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体育的发展与清末民初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承载了中华民族抵御外侮、洗刷“东亚病夫”耻辱、实现国富民强的诉求，同时也见证了中国民主主义思想逐步战胜和取代封建主义思想的过程。体育教材的演变也从一个侧面展现了这个历史进程。

体育是基于身体的教育。马克思认为，身体既是一种自然存在也是一种社会存在，身体的再生产既是人类生命的延续也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身体社会学研究进一步提出“身体”是文化象征，被社会建构、被权力规训，是实践者，是躯干肉体。在近代中国，体育用它独特的手段和技艺来规范身体、训练身体、强化身体、控制身体，从而实现维护统治、救亡图存的政治目的，同时随着社会的进步，也迎来了个人的解放和发展。

被社会建构的“军国民”

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之后，中国处于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生死存亡关口，严复翻译的《天演论》中，社会达尔文主义所提倡的“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规律更使国人深感危机。为了挽救国家，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要推行改革、富国强兵、雪耻救国。在这样的背景下，军国民思想一经提出就风靡全国，并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革命方针之一。

1904年1月，《奏定学堂章程》正式颁布并且在全国普遍实施，这是清末新政中学制改革的核心内容，因该年为农历癸卯年，亦称为《癸卯学制》。该学制把兵式体操规定为体操科的主要内容，以此作为推行军国民教育的重要手段。因传统礼制规定的蓄留发辫、穿着长衫等满式服饰不能适应普通体操和兵式体操的练习，清末的体育教材均没有按照“蓄留发辫、长袍马褂”这一传统礼制形象进行绘制。加之当时社会涌动着一股剪发易服的潮流，清政府开始采取以易为禁、规范服饰的办法。《奏定学务纲要》中规定：“各学堂学生冠服宜归画一”，“自可束身规矩，令人敬重”，还强调“尤须严禁奇邪服饰”。1907年9月，清政府颁布《奏定文学堂冠服章程》，对于各级各等学堂服装有了明确的规定，确定了礼服、讲堂服、操场及整列出行操演服三类，将“体操”课程纳入到了礼制的范畴。这体现了封建统治阶级对学生身体的规训和占有，将学生的身体视作统治阶级权力的附属物。

民间编印的体操教材大多采用了身着西式军服的人物形象。由文明书局出版的我国第一部近代体育教科书《蒙学体操教科书》虽然几乎完全翻译照搬自日本教材，但在人物形象上做了改变，原书中身着体操服的人物形象被改为身着军服，这样的改动充分体现其编者对军国民教育思想的认同和实践。辛亥革命后，通过军事革命夺取政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将“军国民思想”列为教育方针之一，军国民教育思潮进一步高涨。在清末民初的体操教材中，除了人物形象的变化外，还采用了军事游戏、军事训练等内容进行军国民教育。在低年级游戏内容中，游戏和歌谣被结合起来用以培养学生的尚武精神。在《表情体操法》中，结合游戏活动所配歌谣唱到：“一操再操，日日操，操得身体好，将来打仗，向前跑，男儿志气高”。在高年级体操教材中，除队列队形的练习，还安排有拼刺刀、射击等内容。这些内容和人物形象体现了当时社会通过教育手段来建构学生身体，以培养承担民族救亡职责的“军国民”的思想和实践。

顺应天性的“自然人”

20世纪一二十年代，在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封建教育核心——“尊孔读经”受到了彻底的否定，军国民思想也走向了衰落，以进步主义教育思想为代表的西方教育思想取而代之。进步主义教育思想认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儿童是教学的起点、中心和目的。与之对应，在体育领域，“新体育”思想认为应让青少年按照自然适应性原则去自主进行运动学习和体育锻炼，形成知识和技能，并从中获得乐趣，认为体育“是以身体大肌肉活动和适应环境为工具，而谋达到教育目的的一种教育”。

1923年6月，根据《学校系统改革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发布了《新学制课程纲要》，将“体操科”改为“体育科”。随着新的教育思想的引入和课程改革的推动与发展，体育教材的编写也蓬勃发展。教材中人物形象不再身着制式军服，游戏内容更符合学生活泼、快乐、勇敢、机敏的天性和相应的年龄特点。为了促进儿童和青少年的主动发展，体育教材在内容和教学组织上都有了明显的变化。

1928年，商务印书馆编辑沈圻（本名申圻，字仲威，又字重威）对麦克乐翻译的《体育教授细目》作了修改和充实后，以麦克乐、沈重威的名义出版了《新学制体育教材》。这本教材是供教师使用的具有半官方性质的中小学体育教材，它承上启下，对于推动中国学校体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成为一段时期体育教材编写的依据。该教材认为“普通的体操，如柔软体操等，刺激情绪的功用很不充足。”“所以必须少用非自然的体操，多采用天然活动的教材。”在教材内容选择上，该书大幅度减少了传统的普通体操的学习内容，摒弃了兵式体操的训练，选用了包括步法、游戏、个人和团体式的竞争、垫上运动、运动、机巧运动、学生姿势的概要、柔软体操、敏捷运动、舞蹈等内容，以达到促进身体生长发育，掌握运动技能和“养成圆满的人格”的教育目的。

清末民初的体操教材中虽然也有游戏内容，但主要以军事题材为主；新的体育教材中游戏内容更加丰富，充分体现其教育价值。游戏的内容表现出与自然、与现实生活、与社会和职业相联系的特点，体现了“体育即生活”的理念，并采用集体性、竞争性和器械游戏来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学生的进取意识和团队精神，增进学生健康，促进学生的社会化发展。

受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设计教学法在中国也得到传播和实践。设计教学法主张将教材的逻辑顺序改为心理顺序，以儿童的实际经验为起点，采取混合教材的编制，废止分科教材。该教学法将教学设计为围绕某一主题开展的一系列连续活动的过程，学生是活动的主体，教师是指导者，教学内容因活动需要来确定，教材因活动需要来编制。在近代中国，先后出现了以“联络教材教法实验(1914-1918)”和“设计教学法实验(1919-1924)”为名的课程与教学改革实验，《修身游技唱歌联络教材》和《设计的模仿操》等是体育学科在这些教学实验中的重要体现。

《修身游技唱歌联络教材》通过唱歌游戏来发展学生的身体素质和音乐能力，在歌词上体现德育的要求，以达到“并获进德敦行之益”的目的。教育部审查意见认为：寓修身唱歌于游技之中间，为小学教师良好之参考书。

《设计的模仿操》顺应儿童喜好模仿的天性，设计了模仿社会职业、儿童游戏、鸟兽的韵律体操动作，体现了体育与自然、与生活、与社会相联系的思想。教学不强调模仿的相似程度，而是强调要“运动肌肉和活动精神”。在教材使用上，提出了四点：第一，按教材顺序进行教授；第二，与其他学科联络，选择内容组合为单元进行教学；第三，在本教材范围内，根据预设的主题，按单元进行教学；第四，教师自拟主题，选择教材内容，构建单元进行教学。

设计教学法的实验因军阀混战等种种原因而未能继续，在此之后国民党的党化教育盛行并因抗战导致军事体育思想流行。但教学实验培养的骨干体育教师，为此后的体育教学改革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和自然体育思想所倡导的顺应人性本能的教学理念依然熠熠发光。

清末民初，体育教材中人物形象的变化、教材内容的丰富和完善、教材组织形式的转变，对于激发学生的兴趣和主动学习的意识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是当时社会思想政治文化变迁的重要体现。这样的体育教育思想使得学校体育从束缚身体、培养臣民，培养军国民转变为引导儿童与自然、与社会、与自我广泛联系，以培养具有独立、自主、自觉的主体的人，“人的独立性”得到社会的认可和尊重。■

（本文执笔者为人教社体育编辑室胡滨）

(本文原载于：《出版人》201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