搬迁两年多的人民出版社如今“大隐”于北京闹市中的一座商务楼内。墨香不怕巷子深，近半年来，这里出版发行了五位卸任常委的著作。

作为少数几家仍保留事业编制的出版社，人民出版社往往成为领导人著作的出版首选。上周，《贺国强党建工作文集》发行出版，而去年5月份以来，这里还先后出版发行卸任后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吴官正、朱镕基、温家宝和李长春的著作。

每一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新书的发布，总能掀起一股热潮，畅销书单的背后，是读者试图洞悉中南海决策与社会变化之间的真切关联。从“任民”（人民）到“郑治”（编辑部成员）再到绩效考核，《第一财经日报》通过采访多位出版社负责人和团队人员了解到了“高层著作”的出版流程。

政治编辑部和马列编辑部

从北京朝阳区东四西大街喧嚣车流中拐进隆福寺街，越过一条逼仄的、成了停车场的步行街，就能看到金基隆大厦，人民出版社两年前从原址朝阳门内大街166号搬至这里。上面提到的新近著作几乎都在这栋楼内完成了最后的出版发行。

李长春的新书《文化强国之路——文化体制改革的探索与实践》于2013年12月出版，该书记录了党的十六大后10年间文化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介绍该书时称，改革主题贯穿始终。

书中所载的文化体制改革浪潮同样席卷了出版业。如今，保留事业编制的出版社屈指可数，包括人民出版社、盲文出版社和几家少数民族语言出版社。其中，人民出版社几乎成为唯一存留的综合性出版社。

尽管仍保持着事业编制，但在实际运作中，人民出版社引入了项目制，以团队为单位进行绩效考核。甚至领导人出书这一人民出版社的传统项目，也渐引入主动争取的竞争模式中。

“人民出版社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完成领导人著作出版服务工作。”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一部主任张振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称，“除了党的几代核心领导人的主要著作，中央有统一规定外，党和国家领导人其他类型的书籍出版，选择出版社的余地很大。因此，出版社通常以公函形式主动与领导人办公室取得联系。”

这里所说的核心领导人主要著作，通常是指以“领导人个人姓名+选集、文选、文集等”字样冠名的书籍，主要涵盖老一代革命家和领导人。这类文献的编辑工作主要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为主，署名为“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确定书稿后交由出版社出版。而其他类型的领导人书籍则有更为开放的趋势，主题、出版社均有更为多元的选择。

“是领导人选择了我们。”黄书元说，“人民出版社是老牌出版社。有一大批经验丰富的编辑从而确保出版书籍的规范、无差错；我们有良好的发行与宣传能力，与全国新华书店有良好的关系，保证发行，这是我们的长项。”

2012年，人民出版社进行了机构调整，出版社最为核心的政治编辑室与马列编辑室划分为政治编辑一部、二部；马列编辑一部、二部。

政治编辑一部的职责范围是领导人经典作品、选集，还包括中央重要文件、文献，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以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单行本等。而政治编辑二部的职责更注重领导干部非工作文选类作品的编辑出版。

同样，马列编辑一部主要负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作品的编辑工作；二部则偏重马克思主义普及化读物的出版，同时，马列编辑二部兼有另一块牌子——重大项目部。

“这一调整，主要是丰富核心出版物的内涵，扩大其外延。”人民出版社常务副社长任超谈到，“（马列）一部的重点是经典著作的出版，普及性读本则是二部的工作范畴。”

虽有如上划分，但实际上，每次遇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作品等重大项目出版，出版社通常打破了部门划分，分工协作。

因此，读者能在这一批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新书里看到责编或署名“任民”，实则取谐音“人民”，意为人民出版社，泛指编辑部成员；或署名“郑治”，实则是人民出版社政治编辑部门的集体笔名。

老常委“码字”细节

出身教育世家的温家宝，退休后出版的第一本书也选择以教育为题。

黄书元介绍说：“这本书大约是2008年教育界的有关同志就提议总理出一本教育方面的书，后有人建议先内部发行，温总理未同意。”

直到2013年10月，《温家宝谈教育》由人民出版社与人民教育出版社联合出版发行。“选择人教社联合出版，一是专业性，第二也是出于低调的考虑。”黄书元向《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透露。

原文标题：解码老常委出书：出版社主动联系领导人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