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历史系博士生导师、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华东师范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现代中国与世界联合研究中心中方主任，兼任上海市社联常委、上海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理事。先后在香港中文大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哈佛大学、台湾"中央研究院"、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和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日本爱知大学担任高级访问学者或客座教授。主要从事二十世纪中国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的研究以及上海城市文化研究，近著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启蒙的自我瓦解》(合著)、《大时代中的知识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交往》（合著）、《启蒙如何起死回生》、《当代中国的启蒙与反启蒙》等。《中国知识分子十论》一书2005年获得首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

许纪霖回首大学生活,深感当年整个校园充满着理想主义的氛围。“它塑造了我的青春，我的灵魂，还有我的思想。”

1978-1982年，许纪霖在丽娃河畔的华东师范大学就读。许纪霖回忆：“新来的党委书记施平，他当年是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曾经领导过浙大的一二.九运动，老蒋还专门回浙大，因为浙江是他的老本营，老蒋竟然还和施平这个学生领袖当面对话。因为施平是老干部，‘文革’以后复出，他到我们华东师范大学当了党委书记，他就是一个非常有理想、有情怀的人。他让我们做的第一件事情非常有理想情怀，丽娃河淤泥本来说让民工来挖，施平说：不要！让大学生锻炼，去挑河泥，把水抽干。挖河泥是很辛苦的工作，我是下过乡的，还承受得起。我们有些没下过乡的同学，整惨了。结果挖下来，要给学生补贴，贴的钱超过给民工的钱。但是这个理想主义的书记觉得这是给学生最好的教育。”

1982年的国庆节，在华东师范大学共青操场，新党委书记夫妻带头让男男女女学生跳集体舞。现在学生对集体舞觉得很老土，可是在1982年，男生和女生之间还是有一条界限的，那个时候领导是思想解放，风纪开放是走在整个学校前面的。许纪霖说：“后来我们学校一些冤假错案的平反，比如说著名的莎士比亚专家孙大雨是大‘右派’，在复旦待得不愉快，党委书记把他引进到华东师范大学，重用一些‘右派’，都担任一些重要的教学研究岗位。我们当时出了一个英雄王申酉，王申酉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已经认识到那是一套农业社会主义的路线，1977年被枪毙了。那当然是个大冤案，也是这个书记花了很长时间，最后由中共中央决定，隆重地为王申酉召开一个平反大会。华东师范大学有非常好的思想解放氛围，每天各种各样的讲座不断。”

在1990年代后期，许纪霖多次到台湾进行学术交流。他说：“很难想象这么一个小地方有这么多优秀的学者，做出这么辉煌的成绩。这让我们汗颜。这是一种风气，在台湾没有中断。我们被运动给断了，老先生曾经一度挣扎，在1980年代恢复，结果1994年市场经济一来，又断了。”对很多人看到台湾电视上政客在打架，许纪霖认为：“了解一个地方不能看电视，电视具有欺骗性，几十个人的游行，可以在镜头里面夸张成好像有几万人。如果仅仅看电视，会觉得台湾乱得不得了，但是实际上所谓的乱也就是政界而已，他们的社会还是很安宁，社会和政治已经分离了。”

2011年，许纪霖到高雄开会，因为他很喜欢电影《海角七号》，特意去恒春半岛旅行。当许纪霖正在等从恒春回高雄的大巴时，一个黑车司机过来招揽生意，许纪霖说：“谢谢，不要。”过了一会，来了一辆大巴，黑车司机说：“你们要坐的就是这趟车，不要错过。”许纪霖听了很感动：“我们拒绝了他的车，但他好像对乡里乡亲一样，主动地告诉我们，这是他为人善良的本能。我很难想象在大陆会碰上这种事，一般拉生意的巴不得你错过了这趟车，下趟车要过一个小时才来，于是他的生意就做成了。但台湾民众却有一种从民国遗留下来的淳朴传统。”而对两岸交流的不断深入，许纪霖相信会互相影响。

许纪霖感慨：“我活到现在，觉得很满足，经历了一个太大的时代。如果我退休以后，做研究不如年轻人了，我一定会写回忆录，把我对亲历的时代的一些事件和我的一些看法写下来。”

中国文化的普世性

时代周报：美国的学术界像史华慈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研究中国的思想史，或者是中国古代的哲学，有没有一些新的眼光可以启发我们现在的学术思考？

许纪霖：张灏先生一直说，美国人都把史华慈看小了，以为他是一个中国问题的专家，实际上史华慈是一个比较文明的大家。他最早是研究欧洲文明，偶然的机会才转向研究东亚中国文明，所以他对中国文明的研究有比较文明的眼光，他对中国文明的很多思考也是放在世界文明的意义上来评估的。很有趣的，很多人去寻找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不同的地方，史华慈更多地来看东西方文明相似的地方。他始终是一个人类主义者，世界主义者，既不是一个特殊的西方主义，也不是一个特殊的东方主义者。为什么中国在文化上走不到世界的巅峰，最大的问题是，近代以后，民族主义出现了，这个眼界越来越小，眼界小是因为胸怀小，老是看到眼皮底下中国这些事情，不能再像古人那样放在世界的眼光里面来看中国。如果你能够从人类，从普遍人性，从全球的目光来思考问题的话，那就会获得其他民族和宗教传统的文化人的共鸣。

时代周报：你2001年去哈佛大学，发现美国学者对中国的看法会不会慢慢有些变化？

许纪霖：哈佛是一个世界主义的大学，什么样的声音都有，什么样的学者都有，哈佛真的可以被称为世界学术的麦加圣地。如果是哈佛研究中国的学者，他们是很了解中国的，但是非中国研究的学者，之前不再关心中国，2008年之后越来越重视中国。十年前整个世界还在唱衰中国，觉得中国总有一天要崩溃。但十年以后又倒过来了，到处是唱盛中国，老外比国人对中国的未来要乐观。然而，中国学者在国际的地位和影响还是比不上印度的学者。这里边有很多的因素，一个是语言的隔阂问题。第二是我们的胸怀太狭窄，我们无法在人类普遍层次上思考问题，通常只是考虑中国的问题。我们要将中国的特殊文化和特殊道路提升到普世文明的高度，一方面将普遍性内化为我们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又将我们的特殊性当中发展出新的普遍性，这才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世界使命。

时代周报：你的研究里面，跟张灏先生研究近代史有很多碰撞或者交流的地方，张灏先生特别强调“幽暗意识”。

许纪霖：如果说在人格上对我影响最大的是王元化先生，那么在学术上影响最大的就是张灏先生。张灏先生受到史华慈先生很大的影响，也是得其真传的弟子。我对史华慈先生所代表的问题导向的思想史研究传统充满敬意，心向往之。待我去哈佛的时候，史华慈先生刚刚过世，但我从张灏先生那里看到他的影子、思考的方式，对复杂性的思考，对人的幽暗意识的思考，对历史当中多歧性的思考。张灏先生提出的很多命题，比如幽暗意识、双重权威、两种秩序的危机等等，都是很重要的命题。中国学者喜欢做开天辟地的研究，觉得什么东西都没受到人家启发，注释都是一手文献，什么思想都是他首家独创的。实际上，好的研究一定受到了前辈和同代人的启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代一代地积累智慧，最后慢慢攀登到某个高峰。做研究是要有些家法的，你认同哪一个家法，就按照这个家法做下去，同时又把其他一些传统结合进来，有继承又有变异，这就叫创新。这几年，我们国家老是提倡创新，但创新的前提一定是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又发展传统才能真正的创新。

所谓的民国范儿

时代周报：你为什么特别关注人道主义？

许纪霖：当代中国有两个知识分子的精神领袖，一个是王元化，一个是李慎之。讲到王元化先生，我认为，一个人年轻时读的书塑造了一生的人格。王元化先生是19世纪之子，因为他年轻时读的是19世纪欧洲特别是俄罗斯的文学，充满着人道主义的关怀，所以他一生注重人的尊严。到了19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自由知识分子里，这两位实际是标志性人物，所以称为“南王北李”。他们两个都是启蒙的领袖，但是他们对启蒙的理解是不一样的。王元化更重理性，他觉得中国不仅需要坚守启蒙还要反思启蒙，而这种反思启蒙是理性的，要充分地意识到启蒙当中的负面，它的阴暗性，然后来发展启蒙。而李慎之先生更多地看到启蒙当中的正面的意义。所以，我觉得这两位老先生，王元化像清代的戴震，义理与考据并重，更强调知识、学理的意义。而李慎之更像王阳明，注重要道德实践，要说真话。我称之为“道相同路相异”。两个人是不同的人格，我和王先生接触更多一点，李先生毕竟在北京，但每次到北京我也会去看他，我同样对他有很高的尊重。两位先生都有各自的魅力。

时代周报：现在很多人怀念民国范儿，你怎么看？

许纪霖：民国范儿，当然我说是一段神话，但那段神话有真实的成分，并非完全虚构。但是，现在民国范儿之所以被传奇化了，实际上，我们要知道怀旧也是一种批判，一种是对未来的展望，乌托邦是一种批判。但这种批判不是说绝无来由，无中生有，的确也有所本。民国也有很多黑暗，但是我也怀念民国曾经有的光明。我很欣赏中央电视台拍的八集电视片—《梁思成林徽因》，史诗般地把民国最优秀的那代知识分子展现出来。有些人注重的是他们的一些外在的贵族的东西，这些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心灵、内在的精神，这种东西今天已经缺失了。革命给知识分子带来的是浮躁、激进、充满着戾气。这个世俗社会又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平庸、功利、小家子气，但是缺少的是那种民国范儿，就是那种雍容大度、心平气和、追求进步又很温和，身上有贵族气，对民众有同情心、不亢不卑，那的确是一种范儿。现在还看得到这种人物吗？很少了。

时代周报：不过，我常常觉得历史里面有很多幻象，现在民国范儿里面有太多理想和想象的成分，如同我们现在看《世说新语》，觉得六朝人物很风流潇洒，但读正史会发现，很多风流潇洒的人物也有很龌龊的一面。

许纪霖：一个时代永远有龌龊的人物，也有高风亮节的人物，所以我们从来不以一个时代的低标准来衡量一个时代。因为任何一个时代都有这些肮脏、平庸的小人，没有一个时代这么纯洁。但是一个时代伟不伟大就看它的精英，它能产生一些什么样的英雄豪杰、正人君子，那是代表一个时代的高度。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低度，但是，每个时代的高度是不一样的，这是一个评价标准。第二个标准，我称之为风气。每个时代都有坏人，但不是每个时代的坏人都能当道，都能神气活现的。所以一个好的时代，哪怕是坏人都不得不伪装成君子，哪怕他是伪君子，因为他知道君子才代表了受人尊重，小人是不受尊重的，所以他即使是小人，表面还要伪装成君子，这叫伪君子。一个好的时代，是君子当道的时代，正派人当道的时代。一个坏的时代，小人当道，风气很坏，而且小人都是趾高气扬，以小人为荣。所以，从这点来说，民国的坏人，也和今天一样坏，但是，民国曾经有过的君子今天已经依稀了。今天有些人很虚伪，明明把儿子、老婆送到美国去，还口口声声说要反美，现在这种人太多了。

时代周报：时代背景不一样，但是人性恐怕一千年都没有太大的变化。

许纪霖：所以，我还是蛮喜欢做个案研究。到今天我也觉得有时候做个案非常得心应手，做起来是非常熟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