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来说，钱谷融先生的家里已经没有书房了。他早年的藏书，大约有一万册，都送给了学生和朋友，只留下了两种书，一是解放前他买的外文书，二是他自己喜欢的古代文学的书。

章太炎晚年卜居苏州，写诗说：“不是阳澄湖蟹好，今生何必住苏州？”钱谷融先生大隐于市，虽没有万顷阳澄湖为伴，却总算得了一个碧萝湖，他也写打油诗道：“不是长风公园好，今生何必住二村？”

现在没人知道华师大旁长风公园里的小湖叫做碧萝湖了，钱谷融却依然记得。天气好的时候，这位 96 岁高龄的老人还能从华师大二村的家里一直走到碧萝湖边，看两眼湖水，也许还能想起 50 年代公园建设那会儿，他还曾在里面背过土。

华师大二村刚建的时候，四周都还是农田。如今它已身处闹市，小区里却依然一片幽静。除了他的同事兼好友徐中玉，钱谷融可能是这个小区里年纪最大的人了。徐中玉先生今年已经 100 岁。

自 1964 年从华师大一村搬来这里，他一住就是 50 年。屋内前年刚装修过，显得焕然一新。刚进门，就闻到一股强烈的奶味，原来外孙女的女儿刚出生没多久，现在正把他的书房当作自己的小窝呢！

严格来说，钱谷融先生的家里已经没有书房了。他早年的藏书，大约有一万册，都送给了学生和朋友。“让他们随便来挑！”只有两种书是不能带走的，一是解放前他买的外文书，二是他自己喜欢的古代文学的书，比如《世说新语》，他就收了 6 个版本。

外文书放在原来的书房里，但隔了一张很大的保姆床和婴儿床，无论如何也够不到，只能远远地看到，年代久远封皮斑斓，具体是些什么书，就看不清了。余嘉锡版的《世说新语》倒是一直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钱谷融以现代文学批评名世，最爱的却是魏晋文学。

“我是实在不喜欢现当代文学的！”他突然说起这句话，惊了我们一跳。但他说自己喜欢魏晋文学，倒是很有迹可循。“伍叔傥先生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钱谷融在中央大学念书时，中文系的老师伍叔傥就很爱好汉魏六朝文学，自称就是做“衰”文的（苏东坡说韩愈“文起八代之衰”）。

除了学问的兴趣，其他各个方面，似乎都能在钱谷融身上看到伍叔傥的影响。比如伍叔傥性格自由散漫，仰慕魏晋风度，主张不立文字，生前一部文集也没有；钱谷融刚出的文集，也只有薄薄四卷，除了信札序跋访谈，真正的“著作”大约也只有一卷，篇幅虽小却每则都很有趣。

外文书放在原来的书房里，现在是刚出生的外孙女的女儿的育婴室。

当然还有下馆子的嗜好。据说炒虾仁、炒鳝糊、砂锅鱼头和炭烤猪颈肉是钱谷融最爱的四道菜。“龙虾当然也爱吃，但太贵，吃不起”，他笑笑说，完全看不出来是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伍叔傥当年也是每日必下馆子的，下馆子时当然免不了带上钱谷融这个爱徒，时间久了，便养成这样一张刁嘴。这个“小资”作风在解放后也没动摇过，甚至在一次批判会后，他“立刻与家人一道，租乘三轮车外出下饭馆吃饭去了”。

不过他最爱的“四大名菜”的名单，随着年龄的增长，肯定变动过。“现在老了，反而不大吃素菜，咬不动！” 四个菜都是荤的，这样的心水名单，注定入不了美食家的法眼，但对一个已经“不逾矩”的老人来说，还有什么比能吃猪颈肉更幸福的事情呢？

B=《外滩画报》 Q=钱谷融

B：现在每天的作息时间是怎样的？

Q：每天早上 7 点钟起来，吃了早饭后就看看书、看看电视，没别的事情。看书么，我喜欢看美的文章，不管中文外文，只要是美的文章，我都要看。《世说新语》随便什么时候拿起来看都好的，我喜欢余嘉锡的注本。下午要睡午觉，大约两点起床，4 点半还要散步。

B：你以前写文章说自己喜欢下馆子，现在还下馆子吗？

Q：馆子还是经常下啊。那时候好馆子不多，我一般是半年吃一家，这半年里专门在这一家吃，下半年再换另一家。没几家，都吃遍了，什么扬州饭店、国际饭店。

B：除了下馆子，你当时还有什么爱好？

Q：看电影和听戏。看电影要到大光明看美国片，40 年代的美国片真是好。听戏我主要听京剧、昆曲和越剧。我喜欢听袁雪芬的，但她后来演《祥林嫂》，就可惜了，这个戏剧本不好。

B：当时看美国片都没有中文字幕，你英文是什么时候开始学的？

Q：我小时候没学英文，中学念的是江苏省立师范，也不教英文。上了中央大学后才学的，当时的英文老师是柳无忌，柳亚子先生的儿子。我也很喜欢去外文系蹭课，外文系的老师是俞大缜、俞大。当时中文系的老师都是西装革履，外文系反而都是长衫，很有趣。

钱谷融以现代文学批评名世，最爱的却是魏晋文学。余嘉锡版的《世说新语》一直放在触手可及的地方。

B：王智量老师说，他在“反右”的时候写过一篇文章批评你，给你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事情后来怎么样了？

Q：他后来也来和我说过的，他也觉得不好意思。但我后来没有被打成右派。

B：《论“文学是人学”》这篇文章，当时写的时候有想到过会产生这么大的反响吗？

Q：这句话本来是高尔基的意思，当时第一个跳出来反对的是南京师范大学的吴调公。我本来是要被划右派的，但是周扬说，就当做学术问题来研究吧。可能我就这样没有被划。另一种说法是，柯庆施说，要留两个活老虎，都是死老虎将来批判没有意思。两个活老虎，一个是我，一个是复旦大学的蒋孔阳。但我自己猜测还有一个原因吧，当时系里徐中玉、许杰、施蛰存都划了右派，我再划，就没人上课了……

B：当时你在中文系上哪些课？

Q：教我最不愿意教的现当代文学啊！我是实在不喜欢现当代文学的。主要还是文章不好，除了鲁迅和周作人，其他都不大喜欢。

B：前几天过世的夏志清先生对张爱玲和沈从文的评价很高，你怎么看呢？

Q：我解放前没看过张爱玲，也没听说过她，可能主要因为抗战时我在重庆，她在上海。她比我还小一岁。是后来才看的，觉得不错。她后来红的时候，我已经不教书了。

B：可你曹禺也讲得蛮多的啊。

Q：曹禺我解放前在重庆经常看他的戏，有他自己导的，也有他自己演的。他也给我上过课。解放后写曹禺是因为有一次看电视，里面正在放《雷雨》的话剧，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完全概念化的表演，和解放前石挥演的不能比。当时正好有发文章的要求，我就写了一篇，谈自己对《雷雨》的感受。

B：那现在还有让你生气的事情吗？

Q：现在气也不大有了，还生什么气……我年轻的时候脾气是不大好的，解放前我还在交大的时候，就公开写大字报批评教务长。

B：现在还去书店吗？

Q：也不去了，本来常去常熟路的旧书店，许多书都是那里买来的。福州路当然书店多，但离得远。

B：那现在还写东西吗？

Q：不写。我年轻时也不大写东西的。年轻时都是别人逼我，我才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