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学术界，邓正来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睥睨权威，特立独行，曾长期流浪于正统体制外，历练出迥异于普通知识分子的侠气、豪气、义气甚至“匪气”。

他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学术英雄”，是这个时代这个年龄段最有故事的人。他为中国引入了哈耶克，并将学术触角伸及法学、政治学等多学科。他还是中国少有的学术组织者，以特有的江湖豪气和包容，将天下英才尽聚旗下。

他在人生最后十年告别“小路”进入体制，并与之拉扯和纠缠到生命的最后一秒。围绕邓正来的争论触及中国本土学术许多根本性问题和方向。学者王焱评价说：“他有点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的那只老虎。”

“人生挥洒，抽烟喝酒，聚友论道，斗室有天下；学术征战，闯北走南，著书育人，一人胜千军”。

1990年代是邓正来人生的顶峰，他成为民间社会科学的旗手。

进入体制内是邓正来的发展策略之一，但也为他的江湖气和个性魅力套上了枷锁，跟体制的关系纠缠了他一生。

2013年2月4日，北京最低气温零下5度，万泉庄附近的天则经济研究所，邓正来追思会正在举行。

此时距离其逝世已有10天，相比庙堂之上的遗体告别仪式，江湖之下的这场追思更为真实。三十余人挤满了约50平米的小屋，张维迎、张曙光等十余位学者的名字引人注目。

“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知识分子转型的过程中，邓正来起的作用非常巨大、独特。”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徐友渔的判断获得了普遍肯定。他们中，有的曾与邓正来一同创办独领风骚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下简称“季刊”）和《中国书评》，有的因在上边发表论文而声名鹊起，有的受其资助完成重要研究，有的则受此感召走上学术道路。

追思会上，学者张维迎这样总结邓正来的一生——“人生挥洒，抽烟喝酒，聚友论道，斗室有天下；学术征战，闯北走南，著书育人，一人胜千军”。

而在上海，复旦大学发布的官方讣告用59个字定义了邓正来的身份，包括一个罕见的称谓：社会科学学术组织者。

上世纪九十年代，名片上空无一衔的“学术个体户”邓正来以无可替代的能量接过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大旗，成为一众学人心目中的新“学术英雄”。

体制赋予了邓正来头衔，进入体制的尝试却成为一道分水岭。从任教吉林大学，到创办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担任院长，“组织者”邓正来由外而内，获得的评价渐趋多元。

相比体制给出的定论，伙伴们的结语或许更接近一个真实的邓正来：“跟体制的关系纠缠他一生。”

邓正来：法学家、政治学家、翻译家、社会科学学术组织者。

·1956年生于上海。

· 1982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并于同年就读于北京外交学院。

·1985年硕士毕业后独立治学，成为“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

· 1998－1999年，受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 2003-2008年，受聘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 2008年加盟复旦大学，创办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2013年1月24日6时50分逝世，享年56岁。

著有《哈耶克法律哲学的研究》、《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自由主义社会理论》、《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等；编译有《哈耶克论文集》等。
新旗帜

杨念群说，“老邓有点克里斯马（领袖气质）的味道。”他成为1990年代民间社会科学的代表。

邓正来曾经说过：“我最困难的时期并不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而是在九十年代初，因为当时做学问的氛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现任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张小劲初识邓正来时，后者正在组织翻译中国第一部西方政治学百科全书——近千页的《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 当时我就奇怪，这么大的项目，很难想象由个人来完成。”张小劲从此开始与邓正来密切合作，他在“老邓”身上发现的最大特点是：对事情的把握有天生的敏感。

张小劲记得，1992年“南巡讲话”后，大批学者先后下海；邓正来这时提出办杂志，既没钱也没人，听来未免荒诞。

张小劲被派去图书馆，借了一堆官办杂志回来，邓正来翻阅后，觉得现有杂志的质量很差，便拉了一堆圈内圈外的朋友，筹备季刊。

杨念群属于编委会核心层，他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说，杂志从一开始就立志成为中国最好的社科刊物，既要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也希望从学理角度梳理1980年代的社会科学遗产，提出学术规范化问题。

刊物选在香港出版，实际的编辑工作则在北京万泉庄一带的地下室里进行。

“三四间房，一到雨天就漏水，大家不定期去，没事会去附近小馆子喝个酒，还是八十年代的氛围。我们负责稿件的筛选，老邓拍板。”杨念群说，“老邓有点克里斯马（领袖气质）的味道。”

1980年代的“文化热”虽已消散，其中的理想主义精神却一定程度上在延续。季刊出版的最初几年，无论编委还是作者，都不拿钱；季刊根本无需约稿，就有足够的稿源，“而且拿来的都是最好的东西”。

杂志从未公开出售，只放在万圣书园等书店售卖，却迅速成为当时民间公认的中国头号学术刊物。

“这种影响力有时大到超出常理，”徐友渔表示，“官方庞大体制内这么高级的学术建构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也相形见绌。”

北大教授王铭铭1994年回国，看到季刊及其姊妹刊物《中国书评》，惊讶于其国际水准，专门跑去编辑部一探究竟。后者此时已搬到了六郎庄一栋两层农民房中，不变的是邓正来的热情和锐气。不久，王铭铭就成了邓的作者。

凭借迅速扩张的影响力，刊物成为了一代学者的舞台，对接了林毅夫等一批归国学者的国际化标准。

国内学者在此崭露头角的也不少。2011年去世的南京大学教授高华曾发表近2万字的文章，是为其代表作的先声；为此，张小劲还专门去南京见了尚有点孤僻的高华，后者的名字随着文章刊发而渐为人知。

季刊还举办各种民间性质的研讨会，现在的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徐勇正是在会议上脱颖而出，季刊提供的硬卧车票对当时的年轻知识分子可谓难能可贵。

归根结底，徐友渔认为，邓正来和他创办的季刊呼应了时代和知识分子的转型。一是他将自1980年代末逐渐流散的活跃分子重新聚集，成为“一杆旗帜”；二是迎合了知识界从美学等人文领域向更能解决社会问题的学科的转变。

“季刊的文章，探讨的都是现实问题，把社会科学推到了前沿位置，邓正来可以说是1990年代民间社会科学的代表，取代了上个十年李泽厚、刘再复的位置。”徐友渔评价。

在江湖

历史学者袁伟时回忆起1990年代初与邓下榻同一宾馆房间，听他滔滔不绝讲话，并不停吸他的二手烟，听他的国骂“三字经”。

1956年，邓正来出生于上海，上的小学聘了外教，直到中年回顾人生时，他都对此记忆犹新，“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知道了这样一个道理，即这个世界上的人是用不同语言表达自己的思想和看法的。”

随着“文革”爆发，1969年底，邓正来随父母进入四川，支援三线建设，14岁“走后门”，进入内江的西南医疗器械厂当童工，一干8年。

工厂生活塑造了邓正来的性格，“真诚、认真、平实和不卑不亢”；他也成了“永远走在时间前面的人，一年可以干完三年的活”。

1978年，邓正来考上了四川外语学院，一年自学完了大学课程，大二开始就常逃课去隔壁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听法学课，曾挑战西方哲学传统的休谟成了他的最爱。

邓正来一生的学术格局几乎都在那几年奠定基础。1982年，他考到外交学院，与众多国际法大师相识，并开始出版学术著作。

这段经历绝非全然愉快，在“外交无小事”深入人心的情况下，邓正来被形形色色的“秘密”包围。“这种情况已经到了我无法理解的程度，”他后来自述，“正是在与各种体制交往的过程中，我在自己的心里渐渐形成了一种对主流的警醒或批判意识。”

批判的意识和对“学在民间”理念的信奉，促他走上了一条“离经叛道”的路。1985年，邓正来离开体制，成为一位当时少有的“学术个体户”。

没户口、没住房、没收入，邓正来把铺盖放在同学办公室，平时背着书包到处跑，等同学下班了，就去那儿看书、睡觉。冬天，万一没赶上回去，就索性去地铁站，一边跑步取暖，一边等着头班地铁赶紧来，“因为进到车厢里就暖和了”。

没证件，借书要请好友帮忙，偶尔在马路上被警察拦住了，还要撒谎搪塞。依靠翻译和兼职外语教师，邓正来才有了少量收入，辗转于北京城里七八处地下室，有的甚至紧挨臭水沟。

邓正来不会想到，当初的艰辛为后来的事业埋下伏笔。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所长杨念群看来，邓正来彻底的民间身份、靠朋友资助的状态构成了他魅力的一部分。

性格构成魅力的另一部分。在他去世后所获的近百篇悼念文章中，学界同仁总绕不开他特立独行的性格。

初识邓正来者，对他的张扬不乏微词。学者童之伟早在20年前就与其相识，他印象里，邓正来虽自称学术个体户，“却只愿同名教授把酒论道，说话气吞山河，将我这样讲师衔的大学普通教师，着实没看在眼里”，十几年后上海再相会，才相互视为知己。

历史学者袁伟时回忆起1990年代初与邓下榻同一宾馆房间，听他滔滔不绝讲话，并不停吸他的二手烟，听他的国骂。袁伟时只好建议他先戒烟，再戒掉三五句就夹一句的“三字经”。

大小饭局往往成为邓正来的“独角戏”，他甚至会对初次见面的人声称，自己在李泽厚回国时“‘训’了他六个小时”，尽管他早年还曾以《美的历程》一书赠人。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刘擎直言，“正来兄的张扬、夸耀和领袖欲望是如此夺目，让我不由自主地敬而远之”，直到频繁交往，刘擎才认识到他身上有两种看似矛盾的品质：他既有一种自视极高的骄傲，却也不妨碍他兼具虚怀若谷的开放精神——即使在后来复旦高研院成立的隆重场合上，有学者当众抨击他是“黑白两道通吃”的高手，他也毫无尴尬之色，一笑而过。

对多数人而言，这位总是一身唐装、脚蹬平底布鞋的学者天生有股侠气。有学生回忆与老师初次见面，看到其装束，“急走几步，上前问道：‘是邓先生吗？’先生回了三个字：‘邓正来’”。

除了拥有过硬的学术背景外，这位“学术个体户”还难得地兼具了公关能力和判断力。在他斡旋下，那些由学界下海的儒商不时提供资助；而早在办刊之初，邓正来就与伙伴们达成共识，“决不能意气用事，把它办成《新青年》”，提出刊物的历史责任是引领1990年代社会科学的基本走向。

“这些因素综合起来，才能把刊物办成。1990年代初，没有一个人同时具备那么多的特质和能力。”杨念群总结说。

助天下英雄

“‘天下英才尽入我彀中’的感觉，邓正来是很喜欢的。”

创办杂志之前，邓正来虽曾是1980年代影响颇大的《二十世纪文库》编委，但毕竟只是众多“山头”中的一座；1990年代的独领风骚令其地位大不相同。

每期都有一位学术泰斗给扉页题写“为了中国”四字，陈岱孙、汤一介、季羡林、庞朴、费孝通、王铁崖、周一良、邓广铭、任继愈，这些如雷贯耳的名字都曾为之挥毫，季羡林甚至写了三幅供挑选。

季刊一周年庆祝时，快90岁的陈岱孙坚持打车参加聚会，住院的钱锺书还专门打来电话祝贺。

再看看季刊创刊号的作者名单——除了老一辈学者外，郑也夫、林毅夫、樊纲、王沪宁、孙立平、俞可平等后来炙手可热的学人尽在其中。

除了刊登文章外，季刊还承担了一部分民间学术组织的功能。当时一位企业家允诺每年给编委会10万元，如果按10个干具体工作的编委平分，每人可得万元“巨款”，但编委们最后决定，把钱拿出来创设社科研究项目，且任何一位编委都不得申报。正是凭这笔资助，徐友渔完成了有关红卫兵的论文。

“他非常敏锐，对选题意义之重大有非常深的认识。”徐友渔说，“上世纪八十年代人们还试图从上层政治路线中寻找路径，到了九十年代，我们都认为，中国转型是整个社会的转型，必须建成一个坚固的中间阶层为主导的市民社会。他做的事情，我有很深的体认。”

这种同时建立在现实和理念层面的感情，为邓正来织就了独一无二的人脉网络，他也十分熟练地经营着这张网络。

“‘天下英才尽入我彀中’的感觉，邓正来是很喜欢的。”学者许纪霖说。

现任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哲学系教授童世骏这样解释自己被网罗其中的原因——自从1992年相识后，他就落入邓正来“抓差派活的对象范围”，“真正有一种加入超越某校某地之学术共同体的感觉”。

邓正来家里有个特别书柜，专收赠书。他不无自得地在随笔中列举了那些名字：从经济界的吴敬琏到法学界的江平，从政治学界的赵宝煦到哲学界的王元化，从历史学界的袁伟时到社会学界的孙立平——“这说明我在各个学科都有一批真正可以进行学术交流的好朋友或同道，说实话，这些朋友是我一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官办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据说曾私下抱怨邓正来带来的冲击，但随着拨款的改变、杂志本身学术标准的提高，它越来越具备真正的学术色彩。

一个悖论是，季刊带来的学术规范越是普及、邓正来推行的匿名评审制度越是被接受，季刊本身就越失去其独特性。

“中国社会科学逐渐变成了国家体制安排的东西，并且出现回潮，人文、国学慢慢代替了社会科学的声音。”杨念群说。

1996年，季刊停办。2年后，邓正来进入一个5年的闭关期——不接受任何出国邀请、不参加任何国内学术活动、不接受任何国内约稿——以此表态要跟“学术消费”决裂，潜心研究哈耶克。


到体制内

邓正来一直羡慕体制内的学者能带学生，无奈招生由体制统一管理。“学籍、户籍，毕竟不是孤家寡人了，这些现实压力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张小劲说。

闭关岁月，邓正来翻译了220万字的哈耶克著作，再次占据了西学东渐的领军地位。

邓正来曾反复强调，自己独爱这条“寂寞与欢愉”的“小路”，但2003年，他却结束18年“个体户”生涯，加盟吉林大学，引来纷纷议论。

面对时任吉林大学党委书记的法学界同仁张文显的邀请，邓正来以他一贯的张扬反问，“你胆子太大了吧？北大、清华请我我也没去，你有什么本钱请我？”

张文显开诚布公的解释令邓正来动容，最后提出“二不”：任教期间不担任任何行政带“长”的职务，也不担任任何实质性学术带“长”的职务。

“我本意是刁难他，但他召集老师全体投赞成票。”邓正来曾透露。

实际上，在邓正来创办两份杂志、试图建构中国学术传统的过程中，他发现，这种建构不仅需要每个人的学术努力，也需要有良好的学术制度和评价体系的保障，更需要有一个庞大的学术梯队，“显而易见，在当今的社会中，唯一能够提供这些保障的便是大学”。

张小劲能理解老搭档的心境。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邓正来一直羡慕体制内的学者能带学生，无奈招生由体制统一管理，“所以你看，他进入体制后，带学生花费的精力非常大，几年就带了六七十个硕士、博士”。

另一个促使邓正来转变的原因则是家庭。“学籍、户籍，毕竟不是孤家寡人了，这些现实压力在我们看来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体制仍然控制着许多资源，产生很多你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你的钱毕竟没多到可以送孩子出国。”张小劲说。

在他看来，老朋友的这个决定，也考虑了策略，毕竟资源逐渐都集中到体制内，不加以利用不太可能；况且，曾经的学术伙伴们也都已投身体制。“当年生活水准比较低，大家都是小年轻，跟老邓走在一起，可以抛开体制和顾忌，但现在，难度不是一般地小，很多人都做不到，光是住房，就比当年困难得多，最佳策略就是回归体制内。”

“体制本身也在变化。”张小劲补充说。

性格再次起作用，使他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老师。当学生们因其身体欠佳而“罢课”时，他痛斥道，“你们这是在逼着我变得和那些不上课的老师一样和体制进行‘共谋’，共同来‘混’你们宝贵的读书时光！”

这番斥责或许与他对社会科学发展的思考有关。2005年，他告诉《中国教育报》记者，1990年代他发起的社会科学规范化运动仅是开始，“现在是将其推向第二阶段的时候”，核心是“自主性”，每一个参与其中、不自觉“共谋”的人都应反思。

带着一贯的锐气，邓正来宣布，要揭示、改革塑造了中国社会科学品格的权力关系，他也随即面临评价的多元化。

当邓正来加盟复旦大学、试图在体制内重新打造一部“知识生产机器”时，批评也超越了学理层面。

新的“野心”

华东师大教授许纪霖在贺词中说，这“将对上海的学术界带来很大的变化”，邓正来有些不高兴：“你以为我的志向仅仅是在上海吗？”

加盟复旦，是邓正来真正融入体制的一步。

在他向复旦校方表达了加盟意愿后，考察、沟通的任务就落在了时任校长助理的桑玉成身上。

有消息称，邓正来联系了多所高校，之所以要走，与原吉大党委书记张文显调任吉林省高院有一定关系。也有人表示，家庭因素仍令邓正来头疼。

邓正来的学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从2007年10月起，他们就开始协助老师编制高等研究院的设立计划；但桑玉成说，加盟复旦前，邓正来并未提及这一设想。

“从很多方面来看，他都是个有争议的人物，所以我们相当慎重，我根据学校的指示，亲自找了好几位教授，有年老的，也有年轻的，对他本人的评价不完全一致，但都持赞同意见，年轻学者对他的认同性会更好一些。”桑玉成透露。

几番沟通后，邓正来加入复旦，挂在国关学院名下，但提出“要重新搞一套”，不在现有机构中争资源；具体设想，就是借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模式，打造一个复旦的社会科学高研院。

这一设想恰好搭准了复旦的脉搏。学校本来就意图促进学科交叉研究，也希望通过高研院来吸纳一些高端人才。

一位熟悉高校管理的工作人员表示，“复旦是个整体，但各学院就像诸侯，门户之见还是蛮深的。有了具备影响力的学者后，再要引进人才就很难，高研院可以像熔炉一样，提供新平台。”

对于复旦这枚体制伸出的触角而言，邓正来本身的学术能力和1990年代以来积累的能量也充满吸引力。

据2007年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2000-2004）》，总共21个学科的论文引证排名中，邓正来在6个学科中位居前50名，是唯一一个学术影响力跨越6个一级学科并同时在法学等核心社科学科位居前五的学者。

桑玉成同时表示，“‘学术组织者’概念用在他头上是再合适不过。比如高研院搞成立大会，邓正来就凭他自己，请来了国内外那么多学者，在全国学术界，我看很难有人能达到这个水准。”

为引进这样一个学术大腕，复旦充分发挥了灵活性，不仅提供了整一层的办公室和大笔预算，还为其协调了博士生名额、解决他牵挂已久的一系列现实问题。

正式投身体制，邓正来怀着一贯的骄傲和野心。2009年，邓正来创立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华东师大教授许纪霖在贺词中说，这“将对上海的学术界带来很大的变化”，邓正来有些不高兴：“你以为我的志向仅仅是在上海吗？”

高研院的发展规划明确指出，要在20年或更长的时间内“建成在国际学术舞台上发挥重要影响的中国和非西方国家最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重镇”。

去是正好

“老邓在最恰当的时间，做了最恰当的事情，在没最恶化的时候就走了。”

从无到有，邓正来大刀阔斧地建起了阵地，这种迅速扩张很快遇到掣肘。

“高研院刚开始那阵，活跃程度是上海滩从来没有过的”，上海的现实气质曾令张小劲“心有余悸”，1994年在那里召开的一场市民社会讨论会上，与会者一度要求为炒股休会一天。

桑玉成对邓正来的投入程度记忆犹新——饭局后总是回办公室工作，学生夜里两三点发来邮件，常能立即得到回复。至2011年，高研院已建起了四大讲坛、三个讲座系列、两个暑期班的活动架构，并出版学术期刊五种、学术丛书四种。

高研院的内外工作，很大程度上都有赖邓正来个人的能量。

获邀加盟的副院长纳日碧力戈从美国回来，因货物滞留找老邓“借点儿银子”，邓正来纠正，“不能说‘借’，说‘要’”，立即让太太提了厚厚几沓钱前去“救火”。这种感情维系着内部的稳定，当纳日的聘期结束、考虑挪动的时候，邓正来一句“你走了，我怎么办”就把他留住。

对外亦是如此。学者童之伟回顾了2012年两次会议前后与邓正来的多番电讯往来，直到2012年12月22日的晚餐上，已经胃出血的邓正来还端着一小杯茅台来敬童之伟，感谢他对会议的支持。在童的劝阻下，这杯酒两人都只沾了沾唇。

有学者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邓正来在1990年代的开创性和领军地位值得大书特书，但建立高研院后，缺乏实质性贡献，“还是靠个人魅力在支撑”。

大量活动本身也常遭诟病。张曙光就曾投送名为《业绩巨大，不足明显，佳境可期》的简评，指出其“战线过长、精力分散”，且“造势有余、深度不足”，会议过于频繁，常出现开会时“各人各讲一套”的现象。

张小劲认为，如今学术会议数不胜数，学者们都疲于奔命，活动质量下滑实属难免；而邓正来的团队组织能力大多和他不在一个层次，花费大量精力做基础性工作，“对他来说是伤害”。

有复旦校内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比较说，学校两年内先后引进了历史学者葛兆光和邓正来，创办了相似的研究机构，同在光华楼28层，葛在西主楼、邓在东主楼。前者与多所世界级高校建立了稳定的合作关系，后者则显得热闹有余、后继乏力。

一位复旦校方人士不同意这种简单的比较：“两个人性格完全不一样，葛兆光非常低调、仔细，一起吃饭时，这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邓正来来了，一块吃饭，大家还不太熟悉，当时的王生洪校长比较温和，问他，我们喝点什么酒啊？他马上高声回答，‘五粮液！’”

上述人士认为，性格不同，导致研究院风格也大相径庭，体现在学术上，葛的规划更有持续发展性，邓的工作则令学生直接受益。

光华楼28楼的大教室是邓正来的“主战场”之一，很多讲座都在这里进行，在复旦的4年多时间里，邓正来陆续请到桑德尔、约瑟夫·拉兹、弗朗西斯·福山、约瑟夫·奈、汤一介、周其仁、邓晓芒等国内外一流学者来校交流，亲历者表示，常能看到有学生全天站在窗外聆听大师授道。

王铭铭等学者也认为，相比国内不少浮躁的活动，邓正来召开的学术会议还算“能讨论些真问题”。

高研院的暑期班也相当热门。桑玉成在一篇悼念文章中写道，“在如今这个时代，说有人要托人‘走后门’去听个什么讲座的，似乎也难以使人相信。然而，我还真的为这样的事情到正来那里走过多次‘后门’：我的学生，或者我的朋友的孩子，说要去听高研院的讲座，参加他们的暑期读书班，怕进不了，希望我打招呼。年轻人要学习是好事，这样的事情，我总是满口答应，正来也爽快接纳。”

然而，持续发展始终是个问题，尤其在邓正来的生命倏然而止后。一位高研院的工作人员表示，老邓的作用“无可替代”，“至今都不想去面对他已离开这个事实”。

对生前的邓正来而言，更深刻的矛盾依然在于一生纠缠他的体制。王铭铭比较了复旦与普林斯顿的高研院，认为两者有根本不同，“普林斯顿是利用自己的空间、财力来资助学者，学者获得资助倍感荣耀，而只要在作品前言里表达感谢即可；在中国体制内，高研院变成实体，招生、培养都有困难，在行政体制那么强大的情况下，很难获得自主权，高研院的资助也不如教育部的课题‘荣耀’，作品也不知道算谁的，极端的等级主义妨碍了高研院的建设。”

邓正来也不时与体制发生碰撞。消息人士透露，他曾代表复旦参与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的竞争，并被公示为中标者，有关部门却因其身份的敏感性向教育部提出异议，后者随即改变决定。

还有一次，邓正来费心张罗好了一场国际社科大会，却被临时喊停。

对于这些碰撞，邓正来全都“顾全大局”，未予声张。随着体制本身的变化，他的能量越来越多地被吸引其中，甚至开始为上海社联主编《上海学术年度报告》。知情者称，“老邓搞这个报告，搞法跟别人不太一样。比如新闻学，不是单找一个学者评估一下完事，而是设立好几个可变的模块，比如海外学者评价上海学说，他一一请人来写，再把国内学者找来上海开会等等”，将其民间能量灌注进了体制内。

然而，即使去世后，体制依然包围着这个上海生养、北方性格的汉子。高研院多位工作人员表示，接到上级通知，不能接受采访；而复旦的校长、书记也“因为出差”未能参加其遗体告别仪式。

随着邓正来离世，人们难免要对这个特别的人做一番最终评价。对于他进入体制的选择，有学者认为效果并不理想；徐友渔不完全认可，“邓正来具有民间的活力和生命力，在体制内扎扎实实地做了事。从一生而言，前半期是成就，后半期是风光；风光的东西随着岁月逐渐淡化，成就的东西却可以有很多内涵。”

张小劲认同湖南大学教授邱兴隆的挽联，其中下联称邓正来“来是正好去是正好”——“老邓在最恰当的时间，做了最恰当的事情，在没最恶化的时候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