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何明星专栏】在整个上个世纪，国内外的图书出版、发行的大环境比现在糟。国内有极左的意识形态，动辄上纲上线。国外呢？一些海外中国书店的经营者，坐牢、遭冷枪、书店被人火烧，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从经营环境来说，再严酷的经营环境，还有比这更甚的吗？但有些书店却坚持着走过来，进入了21世纪，而且还挺过了2008年横扫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法国巴黎的凤凰书店就是其中的典型。

实体书店日子不好过，业界一片叹气声，房租高涨，网店的低价竞争，经营环境日益严酷，全国许多知名书店纷纷歇业、关门。这股世界末日般情绪已经蔓延至图书出版的上游——出版社，去年的“纸介图书出版是否已经消亡？”的讨论就是这股情绪发酵的结果。

笔者私下里不以为然。在整个上个世纪，国内外的图书出版、发行的大环境比现在糟。国内有极左的意识形态，动辄上纲上线。国外呢？一些海外中国书店的经营者，坐牢、遭冷枪、书店被人火烧，随时都有生命危险。从经营环境来说，再严酷的经营环境，还有比这更甚的吗？但有些书店却坚持着走过来，进入了21世纪，而且还挺过了2008年横扫西方世界的金融危机。法国巴黎的凤凰书店就是其中的典型。这家书店今天在欧洲和中国，都已成为文化地理标志之一。不仅西方世界的汉学家常常聚会于此，许多到法国去的中国人、学者、留学生也都会“到此一游”。凤凰书店从1965年至今天，其从弱到强的半个世纪发展经验，很值得中国出版界借鉴和学习。

艰难的起步

凤凰书店于1963年开始筹办至今，地理位置一直都没有变过——巴黎塞巴斯多波尔大街。除店面外，还有8米的橱窗和宽敞的地下室，当时的租金每月为400法郎，租期六年，顶手费10万法郎（顶手费，指一手租户撤场时转手给二手租户而收取的一定费用）。最初由法中友协的克里希（法国共产党左派小组）成员筹办，以鲍里欧（Beaulieu）、杜布（Dukuy）的名义租下这个店面。店面租金则全部由中国方面出资支持。由于克里希成员筹办进程缓慢，而且把新中国从牙缝里剩下的外汇挪用于个人的生活费用，刚刚从中国回到巴黎的雷吉·贝热隆此时则受命接手该书店的筹办任务。

雷吉·贝热隆（Regis Bergeron，1923—2007），1923年出生在法国布里村的一个铁匠家庭。从小勤奋读书，后攻读文学和法律。二战时期参加抵抗运动，加入法共。新中国成立后，贝热隆成为最早应邀赴华工作的法国专家之一。1959年7月至1961年7月，贝热隆偕家眷居留北京，在外文出版局担任法文编审，为《中国建设》（现为《今日中国》）、《中国画报》和《中国文学》等期刊译文改定稿。其间，他受聘北京大学，主讲当代法国文学。他兢兢业业，改稿执教不辞辛劳，毫无怨言。中国自己培养的知名法国文学专家中，不少人曾师从贝热隆先生。为表彰他的杰出贡献，周恩来总理给他颁发奖章，毛泽东主席还亲切接见了他。

贝热隆1964年接手凤凰书店后，书店的管理成员有五人，克里希成员占三席，贝热隆任主席，另一席由贝热隆提议，将富有书店经营经验的波桑夫人（Beauchanps）吸收到书店管理成员中来。装修地下室，办好产权转移，并向巴黎产业局办理书店登记等相关手续，同时办理图书进出口许可证。经过一年多的筹办，终于在1965年1月开始对外营业。

根据相关档案显示，凤凰书店在筹办期间，除中国方面支付的10万法郎租金顶手费之外，包含书店装修费支付了0.5万法郎、工程改造费1万法郎、书店建设费1万法郎、书店产权转移费0.48万法郎，设备支出、法文图书预购支出等累计投入超过了5万法郎。最为昂贵的是人工费用支出。在1964年11月23日的账目显示，中国方面的投入已经达到了28万法郎。

在筹办书店过程中，贝热隆坚持书店独立经营，经营范围主要是中国当时出版的法文版书刊杂志，如《北京周报》、《中国画报》、《中国建设》等法文杂志和中国手工艺品、中国绘画艺术作品、中国唱片等，同时兼营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出版的中国书刊。这些中国出版的书刊、艺术作品，由当时中国唯一一家负责对外出口的国际书店按照50%的折扣交由凤凰书店代售，半年结算一次。中国艺术作品、手工艺品则按净价销售，在欧洲的零售价格完全由凤凰书店自己决定。同时承担中国出版的法文版期刊征订任务，订户佣金为30%。由于贝热隆坚持书店的中国特色，锐意传播中国文化，在法中友协内部一度被指责为“完全走中国道路，不与国内情况相结合的马赛派”。

除了面对内部的纷争之外，凤凰书店还要面临极其严酷的外部环境。当时正值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大环境下，以美国为首的绝大部分国家都加入了对新中国全面禁运封锁的西方阵营，凤凰书店出现在法国巴黎，无疑等于把红色书店开在了西方的心脏里。因此在成立之初书店的周围就经常布满秘密警察和便衣。一些极右分子还向书店打威胁电话、放冷枪，投燃烧弹。尤其是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爆发后，法国当局搬出早在100多年前的1877年颁布的禁令，禁止法文版《人民画报》、《中国建设》两刊进入法国。许多读者不敢到书店去看书、购书。成卡车的书刊被退回中国，贝热隆也曾一度被捕入狱。这种严酷的政治局势甚至一直延续到1980年代。在1980年3月7日的一天，凤凰书店突然被人纵火，上万册图书几乎全部被烧毁。

这些困难，都没有难住凤凰书店的经营者。经过不断斗争，1970年法国当局被迫取消了中国书刊禁令。尤其是1980年3月7日的大火中，时任凤凰书店的经理于莲女士脸部被严重烧伤，但她坚持到法国各地演讲，将自己被严重烧伤的半边脸展示给众人，控诉凤凰书店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在法国公众、作家和汉学家所发起的声援运动支持下，一年之后的1981年，中国出版的大量图书重新又摆在了凤凰书店焕然一新的书架上。

凤凰书店为什么能够在这样严酷的环境里多次死而复生？1989年，贝热隆先生在写给庆祝国际书店40周年的贺信中总结到：

“对于凤凰书店这样专业性的书店来说，生存并不容易。在法国，图书贸易的状况是艰难的。经常有人开始经营书业时满怀信心，后来失望了、放弃了。无疑，在图书发行战士的思想动机中，必须含有超过商业精神的另外一种东西，我这里所说的‘发行战士’，指各方面的人员，包括出版者、发行者、书店零售人员等等，所谓的‘什么东西’，是指读者与顾客购书时所考虑的那种东西——把读者仅仅视为顾客是错误的。我认为凤凰书店的创始人和后继者之所以在几年之内成功地使一个普普通通的书店一跃成为在法国传播中国文化的中心，正是由于他们拒绝把图书看成纯粹的商品”。

这段20多年前说的话，今天特别值得认真回味。

专业化的经营

显然，贝热隆的总结是深刻而富有哲学意味的，按照现在的话说，其实就是专业化经营。凤凰书店创始人雷吉·贝热隆于2007年11月23日在巴黎东郊蒙特雷耶与世长辞，但他所确立的在欧洲打造一个“中国橱窗”的书店经营特色，却伴随着凤凰书店整个发展、壮大的历程。

1964年中法建交后，欧洲政治大环境出现了短暂和缓契机，凤凰书店应运而生。1965年1月正式对外营业后，凤凰书店先后在法国《世界报》上做了三次广告，在法国《快报》上发了多次软性新闻宣传报道，加上1965年中国参加了规模庞大的巴黎世界图书博览会，由中国组织的展览、展销迅速扩大了凤凰书店的知名度。自1965年1月至3月，凤凰书店就征集了中国法文版期刊的订户63户，而且订购了一大批中国出版的法文版政治、历史、地理、艺术图书和一批中文读物。1965年10月至12月，每个月的中国期刊订户都增加，每天都能够有10个左右的期刊订户。1965年的12月圣诞节期间，凤凰书店的日营业额为500法郎，收支基本平衡并略有盈余。即使1966年1月份的淡季营业额也达到了每天150法郎，读者会员数量发展到1000人，经营形势之好超过了巴黎同一地区开业很久的老书店。开业的第二年即1966年就开始着手归还贷款。根据国际书店1977的数据记载，在法国销售的图书、艺术品达到83.4万册（张），法文版期刊发行量（每年最后一期数量）为17500份，法国的销量占整个中国法文版期刊出口量的一半还多。上个世纪70年代法文书刊销量比60年代的销量整整增长了10倍。凤凰书店在法国62家经销商中一直销量最大。

除了书店经营坚持中国特色之外，贝热隆组织法国巴黎的当地翻译人才，积极参与中国主题图书出版、翻译组织工作，使凤凰书店成为最早出版中国选题的出版机构之一。如他本人在1964年回国就一直没有放弃《中国文学》杂志法文版的翻译工作，曾经多次写信与当时《中国文学》法文编辑唐笙探讨鲁迅的小说、赵树理的小说翻译措辞，经他翻译过的图书有《中国地理》、《毛泽东论中国革命》、《青春之歌》、《我的前半生》等。1966年1月，他向国际书店驻法代表处靳钟琳建议，他希望策划出版一套中国基本知识丛书，内容选自法文版中国期刊，或者组织对华友好人士撰写，不一定全部选用中国国际书店推荐的选题，每种印数在3000册左右，一共有15个选题。遗憾的是国内爆发“文化大革命”，选题一直搁置到80年代才执行。尤其是《我的前半生》一书，由于凤凰书店积极推荐，法国的一家名为CALMANN-LèVYéDITéUR的出版社早在1966年10月29日提出希望购买该书的版权。这应该是新中国最早对外销售图书版权的滥觞。自此之后，凤凰书店按照欧洲人的视角，独立策划和出版中国主题的图书，已经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以贯之的传统。

除销售中国图书、出版策划中国选题之外，凤凰书店还积极参与中国每一步重大文化变革，积极向欧洲推荐中国著名作家是凤凰书店永葆活力的第三个特色。以中国文学家为例，贝热隆曾经20多次访华，采访过茅盾、巴金、老舍、丁玲、艾青等当代中国文化名人，发表了多篇感染力极强的中国文化名人印象记。此外，接待来自中国各个行业组织的访问团，甚至直接组织中国文学家访问法国成为书店经营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中国著名作家巴金的小说《家》、《春》、《秋》、《寒夜》、《憩园》等法文版首发仪式，差不多都是在凤凰书店举行的。巴金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曾经记录了1979年访问法国时，参加在凤凰书店签售活动的场景：

不过一小时的时间，桌上一大堆新出的法译本《家》（李治华译）就被搬空了。在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读者中，有不少年轻的面孔。这不禁使我想起了二十年代的自己，在面对面的交流中，我感觉自己的心与他们的心贴近了。

时任凤凰书店的经理贝热隆先生，热情的接待了巴金。而1981年巴金代表中国作家赴巴黎出席国际笔会第四十五届大会时，就一直惦念着此时被人纵火的凤凰书店，称此行的唯一心愿就是能够在复兴的凤凰书店同贝热隆先生畅谈。

中国改革开放后在伤痕文学、知青文学热潮中涌现出的一大批当代作家，如王蒙、梁晓声、张洁、王安忆等一大批年轻作家都曾受邀访问过凤凰书店，并在书店内举办与法国读者见面会、讨论会、座谈会等活动。凤凰书店利用这种形式，扩大在法国的知名度，并依此联系遍及法国各地的读者，面向法国以及欧洲读者邮购中国图书。邮购图书成为当时书店利润最高的一项业务。

进入21世纪后，中国加大了文化走出去的支持力度，凤凰书店积极参与中国文化的翻译译介活动。如今凤凰书店既是传播中国文化和信息交流的窗口，又是知识界、汉学家和法国侨界聚会的场所。随着学中文、研究汉学和赴华旅游人数的增多，凤凰书店的中文出版物销量猛增，并成为半个多世纪以来另一项核心业务。

认真研究法国凤凰书店的半个世纪发展历史，不难发现，专业化经营是一条成功经验。六十年代的初创期，依托的是法国共产党并因此与新中国书刊结缘。在发展过程中，为了求得经营的稳定和长久，政治上开始脱离党派，经济上逐步自力更生，坚持商业经营，逐步办成了一个专门发行中国各类图书、为法国各阶层服务、具有一定权威性的书店。从最初只搞门市零售和图书馆服务业务，营业面积60多平方米，每年营业额仅为几万法郎，经过多年的发展壮大，组织中国作家访问法国，举办各种签售会、座谈会、研讨会，开展面向全法国的邮购业务，并时刻与中国重大文化进程息息相关。1988年营业面积达到300平方米，贸易额达到60多万法郎，发展到21世纪的今天，营业面积已达2000多平方米，中文书刊达3.5万种，并顺利渡过2008年的金融危机，成为法兰西大地上最具权威的中国书店之一。

这种专业化经营思路特别值得今天中国出版界、发行界学习和借鉴。反观中国的出版界，尤其是一些实体书店，时至今日大部分经营还依赖品种大而全，而不是依赖专业化；即使一些民营专业化书店，分类也仅仅停留在学术书店、教材书店的划分上，远没有细分到以图书主题为主的程度；在经营手段上，由零售书店发起策划、推动一些重大文化活动的现象还基本没有出现，更不用说贝热隆先生所说的，书店经营“必须含有超过商业精神的另外一种东西” 的境界了。俗话说，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由凤凰书店半个世纪的发展道路反观中国图书出版和经营，其实可能还仅仅处在一直粗放经营的初级阶段吧。

(本文原载于：（本文刊发于2013年9月11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