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种子（1821-1849）（精装）

魏东 人文主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上海）有限公司

七年的等待，最想做的一部书，献给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纪念碑”的开掘之旅——写在013《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种子，1821—1849》出版之际　　　　 魏东　　　　　　 苏珊·桑塔格在推荐茨普金作品《巴登夏日》时以“爱陀思妥耶夫斯基”为题，的确，这是茨普金书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动力，同时，也是桑塔格从一堆旧书中翻捡发掘出茨普金的双重动力。回想起来，“文学纪念碑”丛书的诞生也是源于同样的动力。大学三年级时我接触的第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即是其总结性之作《卡拉马佐夫兄弟》，也许正因为倒着看，从此，无可救药地迷上了陀氏及其作品。2005年进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后，热爱就很自然地转化为了事业。最初是打算编一套“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名家书系，成书的有纪德的《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六次讲座》和别尔嘉耶夫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观》。也就是在编辑别尔嘉耶夫的陀氏观期间，跟译者兼好友耿海英聊起相关选题，我们谈到了别尔嘉耶夫夫人的日记，曼徳施塔姆夫人娜杰日达的回忆录，由此注意到到俄罗斯有很多类似的出版资源，且有出版文学传记、回忆录、日记的优良传统，其中一套丛书名若由俄文直译，大约可称作“文学纪念碑”。至此，这一丛书名在我脑子里开始成型，并配上相应的英文“Literary Monuments”。　　 首先想到的还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符合标准的正好有美国学者约瑟夫?弗兰克的五卷本陀氏传记。可是因为体量过大，成本不菲，选题未获通过（2007年，我甚至在彼时刚兴起不久的豆瓣陀氏小组中呼吁同好集资出版，虽有若干响应，终于无果）。　　 2007年下半年，“文学纪念碑”的第一块基石终于确立，新西兰学者布赖恩·博伊德的两大卷《纳博科夫传》选题得以通过。纳博科夫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微词远近闻名，选择他打头阵对于“文学纪念碑”的初衷来说未免有些讽刺。不过，作为俄语、英语两栖作家，纳博科夫自有其魅力，尤其是其不大为人知的俄罗斯时期。而博伊德作为最权威的纳博科夫爱好者和研究者也确实不凡，立论多有哲学兴味，文采飞扬，加上译者刘佳林的生花妙笔，呈现了传记的书写典范：生活与创作的无缝对接，作品的精妙解读，传主与读者的微妙化学效应。该书为“文学纪念碑”带来了最初的盛誉，并打下了坚实的地基。不过，在树立崇高标杆的同时，也给后续作品带来了影响的焦虑。　　 依照《纳博科夫传》和期待中的五卷本《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规格，“文学纪念碑”的选书标准已然确立：体量丰厚，见识通透，声誉卓著，以同等的深广度呈现经典作家的人生图景与艺术世界。下一步选择什么作品呢？其时，作为《纳博科夫传》的副产品，刘佳林已完成纳博科夫的一本奇妙之作《尼古拉?果戈理》。这是一本小册子，但着实有趣，在果戈理身上烙下了鲜明的纳氏印记。“文学纪念碑”在打造之初，并没有严格归于俄罗斯文学一途，但因为俄罗斯文学本身的品性和质地，加上个人的文学见识和偏好，丛书不自觉地向俄罗斯文学靠拢了，以至于读者经常误解为这只是一套俄国文学丛书。　　接下来进入视野的首先是德米特里?贝科夫2006年获得俄国首届“大书奖”的《帕斯捷尔纳克传》，这是一部创新之作，列入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的“杰出人物传记”丛书。可惜版权兜兜转转，最终花落别家。关于阿赫玛托娃的传记资料除了好几年前翻译过来的利季娅·丘可夫斯卡娅的三卷本回忆录之外（可惜译得不好），俄文里并无权威传记，只能假以时日。相比而言，在传记方面，茨维塔耶娃就幸运多了。茨维塔耶娃博物馆前馆长安娜·萨基扬茨所著《茨维塔耶娃：生活与创作》即是理想的茨娃传记。此书特出之处不在于对于茨娃作品的系统深度解读，而在于深厚绵长的“同情之了解”，看似平实节制的文字后面潜藏着浓重的情感。这本传记译成中文有三大卷，篇幅的确骇人，不过，海量的生活细节与茨娃札记摘录，迅速刷新了读者对于茨娃的偏见与不见。编辑茨娃传的过程，于我是个沉重的体验，茨娃生活中虽偶有晴天和温馨，但其间遍布的那些阴郁沮丧绝望实在折磨人，也由此，我深深爱上了这位杰出的天才诗人。围绕她编辑了《寒冰的篝火：同时代人回忆茨维塔耶娃》（2012）以及她女儿阿利娅的回忆录（待出）。　　 2011年，对于“文学纪念碑”来说，意义非凡。累积的作品相继推出：《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玛丽娜·茨维塔耶娃：生活与创作》，《薇拉：纳博科夫夫人》，《黛安·阿勃丝传》，《捍卫记忆：利季娅作品选》。薇拉作为纳博科夫身后的女人备受读者关注，史黛西?希芙的叙事飘忽不定，张力十足，这本传记被誉为“纪念碑似的”，曾获2000年度普利策传记奖。阿勃丝是纪实摄影的先驱，残酷真实的摄影理念与不凡的经历使得她更像是一位摄影诗人，此书入选“纪念碑”也不算牵强。《捍卫记忆》成功入选本年度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并上了国内多个书榜，可说是“纪念碑”系列第一部获得媒体广泛关注的作品。本书对于国人的要义在于贡献了一个关键词，一个借助邻国反思本朝历史的有效切口。　　 2013年，“文学纪念碑”持续发力。这一年，期待已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主题总算有了回响。《安娜?陀思妥耶夫斯卡娅回忆录》终于借助于上海译文社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推出的“文学回忆录”系列中的《相濡以沫十四年》再版，安娜的《一八六七年日记》则是首次由俄文全本译出。安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生活伴侣和文学助手，众多陀氏杰作的题献者，她将一生投入到热爱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事业中，她的文字（虽有部分文饰）对于理解陀氏意义重大。本年最值得一提的是《曼徳施塔姆夫人回忆录》。这一选题早在2007年即已敲定，一直在等待刘文飞老师腾出时间翻译。本书在9月推出后迅速得到书评人的回应，并在本年度深圳读书月十大好书评选中位列十四，此后声誉持续发酵，一举获得新京报年度文学书、中华读书报年度十大好书、凤凰网年度译著等嘉誉。在批判力度上，曼夫人比之利季娅要更具文学性，因之更锋利、更动人。两位女作家的作品也为“文学纪念碑”开启了另一个维度，即对于社会、权力等大词的批判性思考。　　 2014年，“文学纪念碑”陀思妥耶夫斯基主题有了重大突破，最初的心愿终于达成。《同时代人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五卷本陀传第一卷《陀思妥耶夫斯基：反叛的种子，1821-1849》近日隆重推出。前者由苏联著名陀学家多利宁主编，是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基础的传记资料。弗兰克的陀氏传记第一卷出版于1976年，最后一卷2002年才完成。弗兰克站在多利宁、格罗斯曼等前驱学者肩上，运用英语世界得天独厚的文学史及传记撰写经验，成就了这部伟大传记，它配得上陀氏及其伟大作品。《反叛的种子》作为开卷之作，展示了青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所置身的俄罗斯社会与文学环境，奠定了整部传记的主旨、原则、调性和深度。　　“文学纪念碑”系列在传记、回忆录、日记领域的耕耘已初见成效，目前已出十三种，规划也有二十几种了。接下来即将推出的是理查德·艾尔曼的《王尔德传》，艾尔曼用睿智的语言富于同情地构筑了王尔德的一生，同名传记电影即是以此书为蓝本（正如《阿勃丝传》催生了电影《皮毛》）。值得期待的还有有利季娅和曼夫人的后续作品，沙拉莫夫的《科雷马故事》以及五卷本陀传剩下的四卷。　　　　 一路走来，“文学纪念碑”能有如今的模样，实在有赖各种合力。首先是传主、作者、译者的三重契合，这是保持高品质的关键。对于译著来说，变数大概就在译者了。所幸这套书系的译者做到了契合。与刘佳林、谷羽、李小钧、蓝英年、徐振亚、苏杭、谷兴亚、刘文飞、戴大洪等诸位老师的合作是愉悦的，也是丰硕的。其次，众多高质量的相关书评也为“纪念碑”的坚固助力不少。当然，还有众多的经典作家的爱好者，你们是这套书系的支持者，也是构成动力的重要部分。以上算是一个浅层的梳理，一个中途的报告，愿与读者诸君共勉。　　 “文学纪念碑”的意义即在于刷新对于经典作家的传统识见，丰富对于经典作家作品的内心体验，修正我们对于社会人生的感知，如此，这座纪念碑还值得不断开掘下去。（本文原载《晶报》2014年6月8日，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