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漂流之苦，首先不在失落，而在于同外间世界文化上的隔膜。

一本书，受到政治过滤，被伤害的不仅是文字，还有人的尊严与自由。

那么受到非政治的、文化的过滤呢？不是体制性的，但有时同样也是。

这个体验，来自《寻找家园》的第一次英译。

原以为所谓翻译,不过是用不同语种，传递同样的信息。我这个穷乡僻壤里不懂外语的土坷垃，能知道世界上还有别样的生活别样的心灵，要感谢翻译家们。来到海外，谋生不易，难得读书。朋友们说起译事，对于实用价值压倒文学价值，以销路为马首、策划为指南、民俗猎奇为卖点的种种，很感慨。对于有的大翻译家任意删节原著，甚至分发给几个学生完成，自己署名以加速多金的做法，更加不以为然。因为与己无关，我一直没有上心，听过就放在一边了。

但有一天，忽然放不下了。

2003年到2006年，我在内华达大学维加斯分校（UNLV）当代文学研究所作客。哈珀柯林斯出版社文学部门的负责人D找到我，说在杂志上看到《寻找家园》零星译文，想给我出一本275页的译本。我问为什么是275页，他说，这个厚度的书好卖。275页大致是我书第二部分《流沙坠简》的厚度。于是商定先出《流沙坠简》，如超过275页，就稍微厚点；如不足，从一、三部分选译补足。

文学所给找了一位大牌经纪人Z，代理我和出版社签订了契约。

哈珀柯林斯买下我书除中文之外的全球版权，英文版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出版，并告诉我出版后到各地巡回朗读签名卖书，参加法兰克福书展。

贰

一位中国资深翻译家，试译了几篇文章，我的东道主们都不甚满意。传阅后说，由懂英文的中国人来译，不如由懂中文的美国人来译，后者更了解美国读者，更容易被接受。

UNLV一位华裔教授来访，说翻译家G先生想译我书，托他来要我的书稿。我和G先生从无联系,但赫赫大名，早有所闻。之前不久，还收到一位朋友寄来的那年四月《中华读书报》上采访G的《十问》，告诉我这位美籍犹太裔汉学家，被哥伦比亚大学前东亚系主任夏志清教授称之为“公认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之首席翻译家”。许多中国作家和诗人，都希望得到他的青睐。

所以听这位教授一说，我十分高兴，甚感荣幸，立即就给他了。

果然是大牌权威，没有问过我任何问题，译本就到出版社了。速度之快，使我意外，使我惊讶，也使我有点儿不大放心。从文学所要到一份译文副本，发现其中的问题，怎么也无法接受。把意见写下，请熟悉我书、中英文都好的几位朋友给看看，他们同意我的意见，但都劝我接受。说，“著名译者的译本好卖”；说，“没有更好的了”，都是好意。

但我反复考虑，还是无法接受。告诉经纪人和出版社：我拒绝这个译本。

经纪人没回应。原来缺少了一个我和经纪人之间的契约（这要怪自己外行）。在代理我同出版社签约以后，他除了在版税中提成，不再做任何事情。

出版社文学部门负责人D认为G译得很好，他要用。

我把G译复印了一份，寄给纽约一对做新闻搞出版的朋友，想请他们帮助我同责任编辑沟通一下。他们说，同出版社部门头儿的关系很重要，更不能得罪G。拒绝帮忙，说，我们是好意。

不得已，我用中文写了一信，请在华尔街做事的庐欢女士译成英文，帮助我同责编联系上了。责编凡雷恩先生读了原文，同意我的意见。

遗憾的是，庐欢女士喜欢我书，鼎力相助，却因此接到一通粗暴电话，疾言厉色，责难她没有资格插手此事，使我深深歉疚。

不知为何，凡雷恩先生辞职了。走以前把我的意见转给了接手处理此稿的第二位责编伯尼特女士。

伯尼特女士同样认真负责，但是不知为何，她也辞职了。

叁

《十问》中，G先生在反驳《纽约客》杂志上厄普代克教授对他的一个中译本的批评时说，“可是他不懂中文。”我知道，假如我批评G译，他也可以说，“可是他不懂英文。”

我是不懂英文，不知道译文的好坏。但是我起码知道，自己的作品中写了什么，而译文中没有；没写的，译文中却有。这很容易看得出来。

其他方面怎样，我不知道。这是文盲的悲哀。

G译和原文最大的不同，是加上了编年：1956、1957、1958……，并根据这个先后顺序，调整和删节了原文的内容。

由此而出现的问题，不在于是否可以在直译和意译之间进行再创造，也不在于是否可以按照历史的原则而不是文学的原则来处理文本。问题在于，所谓调整，实际上改变了书的性质。所谓删节，实际上等于阉割。

书中许多人物的命运，并不互为因果。俞同榜不知道安兆俊，唐素琴没见过常书鸿，五十年代末的警察和八十年代末的警察是两拨子人……有些人，我已认识三五十年；有些人，我偶然碰到，相处十几分钟，别后永没再见，连姓名都不知道。有关忆述，独立成篇，一个人一个故事。故事的分量和长短，不取决于见面时间的久暂，全是自然而然。无数小正常，集合成一个大荒谬，也是自然而然。

所谓自然而然，这里面有个非虚构文学和历史的区别。前者是个体经验，带着情感的逻辑，记忆有筛选机制，有待于考证核实。在考证核实之前，不可以称为历史。怎么能将不同时期的细节调换编年，赋予一个统一的历史顺序，纳入一个公共的大事框架？

何况此外，还有阉割。

既已拒绝了这个译本，只要它不和读者见面，不说也罢。但是，在颇有名气的英文杂志《目击者》（Witness）2006年第二期上，看到G译的我的几篇文章。其中一篇叫《狗》，我书并无此篇。我的书中，有一篇《阿来与阿狮》，讲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家在山里避难时，家庭成员中一只山羊和一只狗的一些琐事，潜结构是相互间深厚的情谊。这些，译文中全没有，只有结尾“一九四九年……”以下的一点点：我家的狗（阿狮）被解放军打死以后我的表现。没了前面的亲情，表现就没有缘由，成了歇斯底里，连情节的逻辑都没了。

G译中，这样的例子还多：

《电影里的锣鼓》，写反右运动。结尾是，二十一年后我回到兰州，遇见一个老实巴交、当年也曾随大流对我下过一石的同事，邀我到学校顶楼他的单人宿舍喝酒。告知在我被处理（劳教）以后，他在家乡的妻儿先后死于大跃进和大饥饿，他无家可归，所以老了还住在学校……楼外风景依旧，寒日无言西下。这个结尾，译文中没有。没了这个，就没了个体经验中呈现出来的历史多样，没了“右派”以外“人民大众”命运的缩影，没了凄清结局与热烈开端的对比，以及喜剧性与悲剧性互相交织的张力结构。剩下的政治运动，已被千万人反复讲述，已成了公式，还值得写吗？

《月色淡淡》中，我写了一个天才的毁灭。我和此人素不相识，只因为在同一农场，月夜劳动，偶然遇到一次。也是偶然地，他说起关于生命科学的一个猜想，为难以证实而苦恼；说“将来出去了”，一定要弄清这个问题。但是后来，他死了。译文到此为止。以下被删去的部分，也是全文的关键：三十多年后我来到美国，才知道他的那个假设，同时也是他所不知道的西方科学家们的假设，在他死亡二十多年以后，终于被实验证明。没有这个结尾，此文纵然值得写，性质完全不同，意义也小得多了。

《荒山夕照》的范围，局限在一个荒僻原始的小环境里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只几个人，生活极简单，但关系复杂紧张，折射出山外面普遍的人性变形。诸如“总怕夜里说梦话出卖了自己”，或者“这些理由没人说破”之类的句子，以及关于“女儿酒”“打铁花”、乌鲁木齐繁华等等的谈话，也和大自然的描写一样，虽与情节无关，虽能指与所指之间没有一对一的线性关系，作为诗性结构里不可缺少的部分，绝不是可有可无。译文删除了所有这些，只留下一个打猎故事，犹如电影里的动作片，而且都是小动作……

《逃亡者》原文的前半部分，写上海知青李沪生的遭遇，读者可以从中了解，什么叫“全民皆兵”。亲朋邻里都“革命警惕性很高”，逃出去了也无处藏身，这是夹边沟很少有人逃跑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是，四周沙漠戈壁围绕，没可能徒步逃脱。所有这些大背景，译文中全没有，只留下一个冒失鬼跑出去又中途折回的故事，没了天罗地网中绝地求生者不顾一切孤注一掷的景观，故事就没了意思。

《沙枣》译文中，对于“月冷龙沙，星垂大荒，一个自由人，在追赶监狱”，及其前后文的删除，性质类似。

……

《流沙坠简》的篇幅，如果全译，超过275页。但不知为何，G译删除了其中的三篇：《常书鸿先生》《花落知多少》和《窦占彪》。因此不足275页，必须从卷一《梦里家山》选译补充。

删除的是重点，递补的却是鸡毛蒜皮。

所谓鸡毛蒜皮，是指从作品的整体结构中割裂下来的细节。细节是从属于整体的。任何整体，都有一个结构。无论是诗的结构、戏剧的结构、理论的结构还是数学方程的结构，都有一个美或不美的问题。作品的美，在于各个局部与细节之间的有机联系。就像一棵从根本到枝叶生气灌注的树，割离了根本，枝叶会死。我书的根本，是人的命运。《梦里家山》的根本，是我的亲人老师同学们的命运：不问政治的父亲被打成右派惨死工地，姐姐为父亲痛哭被补打成右派劳苦终身，忠于国家的老师同学，或坐牢或自杀或死于监狱……所有这些荒诞惨烈，译文中丝毫不见踪影。有的是我小时候如何打架、逃学、留级之类的趣味细节。

删除重点，换上鸡毛蒜皮，这是什么“翻译”？有问题如此，即使我懂英语，语言的好坏，还值得关心吗？

肆

曾替G向我要书稿的那位华裔教授到亚利桑那开会，遇见G先生，才知道我拒绝译文的事，使G非常惊讶。他让教授转告我，中国的许多著名作家，如某某、某某、某某某都说，只要是他署名，怎么删改都行。甚至不要版税也可以。我没反应过来，回答说，别人授权他“译”，同我没有关系。

几天后，教授又来问，翻译的事，考虑好了没有。我才明白，G先生托他传话，是要启发我重新考虑，不要不识抬举。G译本已使我惊讶，更使我惊讶的，是G会对我的惊讶感到惊讶。

G先生，你不必惊讶。我不仅是拒绝一个敷衍了事和不真实的译本；不仅是拒绝一个大牌对于小人物的傲慢与霸道；更重要的是，我拒绝一种，对于其他民族苦难的冷漠。

我们没有大屠杀博物馆，没有受难者纪念碑，我们的奥斯维辛没有遗址，只剩几个幸存者星星点点的记忆，在烈风中飘零四散，保存不易，忆述更难。流亡中写作，字字艰辛。被如此糟蹋，说惊讶已太温和。

伍

新译者多赛特先生是诗人，执业医生。不靠翻译为生，只译喜欢的东西。2001年翻译我的《幸福的符号》，发表在国际作家议会会刊《火刑柱》上，在法兰克福书展获得好评。他住在旧金山郊区，离UNLV文学所前所长艾瑞克家不远，听后者说了我的事情，对照原文和G译，证明我的勘误没错，表示他愿意重译。艾瑞克虽已离任，仍然关心此事。在加州大学尔湾分校翻译中心和内华达大学黑山文学所申请到经费，资助重译。

出版社拒绝延长合约规定的交稿日期。时间过于紧迫，来不及认真翻译。多赛特先生在杂志上看到，英国著名汉学家、伦敦大学讲座教授和香港中文大学客座教授卜立德先生翻译的我的五篇文章，觉得非常好。由艾瑞克出面，请求卜立德支持。蒙先生厚爱俯允，分担了一半译作，真是此书莫大的幸运。

柴静说得好，没有在深夜里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同样地，没有经历过毛时代的人不足以谈中国。感谢伯克利大学中国访问学者王敦，在这方面就近给予多赛特先生很大帮助。其他问题，多赛特先生来维加斯与我面谈沟通。他说《石头记》《面壁记》那类文字最难译，触及到审美的层次，显出诗人的眼光。有的问题，是艾瑞克看了译文后提出来的，例如“火烧”“油炸”“砸烂”某某的“狗头”之类，“太恐怖了”，建议删除。多赛特先生问我，这样的标语，别的地方有吗？我说那一阵子，全国都有。他说，那就不能去掉。

卜立德先生不在美国，只能通信联系。信是手写，小而工整的汉字，苍健有力。方言俚语，典故民谚，信手拈来，风趣幽默，透出深厚的中国国学功力。有时夫人孔慧怡女士附笔，娟秀与苍健辉映，别有一种美丽。先生说，“拙荆同译，买一送一，很划算的。”虽然爱开玩笑，提出来的问题，却很严肃；对答案的要求，也很严格。

例如对《月色淡淡》中那位医生一九五八年在夹边沟农场说的话，同三十多年后我在美国读到的一位生物学家在书里说的话互相印证，他要根据。有些专业术语，“根瘤菌”“线粒体”“原始细菌”等等，他要复核。直到我找出那位生物学家书中的相关文字，复印寄去，才解决了问题。又如译《运煤记》，他问“魏诗”是不是“魏风”？我说不是，是魏晋南北朝的魏，《采薇》是魏文帝作品。他问贵可称帝，怎么还“薄暮苦饥”？我说那就只能猜了，兵荒马乱之中，什么都可能的吧？再如译《沙枣》，他问，十来个人的饭桶，“比汽油桶矮些粗些”，有这么大么？一勺子半加仑糊糊，那就很多啦，怎么还吃不饱？这些量度，是我事后估计，未必准确。饭勺是铁皮的，半圆形，近似半个篮球。桶是木桶，很厚，上大下小，有两块板子高出其余，左右对称，上有圆孔，可系绳以抬。一下子说不清，我画了个图，两人抬一桶，桶上挂着勺，给他寄去。他看了说，明白了，不看图画，难以想象。

先生直言不讳，说他不喜欢《又到酒泉》中的部分文字。为表示尊重，我请他酌情处理。我说这是十年敦煌的一个句号，我“文革”经历的一个拐点，留下个痕迹就行。

译事毕，在宣纸上写了两句唐诗，裱好了寄去，表示我深深的感谢。他回信说，狂草真难认，但我们认出来了！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对吧！潇洒空灵，我们喜欢。我说我写这两句，可不潇洒，我是借以述梦：霸业气数穷尽，抗议风起云涌。他说知道，一个王维，各自表述吧。

一个王维各自表述，让我想起从前读过的一篇文章，《一个杜甫各自表述》。作者比较了冯至、杨牧、西川、杨伟业等当代中国诗人对杜甫的不同理解，也提到西方读者离谱地把杜甫誉为中国的维吉尔、但丁、莎士比亚、雨果甚至波德莱尔。我相信这里面的有些隔膜，是无法消除的。中国古诗词寥寥数字中的无限深意，换成白话文全都没了。中文译中文，诉诸中国人，尚且如此。译成外文，诉诸外国人，其难可知。

新译本出版后，朋友们都说好。《纽约时报》和《洛杉矶时报》的书评也很正面。美国国务院资深外交官薄佐齐先生，经常受命修改润色总统、国务卿的讲演词和发言稿，他的夫人、杰出作家韩秀女士来信，说译文很好，说Jeff一向对文字极为挑剔，也说译文很好。“那是真的很不错了。当然不能说无懈可击，但是译者忠实于原著，叙事的速度与节奏也让读者感觉贴心。很不容易。……总而言之，大作英译成功地传递了您的心声，我们为您高兴。”这个权威的评论，更让我们心里踏实。

第三位责编史密斯女士所处理的我的书稿，已经是这个新译本了。不知为何，新书出版时，她也辞职了。来信说她喜欢这本书，很自豪编辑了这本书。她去了企鹅出版社，留下电话号码电子信箱，嘱我们保持联系。读她的信，我们感到一份温暖，也感到一份苦涩。

除多赛特先生外，我们和卜立德先生、孔慧怡女士，先后三位责任编辑，都没有见过面。通过文字之交，感觉到心灵相通，也是难得的缘分。

特别是，我的德文译者苏旎，有一次她问，你们现在住的房子，能看到地平线么？只因为我的书里，写着这么一句：我将来长大了，一定要找个看得见地平线的地方居住。我们现在的住宅，从二楼的窗户望出去，只能看到一点儿远山的顶端，这很遗憾。一个德国人，从没见过面，有这份细心体贴，真使人感到温暖。

说到底，所谓寻求沟通，不也就是，寻求温暖吗？寻求的前提，是相信有共同人性。它往往于细微处见之，大事倒反而未必。

陆

一向对此书不闻不问的经纪人Z，在书出版以后，以我的名义，从出版社要回了我书的版权，准备交给另一家出版社。我知道时，版权已经在他手里了。感谢两位喜欢我书的年轻朋友（其中一位是律师），为我不平，仗义执言，打电话给Z，提出强烈抗议。Z作了书面道歉,版权也还给我了。毕竟是民主国家，有个法律的底线。但是我的不识抬举，还是伤害了自己。

新译者日夜紧赶，终于如期交稿。出版社无理违约，拖了又拖。一年多以后（二○○九年十月），新书出来，无声无息。原先说过的宣传活动，到各地签名卖书、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等言之凿凿的安排，全没了。但我毫不后悔，很庆幸摆脱了G译。

书虽出版，仍有遗憾，加了个政治性的副书名：“劳改营回忆录”，不是我和译者的本意。以一幅我的山水画做封面，更加别扭。

如果说美国没有近似的历史，因此造成隔膜，那么有过近似历史的波兰出版的、波兰文译本《寻找家园》的封面，却是一群现代中国女民工的照片。我书中没写一个女犯（因为没有见过）。照片上的人物，身体健康，衣服完整，不但迥异于夹边沟人，也迥异于当年的农民。不识波兰文，不知道译文如何，译者是谁，是谁同谁联系的，作者有无版税。光看封面，不像是我的书。

不是我一个人的问题。有谁能想到，那个艳俗的美女头像，竟然会是杨显惠先生《夹边沟纪事》一书英文精装版的封面？不知道译者是否有和作者交流？编辑是否有和作者沟通？只知道杨显惠的文字是第一流的，寓深沉于木讷，寓悲愤于质朴，和大戈壁盐碱地上那些无声的惨烈浑然一体。封面反差如此之大，我真担心文字的切换，有可能过滤掉原著中这些独特的文学价值和叙事的人文精神。

Z通知我，巴黎一家出版社，要出我书的法文版。不敢再让他代理，请他别再管了。还是这两位年轻朋友，百忙中抽出宝贵时间，代我同法方经纪人联系。要求译者忠于原文，不要删节，不要改变书名，不要增加副书名，要求作者对译文有否决权。这些要求，来自G译的教训。不知道详情的人，很可能会觉得奇怪。难得经纪人同意，写入了合约。

不知道译者是谁，自己又不懂法文，拜托法国的朋友，给介绍一位够格的校阅者。朋友热心推荐了两位译者，“第一推荐”是一位译过名人名著的资深翻译家，表示愿译我书。“第二推荐”是一位作家，我读过她用中文写的文章，才华横溢，有一种心灵上的亲近感。

但是我没有选择译者的权利，我只是要寻找一位校阅者。这个“美丽的误会”，又唤起我文盲的悲哀。正在这时，收到译者的信了，说他喜欢此书，早已想要翻译。信写得极好，简洁诚恳，读之安心。如果能保持沟通，可能就无需校阅者、更无需否决权了。我一点儿也不想，操这份额外的心。

不想而竟操之，并非敝帚自珍。自珍无需外求，“他珍”须有缘分。能在国内得到陌生的知音，已感意外，已遂初衷，已觉万幸，已知感恩。漂泊天涯，异俗殊音，哪能强要人知，硬要人懂？但如有人喜欢，愿意将之出去，也是难得的缘分。我很珍惜，也很感谢。因为珍惜，所以关注文本。关注不了，所以有文盲的悲哀。因悲哀而执着，所以有了上述故事。

高尔泰 ，美学家、画家、作家。曾在敦煌文物研究所、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美学研究室从事研究。曾任教于兰州大学、四川师范大学，教授美术与美学，1957年因发表美学论文被打成“右派”，一度在甘肃夹边沟劳改。著有《论美》《寻找家园》等。现居美国拉斯维加斯。

作者：高尔泰（美学家、画家、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