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明清做客中国经济网《文化名人访》栏目。王耀峰/摄

经济学的周期理论告诉我们，所有经济体的经济发展都有着如潮起潮落的运行规律。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更是存在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关系。别人的好事，也是你的好事；别人的坏事，也未必不是你的坏事，以前的那种“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陈腐观念，以现在的眼光看来是多么地幼稚可笑。坦率讲，我们已经可以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了，美国金融危机也好，欧债危机也罢，伤害的不仅是美国人、欧洲人，也着实伤害了我们自己一把。我们并没有因为别人受伤而让我们自己加快了“大国崛起”的步伐，更未出现“风景这边独好”的景象。2012年里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我们告别了持续近30多年的高增长，而进入了一个下行区间。“攻坚克难”、“共克时艰”近来似乎已成了各级领导的“口头语”，这也无疑说明了我们经济形势确走到了一个多么严峻的转型阶段。

作为经济组成部分的出版业，自然也无法脱离中国经济大环境的影响。在过去的2012年里，几乎所有出版从业者都有一个共同的感受就是“出版越来越不好做了”。图书的总品种依然在增加，但单品种销量却在明显下降。一般市场图书前几年开机数还经常在4000册左右呢，现在开3000册都心理打鼓怕印多了。新华书店、民营书店等实体书店，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当然网络书店销量依然在迅猛增长，但由于打折和恶性竞争等原因，恐怕也多是赔本赚吆喝。我个人怀疑网络书店如此非理性地打折销售模式能够持续多久的时间？因为世界上不存在一个赔钱而长期活着的商业模式。想当年互联网泡沫破灭之时，倒下的都是那些无法实现持续赢利的企业——尽管它们也曾经风光一时赚足了世人的“眼球”。如果说过去的2012年的出版业也有一些亮点的话，恐怕就是体制改革有了根本性的突破，绝大部分国有出版单位都从事业单位转制成为了国有出版企业；而且集团化、资本化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上市的大出版集团日见增多。由此可以看出，我们的出版业确实告别了完全作为意识形态工具的时代，日渐与国际接轨的产业的时代总算开始了。

对于即将到来的2013年，个人既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存着些许迷惘；更抱有一些美好的期许。忐忑不安的是自己的小情绪，时光飞逝，日月如梭，岁月催人老；存着些许迷惘，是因为世界经济走向尚不明朗，中国的未来也还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同时个人生活方面也有不顺心、不如意之处。而美好的期许则属于自己始终钟情的出版事业。

首先，国家领导者平稳实现了世代交替，新人新气象。我相信一度搁浅的经改、政改议题一定会重新启动。这不仅是民心所向，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实现成功转型的必由之路。作为出版业中人，我同样希望改革不要中断而应当继续深化，因为虽然出版单位基本上都转了企——发生了一点“物理反应”，但体制机制大部分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也就是说还没有发生“化学反应”。我个人极其期盼在2013年里有“化学反应”的案例出现。毋庸讳言，中国最好的现代出版企业曾经出现在民国时期，那时由张元济、王云五等领导的商务印书馆可是世界驰名、亚洲第一的，远超过今天商务在世界出版业的地位。如果能在2013年里，我们的出版业在政府推动之下，企业制度方面有进一步改革的实质举措的话，那恢复旧日的荣光也许就不再只是梦想了。

再有，就出版业本身而言也到了必须进行产业转型的时间窗口。我期望2013年里，我们的传统纸质出版下滑得不要那么快、那么急。中国太大了，许多渴望读书的孩子们还缺少图书；中国太富了，许多有钱人的书房里还空空荡荡呢；中国人太忙了，繁忙之余还是需要读一点书来慰藉心灵的。所以，便宜的书、昂贵的书，实用的书，无用的书，都还各有其作用。也许西方人已经逐渐适应了读电子书，而我们则恐怕真是要假以时日。同时，我也期望在网络环境下，我们的同胞们早早改掉只愿意免费阅读的旧习，慢慢培养起付费阅读的风气，那样我们数字出版的春天就可以快些到来了。我们今天的数字出版之所以前(钱)景不明，实与这一点密切相关。

当然，我自己对于2013年的憧憬和期望里面，肯定也不都是上面那些宏大而虚幻的愿景，其实更现实的是一些与个人利益息息相关的私人愿望。比如我最希望自己服务的机构多出几本有品质、有思想的好书，也多出几本市场叫座的畅销书，让企业和自己的日子都好起来一些；又比如我也希望每天上班的路上少点拥堵、下班路上多点顺畅；再比如我还希望好好休一下多年未曾休过的年假，让自己彻底放松一段时间；最后一点朴素的愿望是2013年里仍有机会多读到几本自己真正喜欢的好书——无论是自己出版的，还是别人出版的。

(作者系中央编译出版社总编辑)

原文标题：迷惘与憧憬——致2013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