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李景端专栏】我们自嘲是出版界四位“80后”。老朋友相聚，社会新闻，行业状况。朋友动向，乃至家务琐事，什么都聊。当然，谈及最多的还是出版。

初夏的北京，凉爽宜人。一天，我趁在京参加“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评委会之便，相约吴道弘和周明鑑二人同去刘杲家小叙。我们四人，年长的83岁，最年轻的79岁，所以我们自嘲是出版界四位“80后”。老朋友相聚，社会新闻，行业状况。朋友动向，乃至家务琐事，什么都聊。当然，谈及最多的还是出版。

我先通报了恢复《出版史料》刊号一事的进展：中华书局决定以《中国出版史研究》的刊名申请新刊号，总局已经受理，正在审核中。中华书局对接办这本刊物非常重视，就刊物定位、内容结构、发行策略等进行了认真论证。中版集团也表态，会在经济上给予支持。听到如此进展，大家均感欣慰。尽管有出版界领导主张恢复《出版史料》原刊名及原刊号，而在场的老人，都赞同改用新刊名，并支持由中华书局来接办。不仅因为中华书局具备资源、人脉、品牌等优势，还因为中华库存有一批珍贵的出版史料实物。鉴于商务的老仓库曾被烧过，所以现在只有中华有这项优势。以后这些史料可以选择公布，这对研究出版史很有好处。

周明鑑是位辞书编撰专家，时髦的说法叫“词典控”，一讲话总离不开词典。他谈到了辞书出版中“王同亿现象”，回顾了2004年因出版了一本《现代汉语规范词典》，而引发的词典“规范”之争。他深为辞书界抄袭与粗制滥造现象屡禁不止而担忧，还特别强调，编出头一本词典，要投入巨大的人力、财力与智力，而随后出版的同类词典，因有此前的词典可资借鉴，必然省力许多。但其中有些哪里是借鉴，就是玩文字花样，小改动，真抄袭。现在对头一本原创词典的版权保护明显缺位，母典的权益，缺乏应有的维护，这对保护辞书原创的积极性，无疑是很不利的。

一谈起出版业现状，老人们显得似乎有点跟不上“潮流”了。他们对当下有些出版人那种“追经济”和“去文化”的倾向，颇为反感与担忧。刘杲是出版界老领导，很关注出版业大事。前些年他写过一篇《经济是手段，文化是目的》的文章，在出版界很有影响。那天我问他，对有些出版人只关心经济指标，心思全放在做大产业上这种现象怎么看。他回答，国家投入出版，主要的不是指望它来赚钱，而是要求它传承与繁荣文化。在处理文化与经济关系上，我国出版业有过优良的传统。商务、中华、三联这些出版老字号，在相当长的历史发展中，为协调文化与经济的关系，用事实做出了很好回答。现在是市场经济，出版部门自然要抓好经济，但做强经济，还是为了文化的发展。邹韬奋所讲的“坚持事业性与商业性相结合”，应该是出版业要坚持的经营理念。我很赞同刘杲的看法。今天出版业，在出版手段、阅读需求、以及传播技术等方面，都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对此，出版人必须坚守文化担当，充分发挥商业智慧，努力实现崇高的文化理想。

在座的吴道弘，是四人中年纪最大的。他一向斯文、寡言、和霭，从人民出版社退休后，被拉去主编《出版史料》，替人打工10年，直到这本刊物的刊号被挪用，还蒙在股里不知道，足见他“老实”得也够可以了。他现在还担任《中国出版家》丛书编委会的副主任，这又是一项艰难的文化工程。听他说，这套书的编撰工作遇到很多困难。笫一批计划写55位出版家，找作者很难。熟悉情况的没空写，有空写的又不熟悉情况，以至还有很多位传主，没有落实作者人选。此外资金也没到位。按出版资金补贴的规定，必须出书后才能拿到补贴钱，而现实是，没钱就出不了书。为了解决这个悖论，我建议不妨把这套丛书，按照统一的体例和装帧，分给几家有条件的出版机构联合来出。比如，好多位出版家都来自上海，何不把这些传主，分给上海世纪和上海文艺出版集团，由他们去组稿和出版。吴道弘对此赞同，表示会向相关部门反映。

眼看中午到了，我请刘杲带领去附近饭馆吃饭。因为人人谈兴很浓，这顿饭一直吃到饭馆中餐快打烊。结账时我才付二百多元，觉得既可口，又实惠，连忙向老板要了张名片。我说，下次约朋友聊天，还到这里来。临告别时，我对吴道弘说，我们三人，现在都用电子邮件联络，方便极了。惟独你，不仅不用电脑，连手机也不用。如今不用这些，那可真要OUT啦！他笑答，我尽量试试。

回南京不久，就收到吴道弘用快递寄来的古诗：“赠景端兄 人文关怀年复年，坦率真诚敢当先。良知勇于申正义，感君正气老更坚。”明知这是老友过誉的客气话，我还是拿去扫描后，用电邮发给各位“80后”同览。并且回复吴道弘：此诗你若用电邮发给我，一省你书写，二省我扫描，三省快递费，一按鼠标就收到。所以，赶紧找人学电脑吧。

(本文原载于：文汇读书周报2013年7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