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道网·李景端专栏】捧读《风疾偏爱逆风行》，不由想起李景端先生。在我的印象中，李景端并非一位通常意义的翻译家，也不是通常意义的出版家，而是一位翻译出版家。

翻译可细分为口译和笔译。一般人可能对这两者不加区分，其实这两者差异极大。我刚到中共中央编译局时，曾经对一些声名如雷贯耳的翻译家不能说流利的外语而大为吃惊。后来当我发现，有些能够说一口地道外语的译员，其翻译的作品不忍卒读时，便不再见怪。我明白了，口语翻译与文献翻译迥然有别。口语翻译主要服务于日常交流，而文献翻译主要用于专业交流。对于文明的交流而言，口语翻译和文献翻译都同样重要，但对于文明的深度交流和传播而言，文献翻译更加重要。所以，当我们说某人是翻译家时，更多的是指那些专业从事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和科学文献笔译的专家。

翻译与出版是不可分离的，绝大多数文献的翻译是用来公开发表的，我们注意翻译出版与普通出版的不同之处。只有了解翻译出版的特殊性和专业性，才能使翻译出版的作品有质量的保证。李景端不仅深刻地认识到了翻译出版的特殊性，而且是国内首倡“翻译出版学”的专家。早在1987年，他在参加香港大学举办的“当代翻译研讨会”时，就提交了名为《翻译出版社学初探》的论文。他从学术研究和作品传播两方面，系统地区分了翻译与翻译出版两者之间的异同。尽管学界对李先生的“翻译出版学”响应者至今寥寥，但我非常赞同这一倡议。我认为，翻译出版虽然兼有翻译与出版两种属性，但又有别于一般的翻译和出版。在我看来，李景端不仅是“翻译出版学”的首倡者，也是杰出的翻译出版家。

李景端自己说，他的前半生很“平凡”，主要在经济部门从事一般工作，中年时才与出版结缘，人生变得丰富多彩。改革开放后，他受命创办《译林》，从此他便全身心地投身于我国的翻译出版事业。我觉得，从创办一刊物开始，他不再把翻译出版当作一种职业，而是当作一种事业。职业与事业是有重大区别的。职业是一种谋生的手段，其内在动力是直接的物质利益。从业者只要完成本职工作，就算履行了职责。事业则是对职业的超越，其内在动力是使命感和责任感。当一个人把某种职业当作自己追求的事业时，他就会有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并贡献其毕生的精力，他不再计较眼前的物质利益，而是着眼于这项事业的社会效益和长远意义。

为了办高品位、高质量的刊物，李景端百折不挠，以十二万分的诚心，感动了译界的众多名家宿老，请来了萧乾、杨绛、钱钟书、戈宝权、冯亦代、卞之琳、王佐良、周煦良、杨周翰、戴镏龄等一批翻译文学界的顶级学者担任刊物编委；为了维护翻译出版工作的清风正气，保护翻译出版工作者的合法权益，提升翻译出版的专业水平，他在退休后还“多管闲事”：“替季羡林打维权官司”，为“成功保住林纾故居”和《出版史料》期刊“奔走叫喊”。凡此种种，如果仅仅把翻译出版当作一种职业，那简直就是不可理喻的，然而，如果把翻译出版当作一种事业，所有这些行为便都又在情理之中。

李先生为推进他所钟爱的翻译出版事业，不遗余力。从制订翻译标准、提高翻译报酬、设立翻译奖项，到改进外语教育、培养翻译人才、完善法规制度，他都做了认真的思考，并形成了相应的方案。他还不失时机地利用一切机会，去推广他的政策建议。在我们共同担任“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评审委员期间，他至少向我提出过两个非常有建设性的关于翻译出版的政策建议。

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离不开众多“做事”的人。对那些首先选择“做事”的人，社会各界尤其应当善待之。李景端说，他“偏爱逆风”，这“风”是指时髦的风气。但我相信，他一定也希望社会上能多刮一些“顺风”，为那些选择“做事”而非“做官”或“发财”的人，给予更多的宽容和关心，营造更加自由宽松的环境，从而鼓励更多的人把职业当作事业，推进我国现代化事业发展。

(本文原载于：《人民日报》2017年9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