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往阅今

杨奎松的著述历来以史料发掘和实证研究见长，但《谈往阅今》展现的，却是他对中国近现代史、中国革命史，特别是对中共党史的一些宏观思考。从书中那些娓娓道来、看似通俗的访谈和演讲的文字中，读者会看到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个性解读。

杨奎松：198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后历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研究》编辑、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著有《"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2）、《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读史求实--中国现代史读史札记》、《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内战与危机（1927-1937）》（《中国近代通史》第八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海市蜃楼与大漠绿洲--中国近代社会主义思潮研究》等书。

建国前的中共党史研究问题
百年革命的反思
--有感于历史与现实的所想所思
近代中国的道路选择问题
五四运动有多重要？
中共早期历史研究的一个困难
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概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几个问题
关于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
西安事变为什么会发生？
--兼谈苏维埃革命的政策问题
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失败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
建国后的中共党史研究问题
中共土改史研究中的若干问题
谈建国史研究
为什么要研究建国史
国史研究的现状与问题
“中国道路”的推广与夭折
中国革命对新中国外交的影响问题
中共党史研究的状况与方法
中共党史研究为什么应该更开放些
……

百年革命的反思
——有感于历史与现实的所想所思

中国现实之具象

前晚，和几个朋友吃饭，不期然又听到几则值得记述下来的事情。
一是，一位在座都熟悉的友人意外摔伤胳膊，当场尺骨粉碎并穿透皮肉，血流不止。几名大汉紧急护送至某地著名大医院急诊室，发现那里伤者众多，痛苦不堪，护士不闻不问，全靠伤者亲属自己搀扶护驾，挤来挤去，拍片和检验。友人露着骨头、淌着血，万幸几名大汉眼疾手快抢到了急诊室中唯一一张活动推床，才免添在人群中拥挤碰撞之疼。然而，拍片检验之后两个小时过去，始终不见有医生或护士召唤入内检查治疗。不得已，陪同的朋友电话找到某领导的秘书，辗转找到市领导，再经某市领导找到市卫生局领导，再由卫生局某领导电话找到该院值班领导，这才引起急诊室医生护士的重视，从字纸篓里捡出被揉成团扔掉的检验单，对友人的伤口做了处理，并把人安排进特需病房。但此后为等手术，又等了两三个小时，眼看友人因失血及疼痛几近虚脱，而排队手术的人层层叠叠，陪同的朋友不得不再打电话催促相关领导，又一层层转至手术室，这才安排加塞儿给做了手术。托了这么硬的关系，友人还是得照惯例给主刀医生、麻醉师及护士等送礼并送红包。
一是，某县级市一领导为升迁，照例让司机给某省领导及秘书送红包，一个50 万元的一大包，一个100 万元的一小包，对司机说得清清楚楚，大包送秘书，小包送省领导。司机不知什么原因弄反了，大包送了省领导，小包送了秘书。回来后该领导发现气得不行，不得不再补送一包给省领导。
一是，某友人代表国营公司到西南某省位于山区的大工厂任职，无意间在山里发现时至今日仍有一家五口只有一条能够外出的裤子的贫困农民家庭。于是，该友恻隐之心大发，回去募集了一大批衣物，用车运至该村，想要分发给缺衣少盖的村民。不意，许多村民并不买账，还气吭吭地质问道：“光发衣服，钱呢？”
还是这位友人，发现厂子附近一村小学至村子之间几百米，没有路，坑洼难行。他便买了几车沙石和水泥，运到该村，想请村长安排人工把路修起来。不料村长张嘴便问：“多少钱？”友人解释不要钱，只是想要帮助村里为孩子做点好事。村长摆摆手，说：“我问卸一车你给多少钱？”
一顿晚饭，吃了两个小时，大家讲的几乎全是这类事情，从医界，到政界，到军界，到司法界，社会私欲与腐败泛滥之迅猛，即使见怪不怪者，也不免有些心情沉重。有朋友于是得出结论说，在中国，千万不能搞民主。大国、小国条件根本不同，现在放点儿权就这样乱象横生，真搞民主肯定全乱套了。
今之乱象所由来？
从毒咸蛋、毒奶粉、黑大米、地沟油，到“我爸是李刚”，竟至发展到佛山女童小悦悦事件，中国今日社会人心可谓乱象纷呈。此乱由何而来？今人说法不一，但似乎都和辛亥扯得上一点儿关系。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近百年来之乱象，根本上是迷信革命的结果。中国革命自辛亥始，故辛亥革命实为始作俑者。
另一种说法类似，相信梁启超“人民程度未及格”，不能实行民主之说。认为中国近代之乱，根本上与盲目学西方，引入民主政治有关。说凡动乱年代，大多都是中央集权缺位之时；凡社会稳定之日，一定是强权专制稳固之年。故辛亥革命导致中央集权垮台，难辞其咎。
再一种说法，则肯定辛亥革命不仅无害，而且有功。他们将一切中国之乱，都与改良或革命不彻底挂起钩来。认为辛亥以后中国所以会陷入混乱，不是因为革了命，而是因为革命不彻底。共产党彻底革命，就有了统一、强固的新中国。今日所以会再现乱象，也是由于放弃了革命暴力的威慑作用和革命专政的统制方法，没有坚持中国特色。
比较清朝统治期间的大一统局面，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确实陷入到严重的混乱之中。只是，把辛亥革命所带来的政治之乱，与今日中国的社会之乱混同起来，实不相宜。
中国之“乱”，素有两种：一种是政治之乱，一种是社会之乱。前者就像辛亥革命之后，国家四分五裂，任谁都统一不了中国，一切都取决于实力，而实力又依赖于对地方财力、物力和人力的控制，结果就形成了地方军阀割据和凭借枪杆子“打江山、坐江山”的政治乱象。
但是，政治变乱，未必会带来社会之乱。社会紊乱，也未必是步政治之乱而来。
比如，中国历史上王朝更迭、内乱外患不知凡几，民间统系、秩序等级、人伦关系、乡规民约、道德传统等，始终传承延袭，很少因政治变乱而发生剧烈变化。这也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中国，两千年来时分时合，却总能够维系其大一统政治文化格局的一个重要社会条件。即使是发生了辛亥革命，国家变得动荡不居，四分五裂，中国基层社会形态虽也渐趋恶化，多半却还是维系着传统的结构和秩序。这种情况，读黄宗智、庄孔韶、李怀印、王先明等人写中国农村的书都不难有所了解。即无论国家层面的政治如何混乱，相对于基层，尤其是相对于广大农村来说，哪怕是到了抗战前后，许多地方社会及人心的改变并不大。农民仍旧延袭着世代相传的传统规约、道德和习惯，纵使是农村中那些有权力及有声望者，因为维护传统制度运作需要民心的缘故，胡作非为者也还是会有所顾忌。
反过来，社会及人心的紊乱，也未必一定相伴于政治的变乱。早年欧洲资本主义，私欲横流，道德沦丧，弄成贫富悬隔，阶级对立，各国政治本身却未必都发生了变乱。同样，今日中国政治之统一、国力之强盛，为百年来所未有，政治并未紊乱，却禁不住社会及人心乱象滋生蔓延。故简单地否定辛亥革命，认为用暴力的方式推翻帝制与集权政治，导致了中国
后来各种乱象的说法，未必站得住脚。而简单地断言大国国民道德伦理与社会关系的好坏优劣，取决于政治控制的宽严强弱，认为根除私欲、贪腐和黑恶势力，只能借助暴力与专政的观点，更是不知从何谈起。
辛亥革命隐与忧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认为中国革命应分三步来进行。第一步是要推翻满人统治，即实行所谓“民族革命”；第二步是要成就共和宪政，也就是所谓政治革命，孙中山又叫做“民权革命”；第三步是要在政治革命胜利的同时，“毕其功于一役”地实现限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目标，实行所谓社会革命，孙称之为“民生革命”。严格说来，辛亥革命只完成了孙中山计划中的一步多一点。即只是推翻了满人统治，并建立了共和制度，不仅他所主张的民主宪政，以及民生革命的目标未能达成，就连使中国在汉人统治下变成统一、独立的民族国家的目标，终其一生也未曾实现。
辛亥革命以来的中国政治进程显然不尽人意。说不尽人意，是肯定它把中国推向了共和之路，又遗憾它并未能带来西方共和政体所赖以确立的民主宪政。梁启超在辛亥前五六年就预见到这样一种结果。他断言：“凡因习惯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安，因革命而得共和政体者常危。”尤其是那些历史上长期专制的国家，“一旦以武力颠覆中央政府，于彼时也，惟仍以专制行之，且视前此之专制更加倍蓰焉。”因古来相传之国宪尽毁，革命之后难免使人民四分五裂，党争层出不穷，最终非“有一非常之豪杰，先假军队之力，以揽收一国实权”不能解决问题。只是，“此篡夺者既已于实际掌握国权，必尽全力以求得选。当此全社会渴望救济之顷，万众之视线，咸集于彼之一身，故常以可惊之大多数，欢迎此篡夺者。而芸芸众生，不惜举其所血泪易得之自由……委诸其手。”结果，“此篡夺者之名，无论为大统领、为帝王，而其实必出于专制。”届时民众若再想获得失去之自由权，“舍再革命外，无他途也。”
……

装　　帧：平装

开　　本：16开

纸　　张：胶版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