼吁，要求政府有力赈灾。假如河南不是处在敌我友各方拉锯区域，假如这次灾情发生在大后方，相信国民政府一定会加大赈灾力度。恰恰因为河南地区特殊，政府行政不作为有了理由。

假设的当然不是历史，历史不会接受假设。1943年春，美国记者白修德冲破封锁向世界率先报道河南持续两年大饥荒的惨状，这场灾难的部分真相方才有机会为人们知晓。可气的是，不论是河南省行政当局，还是重庆最高当局，依然不愿正视灾难，依然以为家丑不该也不能外扬。于是，新闻封锁、反封锁，又加剧了这场大饥荒的严重程度。

冯小刚《一九四二》鸿篇巨制还没有来得及看，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也不曾细读，我只是凭借一个历史工作者的职责、知识，介绍这场不该如此严重的大饥荒何以成为中国历史最难言的记忆，期待未来中国不再发生类似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