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俞晓群专栏】他说编辑是小知识分子，作者是大知识分子，书稿乱改不得，服务为上，有一点“奴才精神”也未尝不可；他说编辑写文章最忌“应该”二字，我们本没有“说教”的资格；他说一个好编辑不是学问有多大，而是手中的好作者有多少。

做好书、精品书，是许多出版人的毕生追求。当然人们对于“好书”的定义不尽相同，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取向，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板块，会产生不同的结论。但无论怎样，人的问题，一定是根本的问题。有了能够创造精品的人，我们的好书策划才有实现的可能。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呢？

首先是好作者。眼下一些出版机构的排行榜，大多是在比较谁更有钱，谁规模更大，谁就是老大。其实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如果论品牌，论出版好书的能力，那就要比较作者队伍了。优秀人才是创作好书的基础。遍览有名的出版商，哪一位不是靠手头的几位大牌作者打天下的呢？比如上世纪初年，汪孟邹、汪原放开办亚东图书馆，他们做出版，一直得到胡适、陈独秀等名流支持，《独秀文存》、《胡适文存》初版，就是在那里出版的；还有俞平伯《红楼梦辨》、胡适《四十自述》、丰子恺《近代二大乐圣的生涯与艺术》等，看他们的书单，其中名家、好书真多啊。再如商务印书馆，它百年来集合优秀人才的本事，更是我们的楷模。上世纪三十年代，王云五先生组织编写“中国文化史丛书”，共出版四十二册，包括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顾颉刚《中国疆域沿革史》、胡朴安《中国文字史》和《中国训诂学史》、李俨《中国算学史》、白寿彝《中国交通史》等，几乎囊括了各学科的一流学者。类似的出版机构还有中华书局、生活书店、开明书店等。

虽说“千里马常有”，但真正找到一个好作者也不容易。所以做出版也有一条经验，发现人才，一定要抓住不放。比如当年康有为说：“译才并世称严林”。张元济先生就抓住严复、林纾先生不放，他重点推出严复先生八部著作，有亚当·斯密《原富》、赫胥黎《天演论》、斯宾塞《群学肆言》（即《社会学研究》）、穆勒《论自由》和《逻辑学系》、甄克思《社会学史》、孟德斯鸠《论法》、杰方斯《形式逻辑》。为了买断严复译著，张先生曾经支付高达百分之四十的版税。还有林纾先生，他从一八九七年翻译《茶花女》起步，到一九二一年搁笔，一生翻译一百八十四种欧美十多个国家的小说（其中有八种非小说）。张先生在任期间，推出“林译小说”一百四十五种，几乎包揽了林纾译著的全部版权。为了控制版权，张先生曾经为林纾译小说，支付高出一般作品三倍的稿费。

类似的例子，如今也不少。我很敬佩台湾远景出版公司的沈登恩先生，他一九七五年发现香港《信报》林行止先生文字好看，就从出版他的第一本《英伦采风》开始，陆续出版七十多本“林行止作品”，为塑造“香江第一健笔”形象，倾注大量心血。沈先生说，他做事最强调一以贯之，最终还出版了一本评论集《行止行止》。林行止先生叹道：“远景出书如造林，总有一天会开花结果的。”

另外，有两位与我合作的出版家，也是把握好作者的楷模。一位是台湾大块文化出版公司的郝明义先生，他出版《幾米绘本》十余年，专门组织一个团队为幾米先生服务，从设计、预算到印装，再到全球版权交易，每一项工作都细致入微，面面俱到，为《幾米绘本》的精美上市，畅销不衰，立下大功。还有一位是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中文部总编辑林道群先生，他做董桥先生作品，也是一个极好的案例。记得一九九七年我去香港，林先生陪我去拜见董桥先生，那时他就对我说：“我一定会把董先生的书都拿到牛津来的。”如今他实现了这一点追求，“董桥作品”被他做得如此之美，有目共睹。

在这里，也对作者说上一句提示语。作者不但作品重要，选择好的出版商同样重要。一般说来，高产的作家，最忌讳将自己的书东出一本、西出一本，如天女散花，最终会作乱市场、作乱品牌。这方面失败的例子很多。最好把自己的作品，相对集中在一个或两三个稳定的出版机构，一般会带来好处。出版社能够集中做重点营销、推介、广告一类事情。

其次是好的策划人，也很重要。策划人就是帮助我们找寻好作者、开列好书单的人。我去年曾经写过一篇长文《那一张旧书单》，其中谈到，出版好书的重要方法，就是请有才华的人为我们开书单。我谈到严复的书单、胡适的书单、张元济的书单、王云五的书单、陈独秀的书单、胡乔木的书单等。此文一万多字，在《编辑学刊》发表五千字；后面五千字是诸多学者为我开的书单，有葛兆光的国学书单、金克木的作者名单、林道群的牛津书单、赵一凡和林载爵的剑桥书单、沈昌文的美国文库书单等。其中还有一九九八年八月间，程千帆先生为“新世纪万有文库”开的一个书单。此书单附于一封来信中，此时程先生已无力提笔，信是由他的夫人代笔写的。他写道：“（一）文廷式《纯常子枝语》。此书刻于汪伪时期扬州，流传不广，迄无铅印，分量不大，很有价值，涉及学术及晚清政治者不少。（二）李继煌《古书源流》。是一部校雠学经典著作的辑录。三十年代曾由商务印书馆印过，铅印二册。（三）孙德谦《四益宦丛刻》中收有六朝丽指、汉书艺文志举例、刘向校雠学篡微。另一种忘其名。共四种家刻本，在图书馆当可找到。孙德谦和王国维、张尔田齐名，称为三君。但后来孙久居上海，名不及张王之著。（四）张尔田《史微》，有排印本，上下二册。张氏史学名著。（五）张瑔《读史卮言》，二册，有排印本。以上各书均可供贵社考虑，而其中《纯常子枝语》尤为重要。又湖南才人易顺鼎以文学知名，但是其经史观点极为精彩，曾为闻一多先生所称赞，惜均为零种，散在各方，搜寻不易。如先生能搜集起来，印在一起，为一大功德。”

写完《那一张旧书单》后，我读《回忆亚东图书馆》，见其中写道，一九二五年十一月，胡适先生来上海治疗痔疮，在汪原放先生家住了四个月。在此期间，胡适应邀为亚东图书馆开列过两套书目。一是翻印古籍，胡先生建议出版一套“中国哲学丛书”，他一面想，一面写出一些书名来：《朱子年谱》、《王阳明传习录》、《颜氏学记》、《费氏遗书》、《李直讲集》、《明夷待访录》（黄梨洲）、《伯牙琴》（邓牧）、《明儒学案》和《近思录集注》（江永）。写此书目时，恰好陈独秀先生来访，他看了看，拿起笔来，再写下两部书：《神灭论》与《非神灭论》。二是讨论“古短篇小说丛书”，胡先生认为，可出版如下几种：《京本通俗小说》（七种，加一种，叶德辉刻）、《今古奇观》、《拍案惊奇》、《石点头》和《醒醒石》。胡先生将这些书目写在一张宣纸信笺上，交给汪原放先生。

最后是好编辑。沈昌文先生有一段话说得好，我引来为证：他说好编辑要“以博为主，以专为辅”，专家不要来当编辑，当了编辑不要再想“成家”；他说编辑是小知识分子，作者是大知识分子，书稿乱改不得，服务为上，有一点“奴才精神”也未尝不可；他说编辑写文章最忌“应该”二字，我们本没有“说教”的资格；他说一个好编辑不是学问有多大，而是手中的好作者有多少；他说编辑不是个人行为，需要“帮手”，帮手不必都是高手，而需要上、中、下三手，做起事来才游刃有余；他还说了许多广为流传的“佳话”，像谈情说爱、贪污盗窃、不三不四之类，都是灰色化的“为编之道”。关于编书的技术，他说编书最忌“先入为主”，不要给作者划框子、定调子，不要越俎代庖、外行领导内行；组织丛书、套书，总题目最好宽泛些，平淡些，像“读书文丛”、“生活译丛”等，作者、编者都自由，这样的选题才会绵延不断，有生命力；编书不要过于追求形式上的整齐划一，要搞“菜篮子工程”，各种菜都要有，在无序和杂乱中体现出某种精神；编书不要过于追逐主流，正像主食与副食一样，桌面上主食管温饱，副食管“繁荣”；组稿有时不是在“组书”，而是在“组人”，要有点长远打算。

按照沈公的观点，做好编辑、找好作者、编好书，既容易也不容易，好作者、好策划和好编辑都不难找到，关键在组织者的志向。记得早年编书时，一位朋友编了几年书，有一天他跟我开玩笑说：“你整天找大学者、大出版家，真没劲，还要恭敬他、请他吃饭。不如请小作者，他恭敬你、请你吃饭，多好。哈哈……”

(本文原载于：中国新闻出版报2014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