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与中国研究》 牛津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在此次牛津大学出版社所出的“金耀基四书”中，《社会学与中国研究》这个论文集是首次问世。此书共收论文十篇，发表时间从上世纪70年代到新世纪初，在时序上恰是金耀基先生四十年的学术生涯。这篇文章（标题为编者所加，内容有删节）是金先生对本书论文所作导言，希望有助于读此书者理解金先生各篇文字的学术趣旨与用心用力所在。

《范典与社会学的发展》、《社会学的中国化》及《现代性论辩与中国社会学之定位》三文，是对社会学定性定位的论述。我三文对于社会学的本质，特别是“实证论社会学”与“理解社会学”这二个范典之特性与目标有详透的剖析，在中文的著作中，似尚未之见，希望对于有意于社会学为志业者，有所帮助，幸甚。

《社会学的中国化》一文之作是有现实背景的。自二次大战后，社会学在美国取得最大发展，随着美国国际地位的上升，美国的学术文化也影响到全世界，无可否认，在世界各地（包括发展的与开发中的社会）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美国社会学为范式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左右，出现了一个“社会学本土化”的学术性运动，其旨在摆脱美国社会学的垄断式优势，而求学术上的独立性。“社会学的中国化”是“社会学本土化”运动的一个组成。我是把“社会学的中国化”看作一个社会学知识论的议题，这涉及到社会学知识是否有普遍性的问题，当然，这就不能不探究社会学的知识特性等，也因此，此文与上文《范典与社会学的发展》有许多交叉重叠的地方。（这是要请读者谅解的）。我指出“社会学的中国化”的二个不同层次的意义。如果“社会学的中国化”是指建立一个“中国社会学”，犹如建立一个“中国物理学”，则非我所能认同。但“社会学的中国化”若是指社会学要与中国社会、文化结合，使社会学在中国生根，以及“社会学的中文化”等，则“社会学的中国化”不仅可能，而且是必然的。在这个意义下，我的社会学论述，特别是我在拙著《中国社会与文化》一书中论人情，面（脸），关系等论文，可说都是“社会学的中国化”的实践。

《现代性论辩与中国社会学之定位》一文，是我一九九八年六月二十五日为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系列讲座的讲稿。上世纪八十年代，欧美人文与社会科学界有一个“现代性”的论辩，这个论辩再次把十八世纪思想家建构“现代性”蓝图的“启蒙方案”（Enligtenment Project）提上了学术论坛。这个启蒙方案与社会学之建立关系至切。社会学之旨趣是对世界上第一个现代社会之出现的一种回应。创立社会学的几位社会学大家的社会学论述就是对现代性现象的探索。现代社会有何不同？它是如何构建形成的？什么是现代性的重要元素等等，都是社会学家关切的议题。简言之，社会学是研究西方“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大转型的历史过程。社会学作为大学的学科，到了二十世纪，已经“世界化”了。社会学是随西潮而进入中国的大学殿堂的，而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中国社会也正处于一个“现代转向”的社会大转型的历史过程中。这个大转型涉及到工业化、都市化等，以及学术、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变化，根本上，它也是中国“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大转型的历史过程。以是之故，中国社会学无可避免地是以中国的现代化及中国的现代性建构为研究对象的。我相信这应该是中国社会学的定位。

《从社会系统论分析辛亥革命》一文，是我试图用社会学家帕森斯（T. Parsons）的社会系统论来分析、诠释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之所以发生及其所以具有“革命”意义之理由。社会学对辛亥革命之阐析是必须与历史结合的，实则任何社会学的研究在一定意义上必然是“历史社会学”的研究。

《现代化与中国历史之路》一文写于一九九二年。中国现代化与中国现代性之构建是我学术生涯中的中心关注，从一九六六年的《从传统到现代》到二〇〇四年的《中国的现代转向》都是对此一主题一以贯之的论述。此文之作，实是针对当时在中国范围内（大陆与台湾），在世界范围内，一股反现代化的知识气候而发；并申论现代化是中国当有的历史之路。其实，现代化是一世界性的现象，中国现代化只是全球现代化的一个组成，因此对于赞成或反对现代化的争议必须从世界的视域来省察思考。而中国现代化的终极愿景是建构一个中国的“现代性”（也即是中国的现代的文明秩序），以此对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知识界（特别是其中的社会学者如哈贝玛斯等）对于“现代性”（或启蒙方案）的论辩就特别值得我们重视。西方知识圈所论辩的“现代性”实则只是“西方的现代性”。中国的“现代性”虽必有中国文化之性格，但也必然有与“西方现代性”相叠合的地方。我之所以用许多篇幅阐析“西方现代性”之论辩，正因相信这论辩对于建构“中国现代性”有启示与攻错的意义。

《研究中国宗教的社会学范式 ——杨庆堃眼中的中国社会宗教》一文，是我与上海复旦大学的范丽珠教授合写的。这篇文字原是范教授与我为杨庆堃教授的纪念集（英文）而写，后范教授又用中文将原文扩大充实而成此文。杨庆堃教授是费孝通先生同窗，长年在美国执教，研究中国家庭与农村卓有成就，其《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一书更是中国宗教社会学研究的典范之作，此书不止破解了长期来中国知识精英“中国无宗教”的疑惑，更正面深刻地阐明了中国宗教之特性，书中提出有别于制度性（Institutional）宗教之外的“分散性”（Diffused）宗教之概念与理论，在宗教社会学中有原创性的贡献。杨庆堃教授将宗教在中国文明中伦理秩序之建立的功能关系，讲得渊渊入微。杨氏对马克斯·韦伯的《中国宗教：儒学与道教》推崇有加，而杨氏此书在中国社会研究中之地位实可与韦伯名著媲美，隔代辉映，范丽珠教授对中国宗教社会学之研究，孜孜不倦，迭有新著问世，范教授未尝亲见杨庆堃教授，但得益于杨氏著作甚多，她并主持翻译了杨氏之书，功莫大焉。

杨庆堃先生是我学界先辈，自结识以来，对我奖掖有加。一九七〇年我之到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任教，多因先生之鼓促与推介，自此开始了我在香港长达四十年的社会学研究生涯。今以此文为本书之殿，亦所以表达我对庆堃先生之怀念于万一。