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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昌文，一九三一年九月生于上海。在上海上了七年多中小学后，一九四五年三月起在金银首饰店学徒，讫一几五一年三月。学徒期间，工余曾在上海一些学校学习。最后学历是：上海民治新闻专科学校采访系二年级肄业。 一九五一年三月考入人民出版社(北京)，任校对员、秘书、编辑等。一九八六年一月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经理，十年后退休。一九八○年三月起兼管《读书》杂志编务，任副主编、主编，讫一九九五年十二月。退休后常在海内外文化出版界奔走，为业内临时工。
著有《阁楼人语》，译作有：《控诉法西斯》(季米特洛夫)、《列宁对全学界妇女的遗教》(蔡特金)、《阿多拉茨基选集》(部分)、《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政党而斗争的历史》(部分)、《苏维埃俄国与资本主义世界》(部分)、《马克思主义还是伯恩斯坦主义》(部分)、《出版物的成本核算》等。
新领域里“二主”下的一仆
一九七八年底中国开始改革开放，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大的事件。改革开放了，大家都想做点事，我当然不甘心只担任一个资料室主任的闲职，内心不免骚动。何况，“文革”中要整垮我的几位，有的以后比较得势，在单位里当了领导。我觉得自己不应该再在那里待下去了。当时，我比较接近的出版界的元老是陈原，跟他比较熟，于是向他多次要求到他领导的商务印书馆去工作。在一九八〇年初某一天下班的时候，范用找我谈，他说，听说你要去商务印书馆，现在不必去了，我让你留在这里负责《读书》杂志。我马上去跟陈原商量了一下，他同意了。事后我想，这大概是他们已经商量好了的。
《读书》杂志的创办，我早已知道。范用在早些时候还问过我，他那时要调一个人到编辑室当主管，问我谁合适，我没回答。他又问我董秀玉行不行。董秀玉过去一直在出版部门，没有在编辑部工作过，所以范不了解。她在“文革”中也同我一样，参加过造反派“遵义兵团”。大概有人向范告发，说她在那里做过一个惊人的事情，就是整理过三联书店的“黑材料”，其中认为“三联”是“黑店”。范用问我有没有这情况。我向范解释，她不可能做这样的事，至多是受骗上当。范用于是同意她到《读书》杂志来。
一九八〇年三月，我正式调去编《读书》杂志，职务名称是新成立的“三联编辑室”主任。去了之后，我才发现，《读书》杂志的实力十分雄厚。名义上是出版局研究室（那时的出版局相当于现在的新闻出版署）的杂志，由人民出版社代管。总头头是陈翰伯兼。他是老党员老干部，当年出版局的代局长，燕京大学毕业，埃德加斯诺的老学生。斯诺当年到延安，据说就是他张罗的。他一直在国统区工作，是一位老报人，国际问题评论专家，笔名梅碧华。但他在《读书》杂志不出面，居幕后，出面的是陈原，担任主编。但是陈原还要管商务印书馆，又是文字改革和世界语方面的领导，没有多少精力能放到《读书》杂志上来。因此，在实际事务上，范用起很大的作用。他没有任何名义，曾经一度担任过副总编。可是他起的作用某种程度上比陈原大。他名义上是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我之所以进去工作完全是他安排的。他脾气耿直，人缘不佳，跟很多人有矛盾，跟陈原也有矛盾。我去了不久他就跟我讲，要我听他的，不要听陈原的。这是比较麻烦的问题，是我面临的一个僵局。我在组织上是范的系统，可在思想观念上一直同陈原比较一致。范用了解这些，所以特别警告我。范用还说，陈原要是有什么想跟当局和现状妥协的主张，你不要听他的；你可以问问他，创办《读书》杂志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我猜想，大概创办之初他们老头商量的时候，大家都讲过一些激动的话。我是范用系统的人，可以说一直是在他照管下工作、成长的，而这次又因我求陈原谋事，由陈原推荐给他。所以，由这开始，就注定我要处于一种“一仆二主”的处境了。
这些老头办《读书》杂志，有其历史原因。陈翰伯在四十年代就办过这名称的杂志。范用所在的三联书店，是解放后的名称，过去这“三联”中的一“联”，是读书生活出版社，办有《读书生活》杂志。范用就是在那里成长起来的。解放后的出版总署，也办过《读书》，是那里唯一公开的刊物，陈原一度是它的主管。现在，老人们把《读书》定性为“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位主管出版工作的领导人以后对我说过，这个刊物这么定性，只因为陈翰伯的原因才能被批准。因为照中国当年的规矩，只有像《红旗》那样的党刊，才能叫“思想评论”。
我那时搞出版尽管已有近三十年，但是从没编过杂志，更没有编过性质那么重要的刊物。现在忽负重任，加上头上已有“二主”，简直诚惶诚恐极了。
党支部书记、一把手……
我一直是编翻译稿的，对著作稿的编译不太熟。从干校回京后虽然主持过历史编辑室，但大都是通俗读物，而且当时是彻彻底底的“为政治服务”，很少有学术性的事情。至于编期刊，尤其外行。
现在一下子到了“思想解放”的第一线，当然很惶恐。但是，上面很看重我，让我当编辑室里的“第一把手”后来又是编辑室里的党支部书记。尽管老前辈一大批，但都不是专职人员，是兼差。而且，改革开放以后，这些老前辈越来越忙，外面兼职日益增加，包括范用在内，都不大顾得上我们了。
我有五十年代上半期人民出版社党的领导（曾彦修、王子野、陈原等）下管理三联编辑部的经验，知道做事要适当放手。这实际上也是一九四九年以前共产党“统战工作”的经验。我于是拼命侍奉几个党外的老前辈，如冯亦代、史枚、丁聪等。我的确是小心侍奉他们，这不仅是工作需要，也因为他们确有可学习之处。例如冯亦代，这位老先生对文化界的熟悉，鲜有其比。只要遇到文坛上的麻烦事，他总有善解之途。至于史枚，寡言少语，然而从五十年代直到现在，我一直待之如师长，他对我是很放心的。因此，他乐于同我说真心话，知道我不会泄漏。
编辑部里，唯一会与我作对的，是一位包遵信先生。包兄原在中华书局，后来调入出版总局的审读室。当时《读书》杂志名义上是同出版总局审读室合办的，所以他常驻编辑室。此公个性极强，不善与人相处。他是学中国古典文献出身的，有专业训练，自然更不把我看在眼里。他出口必说：你懂什么？知道我是工人出身，又偏偏当上支部书记和行政领导，所以极不服气。他处理稿件又极专断，不讲情谊，没一点客套。但我也有对付之法。主要是，在有他在一起议事时，我常常讲那些“三脚猫”的外国话和外国故事。陈原老人家当然听了很知情，冯亦代当然会同情，史枚也不反对，这位“小老包”（有时还加上范公）只能瞎瞪眼，眼看着我的意见被通过。这类招数，说实话，多半得自陈原，但只是身教，并非言传。
后来，这位包大人日益走红，兼职日多。他主编了一套“走向未来丛书”，影响极大，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年头的重大贡献。不久，他又得到别的委任，于是就离开编辑部了。不论如何，此公思维敏捷，行动果断，实在少见。但是另一方面，又喜独断专行。在他眼里，我自然只是一个“伪君子”而已。但是我不觉得难受，能把这摊子维持下去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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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 帧：精装
页 数：317
版 次：1版
开 本：16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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