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编按】在8月16日的第五期博雅论坛上，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肖东发老师跟大家分享了新时代的出版人到底应该具备哪些特征。他认为新时期出版人才，一个要有理想，一个要有理念，然后是高层次，还必须是复合型的人才。本文将肖老师的产学研理念跟大家一起分享。

肖东发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各位同学好，博雅出版论坛举办了五期，聂震宁理事长来讲了三期，非常感谢。博雅论坛确实是产学研结合，我们是学，百道网是研，我们一直想搞一个公益论坛，外研社是产，给我们提供了这块宝地，论坛就开起来了。三者产学研结合，再加上出版人和出版广角两个媒体阵地。出席的人越来越多，我觉得这个气氛非常好。

我的题目是——出版特别需要有文化理念的复合型高层次人才。

业界需要复合型人才似乎争议不大，我就不多讲。我重点讲前面的文化理念和后面高层次两点。我感觉出版产业对人才的供求发生很大的变化，以前是学校求着企业，现在是企业求着学校。上一期论坛主持任殿顺，是人民大学周蔚华的博士生，现在是中南传媒集团与北大联合培养的博士后，研究题目是社会化媒体的盈利模式。与他同级的博士后张博副教授研究题目是社会化媒体的内容生产，他原来是学计算机专业出身，企业和高校联合培养，他自身也是复合型人才，研究的也都是做一些企业急需的比较新的前言题目，即将出站的博士后张新华本身是印刷学院副教授，在中南传媒与华为合资的天闻数媒挂职搞研究，研究课题是“数字出版价值网’’。两年时间集中一个题目较为深入，不再仅仅是空泛的理论，目前这种形式培养博士后就充分体现出产学研结合培养高层次人才。

最近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又请我们培养五位博士后。我已经年近65，2012年就决定不再招收博士，关门了。结果还没有关上。2007到2009年培养了一个以新闻出版史论为题的博士后邓少根。现在产学研联合培养的博士后，都做有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课题研究。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研究题目。一个数字化转型，一个是上市融资。中国出版集团公司跟我们合作多年，一是我们熟悉的十几家子公司的历史，最近又希望让我们提供的集团下几个企业的上市募投资金的论证报告。可见，企业与我们院校的合作是多方位的，包括人才培养，这种合作肯定是产学研结合。

说到文化理念，这理念什么意思呢？首先要有自己的企业文化。最近余秋雨写了一本书叫《何为文化》说他的文化概念是最简洁的。我的文化概念更短，只有六个字：人为的，为人的。人为的，就是人创作的的东西。另外，为人的，就是有价值的，能满足人的需要。文化的内容和层次我概括为四个同心圆：最外层的是琴棋书画、文房四宝这些器物层面；第二层是行为层面，包括礼仪、习俗、节庆、禁忌等；再进一层是制度层面的，宗法制、科举制等。核心是价值观，我们称之为是理念层面。我用四个同心圆解释了文化包括哪些内容，最重要的是核心价值观。

比如说上个世纪上半叶，我们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创建了世界一流的教育和出版。商务印书馆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三，北京大学、燕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都堪称世界一流大学，培养出许多杰出人才。就是因为我们有一流人才搞出版和教育，上个世纪之初废除了科举考试，读书人学而优则仕的阶梯被砍断了。许多一流人才投身出版和教育，他们的理念非常清楚，蔡元培先生说“欲使国家振兴，舍教育而无他”。张元济先生的理念“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陆费逵先生说“救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在于教科书。”。我们的书业虽然是个小行业，确实与国家社会关系最密切的行业，也是最需要理念的行业。所以他们这些大写的出版人有板有眼地做出了一流的业绩。商务印书馆刚成立时，几个人凑了不到四千元。后来，二三十年之后，资本增长了千倍，不仅是四五万，而是四五百万。我觉得今天讲文化理念也是有现实意义的，建设文化强国之本还是在于教育，在乎出版。出版这个行业就产值而言是个小行业，但也是最需要理念的。陆费逵讲，出版人的思想最纯洁，最高尚的，出来的书能给人教育，反之，就比杀人犯还可怕，不是杀一个人，而是毒害一批人。现在我国的出版业一年出40多万种书，我认为一半是垃圾，是关系书、人情书、评职称的书。很多时候人们感叹“无书可读”“好书太少”。再说网上资讯，也是够多的，可谓铺天盖地，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特别是网络小说多得不得了。手机阅读存在“三低”现象：低俗、低质、低龄。

还可以画五个同心圆，最大那个圆，大数据！现在很流行这个词，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托夫勒《第三次浪潮》里就提到过大数据，可是大家没注意这词，光注意“信息爆炸”了。2009年以后才注意到，原来觉得价值不大，实际上价值极大地数据。“除了上帝，谁都需要用数据说话”。所以，现在大数据新书云集，大数据是最大的这一个圆。二维码，百道网、外研社都在做，手机一扫，里面既有视频又有文字图画，传递多少信息呢？然后，进一圈是信息，我在1992年把北大图书馆学情报学系改名为信息管理系，想多院校不以为然。现在，全国所有的图书馆学情报学系都改为信息管理系了。再进一圈是系统了的信息——知识。再近一圈是智慧。我们常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但是，我琢磨，既然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实践是你认识真理的一个途径。这些东西还得考虑。但是总的来看这五个同心圆，我觉得很有意思，多少能表明数据、信息、知识、真理的关系，我们一辈子都在追求真理。

但是我还有一个观点，可能会有争议。现在的媒体界限很模糊，数量很庞大。新闻、出报，广播、电视、网络，铺天盖地的。在各种媒体中起核心作用、唱主角、起决定性作用的是编辑。但是，新闻行业也说了，你是个好记者，不一定是个好编辑。你要是一个好编辑，一定能成为一个好记者。这个说出了编辑的核心作用。越是大数据越需要编辑，不是说可以跨过编辑直接发表，网上发表的信息多了，你能都相信吗？但是太烂了，经过编辑出版的就好些，把关人的理论还是有道理的。

那么，各种媒体的内容谁能组织好、编写好，需要策划、优化、加工、组织、规范，都是编辑的任务。就是一个网站网页也需要设计和组织呀，还需要分条。谁是头版？谁是头条？突出谁？怎么排？那不同的编辑就会有不同的排列，看分类合不合理。而这里，编辑就需要理念。差的编辑，他为了吸引眼球，弄些乱七八糟的标题，本来是好端端的《水浒传》，非得说成是”105个男人和3个女人的故事，赚取点击率。标题党的情况在座的肯定都遇到过。编辑的素质应该上去，不应该往下来。所以，我觉得编辑的理念越来越重要，随着现在信息技术的发展变得更发重要了。

现在有的出版社不要编辑专业的毕业生。多少还有“编辑无学’’的影响。其实我在高校，了解教学内容的改革。本科教育在教学里面很注意增加实践的内容和环节。注意与时俱进。比如说，北京印刷学院就很注意培养网络编辑，培养数字出版人才，像现在我们很注意业界需要的各方面的人才。百道网的右侧就是人才需求信息，大出版社需要什么人才，我经常让学生看，增加信息量，选编辑出版专业，不愁分不出去。

所以，在打造人才这方面，我们也加强实践训练。刚才有同学问，编辑还受什么影响？自己瞧不起自己。我认为，最早的商周时期就有编辑活动，比孔夫子还要早的，就校对《商颂》。你说孔子够早吗？他是孔子的七世祖正考父子夏过晋，听见有人把”己亥”念成“三豕”。这都是什么？最早的校勘学。

公元前26年，西汉刘向刘歆广辑各本，参校异同，分成六大类，编目、写提要，可以说西汉，我们就有分类学、目录学、版本学、辑佚学、校勘学等。这些治书之学实际一直沿袭下来。1959年北大开始培养这样的人才，与中华书局密切合作办起古典文献学人才，也是产学研结合。北大学生到中华书局实习，到什么程度，中国书店挑，说拿回你们中文系资料室古籍整理实习用，书局埋单。第一届有30个毕业生，分到中华12人，后两届也有一半分到那儿。

1983年、1984年，胡乔木给教育部写信希望在北大、复旦、南开设编辑学专业。那时候说没有编辑学，是不是？单纯解释成一般的编辑学了。北大中文系又开设编辑专业了。后来1988年，我们图书馆系开设的函授班。设立了”出版管理“专业。图书馆函授开始于1956年，1980年恢复，就能跟图书馆的业务结合，80年代大家知道，是什么？是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有的69级初中毕业生实际上是66-69一年初中课也没上过，到69年初中毕业了，名义上初中毕业了。所以就得补习呀。电大，函大、职大、夜大等等，都在开设函授班，我们1980年就办，后来1988年办出版管理班，与编辑学有联系也有所区别。后来，1995年北大编辑学专业从中文系转到信息管理系，包括出版管理，宏观管理，法律管理，行政管理，行业管理，文化管理，微观管理包括人、财、物、信息等管理。我们讲成立总局了，取消了多项审批制的条条，应该上升到法规管理的高度。

还应该权力下放，加强行业管理。版协、发协、印协等，总局改微观管理为宏观管理，改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很遗憾的是目前的行业管理都是变相行政管理。行业协会的一把手都是退下来的署长副署长。真正应该是企业自选的行业管理，非国有的工作委员会管理。宏观管理微观出版社的情况。那这是什么呢？产学研结合。符合现在我们培养高层次人才。已经到了什么地步？已经独立出来了。原来我们一直呼吁编辑出版专业，不要借鸡下蛋，或者在图书情报学下面、或者在新闻传播下面，应该跟他们并列。果然，我们在专业硕士学位目录里与他们并列了，独立了，成为与图书情报和新闻传播并列的专业，而且是专业硕士。专业硕士的意思就是，加强实用的、应用型的硕士学位，现在都招生几年了，也是实施双导师制，一个是业届的导师，一个是学校的导师。

比如，我们最开始讲经营管理课的时候，一半请出版社的社长来讲，副社长来讲，编辑来讲。还有我们建立很多实习基地，比如外研社，我们北大本科四年里头，第七个学期，要到外研社这样的单位实习4个月。几乎一学期的时间用来加强实践。当然，我们还要建设其他的基地，像民营出版基地——在江西金太阳教育。了解民营，我对民营一直是很尊重的，他们创造了很好的业绩。民营基地有，国营基地也有，北京的有，外地的也有。知识产权出版社，跟我们联系，能不能在他们那儿挂个牌，做学生的实习基地，或做研究所。这都是产学研结合。

所以，从学校的角度讲这些情况，可能大家也不是很清楚。现在出版业不是不需要人才，而是需要高层次的、复合型的人才，既需要本硕士人才，也需要博士后那一高层次的人才。原来，我是1979年念的”中国书史“研究方向的硕士，1998年成为博士生导师，看到编辑出版专业教育的发展，我也很高兴，同时和产业及研究院一直保持密切联系，我们每次博士生开题、答辩会，我们都会常请聂震宁、郝振省、周蔚华等。不是说你导师指明给谁评阅，一堆人名在库里，研究生院抽签搞匿名评审，以保持公正。

所以，我觉得这个题目挺好，产学研结合，可以说我们形成了一个机制，一个模式，形成了好的传统。我们这个论坛，也是产学研的模式，我们还要发展。我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提问环节

学生：老师您好！您认为现代编辑人才培养目标 专家和杂家如何平衡？

肖东发：这个是个老问题。首先编辑得爱书，得广泛读书，甚至当了编辑之后还得继续学习。杂家说的就是复合型的意思。专家这个意思呢？刚才说到的古典文献，比如他们的课表就有中国文字学，音韵学，版本学，目录学，都很专，都是治书之学。所以，专家是需要的。现在怎么处理，怎么平衡？问题在这儿，两种类型明确分工。在硕士阶段，我们就区分一个叫学术型，一个叫应用型，明白这意思吧？你说都培养学术型，个个都搞研究，有那么多研究院吗？都培养博士、博士后，也有一个去处的问题。所以，都是专家也不行。

我们现在的专业硕士许多院校都在招生，就是以应用型为主。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在学校论证要不要都写学术论文。从我的角度讲，必须得写学术论文，那能提高多种能力。但是也有老师说不必要的，说国外有写个报告、选题什么的就行了。所以，现在专业硕士培养应用型的人才，在学术要求上可以说减弱了一点，更注重实践性。你不能要求全国各大学都培养学术型的编辑，这还面临找工作的问题。编辑还有编辑的流程，编辑的实务。专业学位就是这样，那么少数的学校培养学术型，这样就把两种人才区分开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