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是真正做学问的人，做学问是天下最老实的事，如有不老实的地方，就怕王老师的镜子照。

王运熙老师很低调，所有见过他的人，都觉得他是一个“蔼然”长者，谦谦君子，即之也温。其实，作为他的学生，我们都有点怕他，因为他在“蔼然”、“平和”的外表下面，内心有一股学术的精光。我第一次见到他，就听他批评某个名家，让我很吃惊；他会参与报刊上的学术争鸣，也要求我们参与。他上课的时候说，学术争鸣是他论文题目的来源之一。他的思想像剃刀一样锋利，虽然批评的话轻声轻气，语气温和，但只要经他批评轻轻一碰，问题就会出血。

王老师是真正做学问的人，做学问是天下最老实的事，如有不老实的地方，就怕王老师的镜子照。

1984年我考进复旦，成为他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的时候，我很担心，王老师和他的学生都很谦虚、很平和，敏于思而谨于言，不像我这么露才扬己。但也有人对我说：“王先生其实很喜欢说话的学生，他是很期待人家说话的。”经常是，说话的是学生，他是听众；偶尔发言，都是按语。

入学的时候，他就给我们讲“信古”、“疑古”和“释古”三派，他说他是“释古派”。释古的文章差不多有三个目的：一是弄清真相；二是解决问题；三是揭示规律。

王老师要求我们多写论文，少写书。因为书要求完整，有些别人讲过的地方你不得不重复。写论文则是自己独立的观点，他所有的论文都是解决一个问题的。譬如他写“中国的叙事诗为什么这么少”、“吴声西曲中的扬州”，通过资料分析、对比，得出结论，此扬州不是那扬州。

怎么写论文？王老师说：文章不仅要写“其然”，还要写“其所以然”。我们很多学生文章写不好，往往都只写了“其然”，没有写“所以然”，所以写不深，写不透。

从做学问的方法上说，王老师写文章主要是用历史学的方法，文史结合，以归纳为主。通过归纳、对比，弄清真相，解决问题，并抽象出事物内部规律性的问题。

王老师的论文，专论多，通论少。当时学界强调宏观研究，但王老师对我们说：他是“中观研究。”他一直用“中观”的眼光做“微观”的工作。有几次他讲他是“小宏观”，我不知道有没有“小宏观”这个名词，我想是王老师的发明。

从文学史到批评史，王老师的研究，一贯奉行实事求是的原则和方法。他复原文献中的思想含义，不作任何添加；遇到矛盾的材料不绕过，而是正面分析，解开谜团。在辨析古代文论中的名词、术语、概念、范畴，解决“小问题”的时候，王老师用的是大的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的背景。譬如孔子说的“文质彬彬”，到底是什么意思，以前人一直没有说对。王老师说，那是两种风格的融合和调和，不是思想加内容的关系；对《文心雕龙》“风骨”的辨析，什么是“风”，什么是“骨”，他的阐释也成为学术界一致公认的观点。他重视权威，但不迷信权威；甚至对陈寅恪也是如此。王老师的文章，经常可以用作学术的“矫正器”。

王老师为马茂元老师的学生答辩，那位学生把吴融的诗歌抄错了几个字，王老师批评不是就事论事地说你“抄错了字”，而是看出抄错的地方都是平声字抄成仄声字，就说他“可能不懂诗词格律和平仄”。那位学生果然承认不懂平仄。

这种清晰明了、一语中的，以少胜多、以简驭繁的事，不仅表现在学术上，也表现在平时的生活里。他会说最平易、最普通、最老实的话，别人听起来却是大智大慧的哲人经过磨砺才能说出的话。

1986年，《文心雕龙》会议在安徽师范大学召开，去黄山回来的路上，两辆破旧的公共汽车在黄土路上一前一后地开。我和王老师、顾易生先生等人坐在第二辆车里。六月的天气，车窗开着；前车在黄土路上扬起的灰尘，滚滚直入后车。用衣角已经不行，有人用毛巾捂住鼻子。我对坐在身边的王老师说：“要是我开车，我一定把车超到它前面，让它吃我们的灰。”王老师说：“你开到前面，前面还有车。”一句话，车上的人都笑了；但是，王老师不笑。

还有一次，也是在外地开学术会议，会议结束了大家在街上走，一个女生怕王老师眼睛不好走路摔跤，就挽住王老师的胳膊走。这时，骆玉明从后面赶上来说：“啊！王老师，你这样，我回去要向师母汇报的哦！”王老师说：“师母就在后面。”骆玉明回头一看，王师母果然就在后面一两步的距离。王老师说了一句真实的话，骆玉明以为王老师不动声色就解除了来自他的威胁。

最有趣的是，王老师一面教学生，一面写论文。他的《文心雕龙探索》一书，就是教研究生的时候写的。文章写出新观点，他马上放到下节课去讲；因此，一学期课上完了，他的书稿也差不多完成了。

《诗品》也一样。他指导我研究《诗品》的时候，就一面写《诗品》的文章，我们都知道。我们说，我们要和王老师比赛写论文。我的　《论宫体诗的审美意识新变》，就是王老师在课堂上讲闻一多《宫体诗的自赎》，我们和王老师比赛写成的。

王老师一直叫我们“把书写薄。”一句话说清楚的，不要说第二句话。他最初出版的《六朝乐府与民歌》《乐府诗论丛》　都是薄薄的，但学术质量非常高，影响非常大，至今被日本学者奉为经典。但现在为了评职称，为了考核，我们写书、写论文都是“昨日春如十三女儿学绣，一枝枝不教花瘦。”非把薄薄的书写成馒头，写成砖头，写成枕头，不罢休。

也许是时代变了？规则变了？衡量学术的标准变了？我们现在都朝着“国家项目”高歌猛进，朝着国家规定的A刊、B刊、C刊万马奔腾；　朝着哲学社会科学的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吹起冲锋号。因为每年年底要考核，有的学校严，有的学校松。但不管严松，都要考核。

像鲁迅先生的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那么好的文章，已经不算成果。因为它发表的刊物不够级别，不属于今天的A刊、B刊、C刊。假如鲁迅填表格，他会发现，在年终发下来的表格上，找不到可以填他这篇文章的“空格”。

现在是不是成果，不看论文，要看刊物是不是国家指定的。在这种情况下，顾炎武的《日知录》、钱大昕的《十驾斋养新录》、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王念孙的《广雅疏证》　都填不进表格，不算成果。十年磨一剑，五十年磨一剑也白搭。但我们仍然会静下心来，遵照王老师说的“板凳要坐十年冷”，要耐得住寂寞。不管进不进表格，算不算成果，我们都要像王老师那样真诚地做学问。

王老师的人品、学品，不仅能进正史里的“儒林传”，也能进《世说新语》的头版头条。如果他进入《世说新语》的“德行”、“言语”和“文学”条，在众多的人物里，他一定是“实事求是”、“风清骨峻”和“文字简省”的代表。

躺在病床上的王老师，对待病魔，对待命运，对待学校的公与不公，他总是一句话：“我想得开。”因为真正做学问的人，不会过多地关注那些身外之物。

如今，王老师已经离开我们，走了；挽胳膊也挽不住。在沉痛悼念的同时，我们脑海里留下的，永远是他亲切和蔼、冬季来临时早早就戴上口罩和围巾的形象；永远是每年年初二去他家拜年，我们围坐在他身边，恰如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学生各言其志，他做点评的情景，都成了永恒的记忆———一起定格在《论语》侍坐章的氛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