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俞晓群专栏】一个出版人如果安于“杂”的状态，或复杂，或庞杂，或杂乱，总有些消极的感觉。其中能否找到一些共性的东西呢？我想到一个：版本。

有人把出版人称为杂家，想起来有些意思。既然称“家”，总要有所专长，而出版家偏偏以博见长，也算是无专长之专长，故而称“杂”，不是很巧妙么？不过我一直觉得，一个出版人如果安于“杂”的状态，或复杂，或庞杂，或杂乱，总有些消极的感觉。其中能否找到一些共性的东西呢？我想到一个：版本。

在各种学科建设中，也有版本学一项。出版人对版本的认识，应该以版本学为基础，但其内涵却与正宗的版本学有许多不同。最大的不同，应该在目的性上，出版人的商业思考会多一些。回顾我国百年出版史，我发现一个现象，几位高超的大出版家，他们在版本研究上，都有胜人一筹之处。

首先我想到周振甫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们组织出版“国学丛书”，请了许多大学者做编委，其中就有周振甫先生。我们本来想请这些老先生写书，他们不肯，说还是请中青年一代写吧，他们只管推荐、把关。我们不甘心，就请这些编委每人写一篇文章，辑成“国学丛书”第一册《国学今论》。周先生的文章是《论史家部次条别之法》，这样的题目，开始我看不懂。细细研读下去，他讲的是《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其核心在著录群书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之原则，以及读史治史的“在书即为叙录，在人即为列传”之方法。其实他所谈的正是研究和整理版本的方法，我阅后感慨万千，称之为“研究学术流变的航标灯”。因为他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与出版工作，都起到重要作用。比如出版，我曾经向陈原先生请教，我们做书时，怎样做才能捋出一个脉络呢？陈先生西学功底深厚，他对我说，你就抓住两条主线，一个是书，一个是人，思路就会清楚不少。我由此想到陈原先生两本小书的名字《书与人》和《书和人和我》，清楚地表现出他的研究方法。由此联系到周振甫先生的那篇论文，其中强调学术研究的两条主线：“在人即为列传，在书即为叙录”，中西互照，根髓处竟能产生人类文化大同的感觉。

其次我想到张元济先生。他是一位自称版本学“天下第一”的人。此语见于王云五先生为《涉园序跋集录》写的“跋”，其中回忆道：“菊老平素撝谦逾恒，一日笑语余曰：‘余平素对版本学不愿以第二人自居，……’即此一语，可知其对版本学自信之造诣。”张先生说这样的话，始于他六十岁退休以后编印古籍的工作。其四大工程包括《四部丛刊》、《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和《丛书集成》。后人对此项工作评价极高，说它们可与《永乐大典》、《古今图书集成》和《四库全书》媲美。说张先生是以私家身份，而明、清那些都是皇家敕修。王绍曾先生说：张是“继乾嘉校勘大师王、钱之后，在史学上贡献最大的一个人。”顾廷龙先生说：张先生在古籍版本、校勘学上的成就，即使清代何焯、卢文弨、黄丕烈和顾广圻等校勘学名家，亦有所不及。说得最厉害的是周汝昌先生，他写道：“可见无拘秦、梁，不限明、清，凡所厚积，皆帝王之意旨，举国之材力，始能成彼鸿业。自兹而后，继者罕闻。而于是乃有菊生先生，乃有商务印书馆，乃有《四部丛刊》……而如斯盛业钜任，已非复出于帝王之意，国家之力，唯有一私家、一个人之张氏于举世不为之际，倡导经营，艰辛奋勉，而成就之者也！”

还有，张元济先生办涵芬楼，也就是后来的东方图书馆，四处访书、藏书，搜集版本，为商务印书馆奠定出版基础。王云五先生编辑“万有文库”等大型丛书，许多都是以此版本为依托的。“一二八事变”日本人轰炸上海，重点炸毁商务印书馆的版本积存，张先生痛不欲生，声言当初真不该把这么多好版本积聚起来，遭此横祸。

(本文原载于：（深圳商报2014年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