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俞晓群专栏】谁都知道，就一个人的年龄而言，从三十几岁到五十几岁，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而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工作主线，竟然始终没有离开对于一套或曰一类丛书的追求。单从这一点上看，我确实愿意回过头去，再认真检点一下，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我的工作热情呢？

前不久，《中国编辑》副主编赵彤宇对我说，能否写一写从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到“海豚书馆”，你走过的心路历程呢？其实此前关于这件事的论说已经不少了，但这次彤宇的建议，还是激起我心中的一些波澜。是啊，从一九九五年我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开始策划“新世纪万有文库”，到二〇〇三年我离开辽宁教育出版社，不久“新世纪万有文库”停编。又从二〇〇九年我离开辽宁，来到中国外文局海豚出版社工作，翌年启动“海豚书馆”的策划出版，接续“新世纪万有文库”未竟理想，一直延续到今天。两段工作合计起来，也有近二十年的时间跨度了。谁都知道，就一个人的年龄而言，从三十几岁到五十几岁，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而在这段时间里，我的工作主线，竟然始终没有离开对于一套或曰一类丛书的追求。单从这一点上看，我确实愿意回过头去，再认真检点一下，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我的工作热情呢？

开宗明义，本文中所谈论的“文库”，是指供大众文化普及的丛书，像一九二七年日本的“岩波文库”，一九二九年商务印书馆编印的“万有文库”，一九三五年英国阿兰·莱恩创编的“企鹅丛书”，一九六六年，王云五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创编的“人人文库”等等，都属于此类文库。而在林林总总的文库和从书中，最让我敬佩的，还是王云五的“万有文库”。作为追随者，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创编的“新世纪万有文库”，以及二〇一〇年至今，我在海豚出版社出版的“海豚书馆”。其思想精髓，都是更多地受到王云五的影响，走的是“万有文库”的路径。下面我就沿着这一思路，回顾一下追随王云五的出版思想，我走过的大众文库出版之路。

先说王云五的工作。

首先，就出版而言，我敬佩王云五的开创精神。一九七〇年，也就是商务印书馆建馆七十四周年的时候， 王先生在台湾商务印书馆有过一个系列演讲，他说，作为一个出版人，未来能否成为一个出版家，关键看他是否组织过具有创造性的出版物。他赞扬开明书店和他们出版的《二十五史》，他还赞扬传记文学社和他们出版的各种传记刊物。但他说中华书局的《辞海》和《四部备要》，是追随商务印书馆的《辞源》和《四部丛刊》，不算创新；他们的《中华大辞典》只比《康熙字典》和《集韵》多收了一些字，只能算半个创新。而商务印书馆成立七十四年来，出书不下万种，王云五认为，真正够得上创造性的出版物，只有三十种，“万有文库”被他列为第十种。

关于“万有文库”的创造性特征，我们可以通过两点得到证明：第一点，王云五说，使用“文库”一词作为“丛书”的别称，就是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首创的。一九六九年她在一次讲演中，还专门论述了这两个词汇产生的过程。他说，“文库”一词，最早在《宋史·艺文志》中，就有“金耀门内，有文库。”“丛书”一词，最早见于唐代，当时有一部书称为《笠泽丛书》，实际上是一部笔记，虽有丛书之名，而无丛书之实。真的丛书是从宋代开始，最初的名字为《儒学警悟》，其次是《百川学海》，但却是有丛书之实，无丛书之名。第二点，以出版时间来看，即使在世界范围内比较，“万有文库”也是较早出版的大众启蒙类读物之一。像为英国带来简装书革命的“企鹅丛书”的出版，也要比“万有文库”晚很多年。一九三〇年美国《纽约时报》记者Abend采访王云五，发表文章《为苦难的中国提供课本而非子弹》，他称赞王云五：“一位卓具才华的中国人，以巨大的资产为中国人民教育的普及而赌博。……他希望这部巨著的价格，能够低得使中国任何一个穷苦的小城市都能负担。”这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大众普及文库。

其次，就个人而言，我敬佩王云五的奋斗精神。归结起来，他编印这套书的思想基础有两个：一是他早年因为家庭原因，没有到正规学校上学，而许多时候读书，都是在图书馆中完成的。所以他一生都看重图书馆建设。进入商务印书馆后，他立志将涵芬楼暨东方图书馆的藏书整编出来，为全国城乡建立数千个图书馆，让千千万万求学者能够有书可读。二是他二十几岁时，开始自学英文原版的《大英百科全书》。受此影响，他一进入出版业，就立志编印一套中国的《百科全书》，而“万有文库”的整理出版，正是为他《百科全书》的梦想，奠定了内容的基础。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王云五主持“万有文库”的编纂，也有商务印书馆长期策划的基础。例如，五四时期，陈独秀先生等人批评商务印书馆流于低俗、因循守旧。为此，张元济一方面在馆内大力更换新人，紧随时代潮流，一方面四处找寻新派人物，编印新书。一九一八年，张元济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座谈，曾经与陈独秀等人讨论，请他们编一套通俗教育的书，开口就是五百种，且称不以盈利为目的。再如，一九二一年，张元济、高梦旦等人，力请胡适来商务印书馆做编译所所长，当时在北京大学教书的胡适没有同意，但他还是专门来到上海，在编译所考察近两个月，给商务印书馆的朋友出了许多主意，以谢知遇之情。考察期间，胡适应张元济之邀，开列过一个“常识小丛书”目录，有二十五个题目。汪原放在《回忆亚东图书馆》中写道，当时胡适指着书单对他说：“要薄薄的本子，价钱要定得很低。或者几分钱一本，或者是一角一本。梦旦先生他们都很赞成。”汪原放说，胡适提出的小丛书，后来变做了“万有文库”那么大的大丛书了。通过这些都可以证明，商务印书馆编印大众启蒙文库的想法久已酝酿，只是到了王云五手上，才得以实现。

其三，就数量而言，我敬佩王云五的宏大气魄。“万有文库”只出版两辑，就有四千册书上市，这实在需要巨大的勇气与能力的支撑。当然，也有人批评“万有文库”短命，没有像外国的“岩波文库”和“企鹅丛书”等同类读物那样，一直出版下去，即使发生一战、二站那样的大事件，依然没有打断他们的工作。前些年，他们还在举行出版七十年、八十年一类的庆典。究其原因，“万有文库”的中断有社会变迁的因素，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其实此后，王云五一直都没有停止推广“万有文库”的工作。一九二九年“万有文库”第一辑问世，最终销售了八千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业绩。但是一九三二年年初，“一二八事变”爆发，日军炸毁商务印书馆，造成商务印书馆巨大损失，上海总部停业达半年之久。到一九三四年，王云五又推出“万有文库”第二辑两千册。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后，商务印书馆再次停业。此时王云五只好离开上海，来到香港，一九三九年在香港推出“万有文库”一、二辑简编。一九六三年，王云五出任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付印的第一套书，就是亲自整理“万有文库”，从四千种书中选出一千二百种，出版“万有文库荟要”。由此可见，王云五对出版“万有文库”，一直是的坚持。

更加让人震动与感动的是，就大众启蒙文库而言，“万有文库”并不是王云五一生中惟一的贡献，也不是他最后的绝唱。一九六六年七月，已经年近八十岁的王云五，又在台湾商务印书馆推出大规模的丛书“人人文库”。他说，这套书是模仿英国人人丛书编印的：“英国有所谓人人丛书Everyman’s Library者，刊行迄今将及百年，括有子目约及千种；廉价而内容丰富，所收以古典为主，间亦参入新著。就内容与售价之比，较一般出版物所减过半。”王云五的“人人文库”一直出版到一九七四年，每月出书二十册，定价特廉，面向青年。一共出版了一千五百多册。

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在内地，正是文化大革命爆发的节点。其实我们也不缺乏像王云五那样有志向、有理想的人物。比如胡愈之，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还未到三十岁时，就能为商务印书馆组织“东方文库”一百册；三十几岁时，就能够为生活书店组织各类启蒙图书七百多种，被邹韬奋赞誉为“我们的诸葛亮”。一九六〇年，已经官至中央人民政府新闻出版总署署长的胡愈之，也曾经策划一套“知识丛书”，有茅以升、竺可桢、华罗庚等五十六人组成的编委会，有包之静、王益、王子野、陈翰伯、陈原、金灿然、范用等出版家参与，官方有陆定一、周扬支持，计划每年出版五六百种，封面以蓝、绿、黄、红四种颜色分类。回顾起来，胡愈之的选题构想，丝毫不逊色于海内外任何一套普及文库的设计，但最终这套文库仅出版三十几本，随着文化大革命爆发，都停掉了。

下面谈一谈我们追随王云五的一些努力。

时间来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我们这一代出版人刚刚登堂入室。其实在前人面前，我们实在不敢抬头。那是在一九九五年，我在辽宁教育出版社任总编辑，主持工作。沈阳一家古旧书店卖旧书，其中有大批王云五的“万有文库”，那时我虽闻其名，却初次得见。后来我的助手王之江见我有兴趣，就帮我找到王云五写的一篇《“万有文库”缘起》，读后我被镇住了，心里在想，我算是什么总编辑啊，怎么与人家比呢！你想到的，人家都想到了；人家没想到的，你是胡思乱想；人家想到的，你闻所未闻。不久我写了两篇文章，一是《向老辈们学习》，再一是《无奈的万有》。此时在我的内心中，已经萌生了承继前人的念头。

可是怎么学呢？检点一下自己的本事，除了教育出版社有钱之外，我们真的什么都没有。没有办法，只好向行家请教。先问赵丽雅，她忙着搞《诗经》、器物研究什么的，不肯分神太多，但她在《读书》工作，识人最多，交友最多，所以她推荐了杨成凯。杨成凯是吕叔湘的研究生，搞现代汉语研究的，版本学也很厉害。我们请他来到沈阳，他讲起图书版本来滔滔不绝，从古代到现代，从东方到西方，都有见识。但追随王云五搞大众启蒙文库，规模要大，杨成凯说一个人做不过来，要一步步推进，我又很急，只好又请来沈昌文。沈公的参与是一个转折点，从起名、分类、编委会、选书方式、找人等，一项项落实，沈公说“王云五”和“万有文库”都是敏感词，需要请刘杲、陈原等大人物出来压住阵脚。文库分类时，他还在“古代文化”、“外国文化”之外，又加上一个“近世文化”，请上海陆灏来主持，陆灏又引出陈子善等上海学界精英。

我们从一九九六年开始出书，计划一年出书一百种，号称“十年计划，出书千种”。可是到了二〇〇三年，我因故离开了辽宁教育出版社，文库也逐渐断掉了，只出到六百多种。二〇〇五年，我有感而发，写了一篇文章《“新世纪万有文库”十年祭》，在网上流传，引来《新京报》的采访。他们做了五个整版，记者曹雪萍问我，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项目？我说是“出于一次阅读的冲动，也是一次反常规的文化自救。”沈公说是“保存为名，启智为实。”曹雪萍说，有人批评“古代文化”部分错误多，杨成凯说，“吃烂苹果总胜无”（鲁迅语），况且“筐中的苹果哪个好，哪个烂，总会水落石出的。”她还说有人批评“外国文化”部分选书混乱，沈公说，如果不混乱，能把《一九八四》混入其中，正常出版么？她还说有人赞扬“近世文化”部分书选得好，陆灏说，我就是一个摆地摊儿的，四处搜寻前人散失的零金碎玉，整理出来，供读者选择。

一顿混说过后，我的情绪再度陷入极度的感伤之中。此时我在辽宁出版集团做副老总，很有些不知所措，年龄从四十走向五十，又是上市公司、年薪不错、饱食终日、每日看书、写文章、开闲会、做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难道我就这样走到职业的尽头么？

最终我还是不甘心，经过几番跳跃，终于来到中国外文局，做了海豚出版社社长。二〇〇九年七月上任，当年年底，我在沈阳时的老部下柳青松、张国际来京看我，请沈公和我在咸亨酒店吃饭。我几杯黄酒入口，豪情又上来了，就向沈公提出要续编“新世纪万有文库”。此时沈公已经年近八十，自叹精力大不如前，但还愿意再发余威。他说我们去上海找陆灏吧！于是我们两个人春节前就去了上海。走之前，沈公的夫人白大夫还向我提了三点要求：第一希望安排的酒店要暖一些；第二，老沈可以喝啤酒，但每次限定一瓶；第三，老沈老了，糊涂了，做不了什么了，有什么事情你自己定，不要听他混说。

到上海后，与陆灏、陈子善、江晓原、傅杰、葛兆光等人吃饭。当时陆灏在与王为松合作，给上海书店出版社编“海上文库”，那是一套小精装的丛书。陆灏还在编《上海书评》，忙得很。诸位老朋友对我们在江湖上再次现身，也有些将信将疑。他们说，晓群啊，海豚一个少儿出版社，编不了什么吧！何况现在的天都变了，那一轮教育社的风光已经过去，现在是广西师大、中信、磨铁、新经典等人的天下。酒桌上，他们言辞恍惚，没答应什么。晚上回到酒店，我按照过去的惯例，请老沈去喝咖啡，研究一下对策。沈公说自己老了，九点前要睡觉。他看我很失望，就说明早四点我请你喝咖啡！第二天下午我们要回北京，沈公早早起来对我说：“走，我们到陆灏办公室去堵他，今天必须有个结果再走。”结果在中午，陆灏在附近的一个小餐馆，请我们吃上海小吃，坐的是那种“火车座”，店内人声吵杂，那个乱啊。陆灏说，他想好了，不要搞“万有文库”续编了，还是模仿欧洲的文库版，另搞一套精装的小丛书。为了与“海上文库”十万字的篇幅不同，我们就搞三到五万字一本，小说只收中篇云云。陆灏还拿出一本法国的文库本做样子，让我找人设计。此时这件事才算定了下来。说实话，我真佩服沈公的敏锐，实在是组稿的高手。后来他在为“海豚书馆”写的序《过去与现在的“三结义”》中说：“我高兴自己现在也还是‘三结义’中的一员，虽然什么事也没力气做了。我今年七十九岁，能做的只是为人们讲讲故事，话话前尘。以后，可能连这也不行了。但是无碍，我不论在不在这世界，还是相信：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俞、陆的合作会有丰富的成果。遥祝普天下的天使们，多为这两条来自祖国南北两隅的海豚以热情的支持！”

此次见面后，我们当年就开始出版“海豚书馆”，总策划沈昌文、陆灏，分六个系列：文学原创（橙色）、海外文学（蓝色）、文艺拾遗（红色）、学术原创（灰色）、学术钩沉（绿色）和翻译小品（紫色），每年出版几十本。一晃五年过去了，目前已经有八十几本各种颜色的小书面市。当然，后面的故事还没讲完，还在继续，因为我的出版生命还未结束。

(本文原载于：《中国编辑》2015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