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我很容易就成了标题党的俘虏，比如李承鹏的这本《你是我的敌人》（外文出版社，2013年5月），剪开邮包刚看到书名的时候有点吃惊，心想如此挑战性的口吻真是有点痛快。马上联想到前些日子慕容雪村那封写给一位陌生人的信，觉得是“敌人”文体出现了。然而再一眼看到封面上有“爱情小说”几个字，顿时回过神来。再到网上一查，才知道这本爱情小说已是N年前的事，我是彻底的孤陋寡闻。作为小说，不能说《敌人》写得有多好，但愣是有一股朴素的青春气息和情感力量，令我一口气就读完。杨一北漂，亡命天涯，为了朋友或为了爱情可以上天入地狂奔怒吼。然而，菩空树在弥留之际说的那句话使他最终醒悟过来：“不要轻易去爱一个女人，爱她多深，伤她多深，爱一个人，却成为她今生最大的敌人。”（第238页）在此之前杨一已经领悟到：“生活，真的可以变得很简单，只要你不妄图去深深地爱。”（第91页）在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之间，到底是相爱，还是相害？更形象的说法是，爱情就像一把漂亮的刀子，握得越紧，伤得越重。在回答记者采访的时候，作者说：“在感情上，其实我们根本没有自以为的那么坚强，我们脆弱得一击即溃。”这些话放在网络言情文字泛滥的今天，可能“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但似乎仍然有一种清新的残酷气息。

小说中的“敌人”来自于2003年的 “非典”，在隔离、闯关、追查中的邂逅，卓敏出现了。清丽夺人，骄傲凛然，漂亮得使人看到她“就像吃到春天里的第一口雪糕”（第25页）。她保持着早上练功的习惯，她对她的小狗自称是妈妈，她有时会忍不住把杨一咬得很疼，她还会说“我以为你将是我的开始，想不到你却是我的再一次结束”（第84页）。然后就是一次次的消失、出现，每一次出现与消失都仿佛是命运的安排与考验，交织着劫难、背叛、残酷，一次次地牵动和切割着“我”最强烈的情感神经。从情节安排来看时有牵强，有过分夸张之嫌，卓敏的形象也不无概念化之弊，但是与爱情中的那种宿命般的搏斗相比，这些都不重要了。小说最基本的成功，就在于能有一股力量打动读者的心，《敌人》做到了这一点。这种力量来自对爱的自然而然的体验、追求、相信、执著和抗争，来自“你是我的爱人”这么一句最朴素的话语中。

但是，为什么爱与相害竟然会如影随形那样不可以分开？有什么理由说爱就是对所爱的人最大的伤害？小说家通常喜欢以这种极端的冲突伦理作为贯穿故事的核心观念，不少人也喜欢以这种方式领悟和概括生活，先别管是否受到小说中观念的影响。然而，生活毕竟不是小说，越是极端冲突的概括就越是并不具有普遍意义。所谓“爱，是最昂贵的按揭，时间越长，利息越沉重”（第86页）、“爱，就是对所爱的人最大的伤害”（同上页）等都只是一种极而言之的爱情宿命观，是小说而非生活中的常态。因此，只有很少人体验过为什么在爱情中“你是我的敌人”。

《欧洲形成中的亚洲》（唐纳德·拉赫著，周宁总校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3月）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有人认为它能匹配它所记述研究的那个伟大时代，足以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历史巨著相提并论。这几天不断翻看这十一册皇皇大书，深感全书结构之宏大、视野之广阔、叙述角度之多元、处理史料之浩瀚，的确必须承认它是传统史学中的宏伟巨著。尤其让我感慨的是，这一庞大工程来自作者读本科时听课中的一个疑问：关于历史上亚洲如何影响西方的问题，看起来似乎罕有关注。然后他几十年如一日地研究这个课题，力图完成相关的写作（第一卷，前言）。想起三十多年前在历史课堂上，我们也曾与老师讨论过一些自以为应该深入做下去的课题，结果后来都没有付诸实践。还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位同学专门就汤因比以后是否还有人会写出像《历史研究》那样的巨著而与老师讨论，那时我们似乎已经感觉到这种全知式的巨著不再是史学研究的主流。然而，今天看着唐纳德·拉赫的这部巨著，想到以一人之力耗尽毕生心血尚未能毕其功于此生，其博学、勤奋、执著仍是令人钦佩不已。

该书第一卷《发现的世纪》（第1、2册）从详细分析十六世纪欧洲国家的商务文件、传教报告及文学作品等文献出发，追溯了当时欧洲人对亚洲的认知状况与想象。作者在这条历史长河的源头考察了涓涓细流，具体而深入地建构起历史上的欧洲如何发现和接受亚洲的全知式论述框架，书后丰富的分类文献索引也证实作者有着极为博学的视野和扎实的史料研究功力。第二卷《奇迹的世纪》（第1、2、3 册）以丰富的历史资料研究了亚洲在技术与艺术、制度与体制、文学与观念等各个方面对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时代欧洲的广泛影响，一反过去西方史学界总是强调西方影响东方的观念。第三卷《发展的世纪》（第1、2、3、4册）首先从贸易、传教和文献的角度全面研究了欧洲现代向东方扩张的各个方面的问题，对东印度公司、耶稣会等机构在亚洲的活动都有深入系统的研究；然后是对南亚的论述，通过对欧洲十七、十八世纪有关亚洲的文献著述的研究，勾勒出“欧洲的亚洲形象”的详细图景。继而对东南亚诸国及地区的知识如何在欧洲传播、如何建构起欧洲的东方形象进行了繁复的叙述，最后的东亚部分专门论述了中国与日本对欧洲现代文化尤其是启蒙运动的影响。

但是，如此庞大的篇幅和丰富多元的具体论题，要作出一种简括的内容综述显然很困难。中文版的总校译者周宁教授的“总译序”对该书进行了较为全面的介绍，对其得失成败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也作出了比较客观的评定，对读者帮助甚多。对这部巨著在学术上的缺陷，他提出了几个方面的问题，概括起来主要是：一、对亚洲知识缺乏整体性思考与理论概括，大量繁复的史料几乎淹没了作者的观点；二、在结构与意义上缺乏完整性；三、从反“欧洲中心论”出发，结果却是变成某种“反欧洲中心的欧洲中心论”。这些分析都言之成理，其中有些批评性的分析甚至是很尖锐的：“拉赫只是满足于指出一些明显的亚洲物象与某些风格、样式或精神特征上的类似，缺乏影响上可实证的讨论。空泛地讨论诸如影响、冲击、启发、渴望、模仿之类，而不提供可分析的实证：单一地讨论作品与风格，而不思考社会文化与历史语境，不分析艺术作品影响相关的文化历史意义，总给人一种研究不够深入的印象。”（第一卷，“总译序”，第45页）我认为更准确来说，全书虽然提及了无数具体的文献、物像，也提供了汗牛充栋的详细注释，已不能说是空泛讨论了；应该说，它真正缺乏的是有重大意义的个案式实证研究。

但是，在今天的历史博士论文生产线上，个案式研究已经成了通例，研究的“实证”与“深入”已经成了进入历史学殿堂的基本前提，然而对历史的真实感知和对其价值与意义的由衷理解却不见得有了多大进步。读刚出版的《东方历史评论》（01，许知远主编，广西师大出版社，2013年5月），题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历史”的发刊词中有一段话：“历史写作应当首先帮助读者重塑当时的情景，辨别当时和现代的相同和差别，并且能让读者体会当时的潮流、感情和风貌，最后才能给出那些值得尊敬的成就和令人痛心的失败背后的分析和结论。换言之，历史写作首先是让读者生活在历史里，其次才是让我们生活在当下。”作为历史系的老学生，我很认同“活在历史”与“活在当下”这种关于历史写作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